書面語與口語的源與流——文與言判 雅俗殊形

語言因交際需要而産生，它是人類交流思想、溝通感情、傳遞資訊的最重要的交際工具。語言的産生和發展伴隨著人類身體器官的進化、神經機制的完善，以及對外部世界認識的不斷進步。在不同的交際需要中，面對不同的交際內容、目的、對象、場合、方式，語言會表現出不同風格特點的表達形式。

言在文先

從發生學的角度看，語言起源於“以聲音為刺激物的、具有某種交際作用的第一信號系統的一部分”。因此，語言的表達首先是有聲的，訴諸聽覺的。當聲音與意義結合，並受制于一定的規則系統形成語言後，人們運用語言機能的行為和由此行為得到的結果，便是言語。言語就是説話，包括“説”和“話”兩部分。“説”是表達，是動作；“話”是言辭，是結果。只有先有了口“説”的動作，才可能得到“説”這一動作行為的結果“話”。故而，口頭説的話，就是口語。

口語有其特點，産生快，卻瞬息即逝；接受便捷，但無法傳于異時異地；靈活多變，然而穩定性差。為了克服口語的不足，一種記錄和保存語言的形式——文字，應運而生。

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面符號系統，具有跨越時空限制、擴大語言交際的功能。當文字産生以後，人們説的話不僅以聲音形式傳播，而且可以在視覺上得以呈現，形成文辭，即書面語。可以説，書面語是以文字的字形來表現語言的音和義。因此，在理論上，書面語是可以甚至應該能念出來並能聽得懂的。言與文應該是統一的。

文從言出

作為記錄語言的工具，文字最重要的任務便是將言語由口頭轉向筆頭。早期漢語書面語就是對漢語口語的直接記錄，或者與口語極為接近，能夠反映當時的口語面貌。在《殷墟文字乙編》中有這樣一條卜辭：“戊戌卜，永貞，今日其夕風？貞，今日不夕風？”記錄了戊戌日，一位叫“永”的卜人對“今天晚上是否起風”的占問，語氣上自然隨意，口語的意味極強。

《尚書·皋陶謨》記錄了這樣一段對話：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禹曰：“何？”

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願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採有邦。翕受敷施，九德鹹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謨，議謀也”，是臣下就國家大事為君主進行的謀劃。皋陶與堯舜同時代，該段記錄皋陶與堯討論為官“九德”，其所言即使不全是堯舜時代的口語，至少也是春秋戰國時代的整理者所模倣的前代之言，間或雜有同時期之語。因是君臣之間的正式言論，故使用的詞語、句式都極其莊重典雅。

由此推斷，中古以前，包括《論語》《孟子》《莊子》《左傳》《史記》等在內的文獻典籍，是記言之文也好，是記事、抒情、論説之文也罷；是自然隨意的表達，抑或莊重典雅的陳述，口語的所佔比例雖不盡相同，但作為交際基底性要素的語體，口語與書面語在整體的語言手段和機制上相去不遠，言、文基本一致。這一時期的書面語，近於“以文記言”。

文言分流

同為言語活動的兩種不同表現形式，口語與書面語儘管不産于同時同地，它們卻曾保持過並駕齊驅之勢。是什麼時候開始出現了分離？又是為何會有分離呢？

“死生契闊，與子成説。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詩經·邶風·擊鼓》的這一名句，後世常被人引用。且不論是抒發攜手同行、相約生死的戰友豪情，還是傾吐懷念家室、不相忘棄的人生酸楚，誰能説這位在戰場上約誓示信的軍伍之士，當時所言不是口語？到了明朝的《水滸傳》裏，宋江還有：“俺等眾頭領生死相隨，誓不相舍”的話。無可否認的是，《詩經》是文言詩集，《水滸傳》是白話小説，而這兩句意思相近的表達，為何寫在書面上卻有文、白分屬？

