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遠行、去東方、去壯遊——重走山陰故水道

日前，本報記者對浙東運河、“浙東唐詩之路”的保護和融合進展進行了調研體驗。

2008年，浙東運河成為正在申遺的“大運河”文化遺産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豐富了大運河漕運功能體系，成為東亞大陸上歷史悠久的陸路與海上交往的關鍵性實證。近年來，“浙東唐詩之路”也疊加到浙東運河上，同樣形象地描述了運河遺産地精神，更賦予這段線路以鮮明的“東方”色彩。

成為文化遺産

今日的航道已遠離了史跡。大運河申遺成功後，“大運河遺産小道”延伸到錢塘江北岸龍山閘。那時，標號為“330100-A079”的大運河遺産區界樁孤零零地立在車輛呼嘯而過的路邊，毫不起眼；而現在，這一帶已建起大片的公園，逐漸與六和塔和錢塘江大橋景區連接起來。京杭大運河的南端終點，也就成為了這裡眾多“網紅”景點中的一個小眾、專業打卡點。

跨過錢塘江，南岸就進入到文化遺産意義上的浙東運河範圍。南、北一起看，錢塘江連接了南北漕運，也使遙遠內陸通江達海。浙東運河一開始並不在關注申遺的公眾視野中，被納入到“大運河”提名地的時間較遲，甚至晚于幾乎都淹埋于泥沙之下的“隋唐大運河”。2006年迎春花開的季節，我到了杭州，和當地“運河綜保委”的同志一起去浙江大學邀請著名的歷史地理學者陳橋驛老先生，加入將在5月舉行的“京杭大運河保護與申遺”考察。這次規模宏大、深入現場、打開眼界的調研活動，也是圍繞著文化遺産保護理念進行的一次專家大匯聚和思想大交流。那時老先生已83歲，考察京杭大運河期間，留給人們的深刻印像是逢人便反覆提及“浙東運河”，發言的題目即為《南北大運河》。現在，我一到紹興或寧波，就不禁回憶、感慨一番當年陳橋驛等專家學者如何推講“浙東運河”；每近紹興的倉橋直街，就會拐進去看一眼為紀念他建立的史料陳列館。

2008年11月，浙東運河成為正在申遺的“大運河”重要組成部分，不僅豐富了漕運工程體系，也從更大空間範圍內，將“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連接起來。這時的浙東運河，不僅是古代中外物質交流的運道，也代表著文明交流的重要線路。

至此，全社會對浙東運河的認知，就完成了第一次提升與轉變。

疊加的意境

中國學者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提出了“浙東唐詩之路”的概念。在大運河申遺、成為世界遺産前後，“浙東運河”與“浙東唐詩之路”仍是相互關聯但並行發展的兩個領域。運河成為詩路重要載體，提供體驗路徑；歷史積澱的文學成就與人文精神，則為運河增添價值支撐。在此期間，世界遺産中的“文化線路”理念開始活躍發展起來。2008年，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第十六屆大會上通過了《關於文化線路的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憲章》，也促使世界各地的人們關注文化線路對當代社會帶來的影響。隨著大運河文化帶、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逐漸鋪開，浙江意識到了“詩路”顯現的獨特與良機。2019年10月1日，《浙江省詩路文化帶發展規劃》印發。於是，同樣是文化線路、同樣的地理走向和交疊發展歷程，大運河文化遺産與“浙東唐詩之路”中的主線、支線就有相當長的一段，重合疊加在一起。

應該如何理解這種“疊加”？從當代與歷史並存的景觀中，選取哪些辨識先人的意境？

“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這是東晉時的書法家王獻之對浙東風貌的評價。至今我在沿岸遇到的許多人，還能把這段文字挂在嘴邊。但緊接著，王獻之還補上一句：“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我很好奇：這裡的秋冬景觀有何不同？於是就刻意等候。2022年11月，我再次來到紹興，重走了浙東運河中的山陰故水道。

當年第一次啟程去看浙東運河前，陳橋驛老先生撕下手邊的一片紙，寫了一張“路條”，讓我去找紹興市水利局的邱志榮。他專攻水利史尤以關注山會平原和禹跡文化見長，當時正在埋頭撰寫大部頭的《浙東運河史》。從那時起，我了解浙東運河的前世今生，總是習慣多多依賴邱志榮提供的研究成果並一起進行實地勘察。

邱志榮帶著我從水路出發。沿大運河遺産河道從紹興西環城河經迎恩門出城東的都泗門，開始進入歷史上的山陰故水道。這條河道始於春秋，是最早修建的浙東運河人工水道，也成為領略浙東運河與“浙東唐詩之路”意境疊加的可信、可行路段。

浙東運河屢被讚為“古代科技寶庫”。從文化遺産的視角去體驗，人們會關注前人在河道選址上的智慧、過船技術的成就以及在應對水患、蓄放或平衡水量等水利措施上的奇妙方法。山陰故水道穿過箬簣山北麓，緊貼東湖石宕遺址。山會平原歷史上營建聚落、交通運輸乃至興建海塘和園林，無不帶有“石”的印記。在浙東運河邊行走，可以隨時看到條石砌就的縴道、石橋；石板路上，也能遇到規模不一的石亭驛站，石柱上多刻有描述遠行、耕讀的楹聯。採石形成石宕，人工雕鑿形成陡壁深潭，獨特的景觀已存留上千年。“紹興石宕是古運河一部分。”邱志榮也是紹興鑒湖研究會會長。他認為在運河邊採石早在越國時期就已出現。所以石宕景觀和石文化貫穿于兩晉、唐宋的詩路最繁盛時期。文化遺産規劃專家考證後認為：紹興城內外仍遍佈留存的古石橋。不僅工藝達到了當時的技術高峰，而且類型多樣，普遍具有“環境佈局美、結構裝飾美和橋楹詩文美”特徵，成為越文化和東方特有文化景致的重要組成。

紹興境內的許多運河已失去原有功能。我在山陰故水道上難得遇到船隻過往，處處可見午後垂釣的漁翁和忙於在水田中採摘的農人。船兒駛過，涌浪劃破靜寂的水面，驚起群群水鳥，漣漪一直延入遠遠的湖蕩。越向東走，見到的圩田和縴道舊跡就越多。現在的兩岸，生態濕地得到重點保護並開發為公園。和石宕一樣，那些江南水鄉的生態環境和具有山會平原地域特點的傳統農業景觀，自古就有並持續演化至今。

與體驗運河文化遺産的遺存、水工科技成就有所不同，“浙東唐詩之路”更需要展現人在自然山光水色中的行為方式和心路歷程。在山陰故水道上行舟，湖水、群山、山水相映的田園景色，都是詩路的構成要素和闡釋情境。秋冬時如逢夕陽西下時分，就有助於理解古人“尤難為懷”的心念——冬日的晴空比雨季清朗通透。從清晨開始，水霧就會呈現更豐富的層次，光影效果常在瞬息間變幻塑造著山林的模樣。待到夕陽金色的光芒映照著起伏層疊的山巒時，鳥兒開始歸巢，鳥鳴在曠野和竹林中形成遠近啾啾婉轉的交響。浙東自古就以富庶與山水名噪天下。即便不是文人墨客，人們穿行在富饒的田原上和大自然懷抱中，感受連綿不絕、交相輝映的景觀時，俯仰天地、感悟人生的心境油然而生。這種人文精神代代積澱，又促進了中國山水詩、中國書法藝術、佛教與道教文化以及士族文化和大禹史跡傳説都在浙東得以醞釀和興盛。

當代人如何想

“浙東唐詩之路”從錢塘江南岸經紹興城區抵達曹娥江的水路路線，幾乎都可納入大運河文化遺産地的範疇。在曹娥江邊，山陰故水道告一段落，“浙東唐詩之路”主線拐了個彎，向南進入東山地帶。

東山位於紹興市上虞區上浦鎮。周邊的青瓷和水磨年糕都很有名。我到那裏時，氣溫低，原料足，上虞年糕進入傳統的生産季節。據説當地人專用“泥鰍粳米”，還要取水質清亮的皂李湖、洪山湖水，常引得浙東運河的體驗者也會拐個彎，慕名前來。

但與青瓷不同，“年糕”歷史遠不能前溯千年，所以並未在我列出的運河與詩路疊加體驗要素清單中出現。浙東歷史上，東山遍佈東晉時謝安、王羲之、謝靈運等文人雅居足跡；後人又在詩路上來來往往，這裡也成為詩路上一處重要驛站。東山位於自運河沿岸豐富的人文景觀過渡到自然山水風貌的結合部，山林山水秀麗靜謐，田野生態悠閒旖旎，呈現出更近詩意也更貼近“東方”的審美特色——吸引我的，是當代人對歷史文化的認知和具有的人文情懷。