事實上，文言和白話是兩個相互依存的概念，無文言，也就無所謂白話，但它們並不等同於書面語和口語。受限于語言保存技術，我們現在能感知的古代漢語，都是書面上的，包括文言，也包括白話。文言是在先秦口語的基礎上形成的古代漢語書面語。先秦兩漢的典籍、六朝以後文人倣古寫出的作品都屬於文言文。白話是漢魏六朝以後，隨著語言發展變化而形成的較為接近口語的言語，偶爾也夾雜一些文言成分，較能反映語言的時代性和區域性特點。

在甲金文、《尚書》《詩經》的時代，早期書面語多是對口語的記錄，或對口語略加整理、簡省而成。此時典籍中的書面語與口語高度接近。伴隨著語言在説的過程中不斷變化，語音、詞彙、語法的發展從未停止，特別是東漢以後，佛經翻譯俗講的盛行，南北方言的交匯，使得口語的發展速度遠超書面語。加之文人書寫對文言的恪守、對古奧典雅的追求，使得正式語體的書面語與日常口語之間的距離日漸擴大。“案經藝之文，賢聖之言，鴻重優雅，難卒曉睹。世讀之者，訓古乃下。蓋賢聖之材鴻，故其文語與俗不通。”（王充《論衡·自紀篇》）文言成為“只記于文而不行于言”的書面形式，中古以後文、言逐漸脫節。

言文互達

文、言分流的情勢從東漢到清末持續了近兩千年。這種正統卻失之偏頗的言文觀導致了口語與書面語的錯位。直到“五四”時期，白話文運動提倡“我手寫我口”，要求通用的書面語使用白話，在寫作上講求平易暢達、通俗淺顯，從根本上打破了千餘年來文言作為書面語的統治地位。特別是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中提出的“八大主張”：一曰，需言之有物；二曰，不模倣古人；三曰，需講求文法；四曰，不做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爛調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成為文學創作和一般學術寫作的綱領性要求。文化精英們還提出“以口語為基本，再加上歐化語、古文、方言等分子，雜糅調和，適宜地或吝嗇地安排起來，有知識與趣味的兩重統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語文來。”“有雅致的俗語文”成為當時書面語的理想目標，並促生了新興的現代漢語書面語。

這種新型書面語，既含有大量口語成分，又不同於口語；既有很多詞語的古代用法，卻與文言有雲泥之別。它不僅受到音節和韻律的制約，還得益於詞語、句式、語法的化合與調整，形成了筆下能言、耳聽能懂的白話書面語。

同時發生變化的還有口語。現代漢語口語不等同於古白話，大量方言詞、外來詞、新詞及流行語的匯入，特殊的句式和超常規的語法、語義搭配，使得與雅正、沉穩的書面語相比，口語的表達更顯靈動自由。

就表面的聽感和觀感而言，現代漢語口語與書面語似乎涇渭分明。實際上，因語言交際中需要面對的交際距離的高低遠近和交際對象的個體群體差異，導致語言在具體使用時的風格體式不同。高低則尊卑有差，遠近則親疏有別，由此産生典麗或是俚俗的敘説，莊重或是隨意的表達。面對交際對象的眾與寡，更有正式與非正式的表達差別。這些語體風格元素在書面語與口語兩種不同的語體樣式中，進行選擇性組配。“家父”典麗、莊重，“父親”莊重、正式，“爸爸”隨意、非正式，“老漢兒”俚俗、非正式，而這些詞的出現不只限于一種語體。可見，口語與書面語參差地融入對方。

不僅如此，語體與文體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記敘文、議論文、説明文、抒情文雖都歸屬於書面語體，詩詞、散文、小説、戲劇也都寫于書面，但是其中對口語的吸收和表現也不相同。語體可以創造文體，文體的發展也豐富了語體的表達。

黃侃先生曾言：“語言以隨世而俗，文章以師古而雅。”“常語趨新，文章循舊，方圓異德，故雅俗殊形矣。”從語言的發展來看，書面語起于口語，口語也會汲取書面語的“營養”，但二者永遠不可能趨同。它們在各自的領域呈現不同的樣態，“文與言判”是語言的必然。

作者：尹潔（北京師範大學國際中文教育學院副教授）

《光明日報》（ 2023年04月09日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