邱志榮引我去見了楊言榮。他説著典型的浙東普通話，嗓門大，待人熱情、真誠，體力充沛，絲毫看不出已經75歲了。

“我就是一個上虞人，很普通的本地人。”我一讓他評價他自己，他就總是重復這句話。

楊言榮18歲開始創業。這確實符合浙東人的特點。他26歲加入中國共産黨，創立的春暉集團是浙江省高新技術企業。

“産品水準有多高？”

“‘神舟’飛船上，有我們自行研發的元件。”他談及自己的企業時，話不多，但很自豪。

那天聊了許久。我們彼此談到了自己經歷的人生；但反覆切磋的，還是楊言榮提出的“擔當精神”。

“托跡山水得真趣，放懷天外極大觀”。謝安祠前留下這樣的一副楹聯。“每當自己在遇到困難和挫折的時候，就常來東山走一走，到謝安墓前看一看。”東山的人文歷史深深影響了楊言榮：“在好的時候韜光養晦，在國家和民族需要的時候那就一定挺身而出——東山文化的核心就是擔當精神。這和現代企業經營都是一樣的道理。”

“我們就是這樣一步步走過來的。”楊言榮説：“我們浙江的民營企業家，都有這樣的擔當精神。”

70歲從企業卸任後，楊言榮最終還是未曾“遠離”浙東山水和東山文化。他在東山謀劃文旅産業佈局，致力於再現謝靈運筆下的詩意家園，希望能夠創立一個具有東方美學、體現東方待客之道和傳統地方文化的國際化度假品牌。

東山只是浙東運河遺産區、“浙東唐詩之路”沿線的一個小節點，但又是全線當代人文精神和進取態度的縮影。《浙江省詩路文化帶發展規劃》中就尤其鼓勵：“要繼承弘揚歷代先哲臥薪嘗膽、勵精圖治，因勢利導、敬業治水，博學多識、精研深究，相容並蓄、經世致用，憂國憂民、為民請命等寶貴精神文化遺産。”以此提升公眾文化認知水準，塑造時代人文品格。

“感謝東山的見面，這是一段我非常難忘的暢快時光。”踏上歸途時，我依然沉浸于浙東唐詩之路上的這次交流中，隨手給楊言榮發了條微信。

“非常開心，我無保留地向你説了我的心裏話，就是把家鄉文化傳出去。”楊言榮這樣回復説。

“今天我們的暢敘，讓我感覺到夢想能夠實現”。他的後一條微信顯得信心十足。

去遠行、去東方、去壯遊

將大運河與“浙東唐詩之路”疊加在一起，將文化遺産和詩路體驗的要素和目標結合在一起，將古人的意境情懷與當代的人文傳承並列在一起，“新”在哪？

在當年中國提交的“大運河”申遺文本中，對於OUV價值第（i）項是這樣描述的：“中國大運河以其世所罕見的時間與空間尺度，證明了人類的智慧、決心與勇氣。”大運河天生就是去遠方、去感受不同文明智慧的平臺。“浙東唐詩之路”疊加之後，産生了“1+1>2”的機會，不僅凸顯了壯遊的行為模式，強化了研學、遠行者心中陶冶、追崇的家國情懷、理想尊嚴以及看待人與自然的精神境界，也以中國傳統美學思想和審美經驗，為自然景觀不斷增添新的人文價值，從而為世界各地的壯遊者展現了獨特、鮮明的“東方”。

2019年9月，浙江省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了《紹興市大運河世界文化遺産保護條例》。其中規定了一項有指導意義的原則：除大運河遺産外，沿線具有保護價值的運河聚落遺産、運河水利工程與航運設施遺産、文物遺存以及運河生態與景觀環境等大運河其他遺産要素，也可依照本條例予以保護。

“去遠行、去東方、去壯遊”期待包含的體驗要素則更寬、更廣：不僅有文化景觀和自然風貌，也含括了詩詞、書法繪畫、戲曲音樂、中醫藥、陶瓷與茶葉、絲綢與服飾甚至當地的水與酒——這帶來景觀層級和格局的變化，在我們日常熟悉的生産、生活、生態空間中，增添了新的“文態空間”。實現這些目標，意味著我們從重視遺産價值提取過渡到關注價值的闡釋，關注闡釋的視野、方法與效果。這也意味著，全社會對浙東運河的認知，正在經歷一次新的提升與轉變。

連結

浙東運河杭州蕭山-紹興段

世界遺産概念下的“浙東運河杭州蕭山-紹興段”包括如今的西興運河、紹興城內運河、紹興護城河、山陰故水道等河段，西起杭州西興的錢塘江邊，東至上虞縣東關鎮娥江邊，全長約90千米。

《人民日報海外版 》（ 2023年04月10日 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