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畫村的“覺醒時刻” 從臨摹者變成創作者

周永久（右）給油畫體驗者示範用筆。鄭子愚攝

紀錄片《中國梵谷》中，畫工趙小勇因為偶然的機會，從深圳大芬油畫村來到荷蘭的梵谷博物館，看到了自己臨摹過無數次的《向日葵》。

沉默了很久，他終於開口説，“不一樣。”

二十年來，趙小勇的工作就是臨摹梵谷。他只需不斷複製，將每一筆還原到極致，“像機器一樣”。但在真跡面前，“機器人”突然感受到疼痛。走出博物館後，他若有所失地蹲在門口的廣場上，背後是寂寥的馬路和下沉的雲。

去年年底，這部紀錄片在中國視頻網站再次走紅，趙小勇蹲在廣場上這一幕，被許多觀眾稱為“覺醒時刻”。歐洲之旅後，趙小勇決心開始做自己的作品，更讓這個故事蒙上了一層戲劇性色彩——經過一個頓悟的瞬間，臨摹者從此變成創作者。

3月30日是梵谷誕辰170週年，我們再次找到了紀錄片的兩位主角——畫工趙小勇、周永久，卻發現強大的歷史慣性仍然盤踞在這裡，改變遠沒有想像中那麼簡單。

反差

的確有許多客戶慕名而來，但表示想購買的是他畫的梵谷

《中國梵谷》帶來震撼。

趙小勇記得，紀錄片第一次在荷蘭上映時，他的手機接到一個來自阿姆斯特丹的電話。“一個中國駐荷蘭大使館的工作人員説看了這部紀錄片，流了一天的眼淚。”

紀錄片最初在歐洲、日本上映，去年又在中國視頻網站走紅，在微網志、抖音都引起了大範圍的討論。多年來，每天都有操著不同語言的人到大芬村，尋找兩位主人翁。

有的人一進來就握住趙小勇的手，還有人會緊緊抱住他流淚。從天南地北趕來的觀眾，都像是久未謀面的朋友。

看過紀錄片的人常説，最打動人的是兩位畫工的“覺醒”，是不願繼續複製別人，渴望畫出“自己的東西”。

但原創的路走得並不容易。在兩人各自的工作室，梵谷的《星空》《向日葵》複製品就放在進門處的地板上，十分顯眼。“光做原創是活不下去的。”趙小勇無奈笑道，紀錄片播出後，的確有許多客戶慕名而來，但卻表示想購買的是他畫的梵谷。

談話時，一位母親帶著16歲的女兒找到府，要跟趙小勇學畫梵谷，她女兒準備報考法國一所知名的藝術院校，篤定“梵谷風”能成為敲門磚。趙小勇擺擺手，“我這裡不提供教學體驗活動，你可以去別處看看”。

母女倆離開後，七拐八繞，又走進了周永久的工作室。女孩向周永久展示了自己畫的梵谷，周永久看了之後，停頓片刻説：“我已經在畫原創了。”

人們來到大芬村，訴説自己如何被紀錄片主人翁的“覺醒時刻”感動，但想購買或臨摹一幅梵谷複製品作為紀念，這樣的場景比比皆是。趙小勇習慣了，也欣然接受。“人總要養家糊口的，是不是？”

黃金時代

你知道那時候賣一幅畫能賺多少錢嗎？四五百塊呢，夠吃一個月了

大芬村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紀90年代初。當時，“亞洲四小龍”的勞動力成本逐步抬升，來自歐美的油畫訂單試圖尋找更便宜的勞動力市場。深圳作為銜接香港和內地的通商口岸，自然成為新一代油畫工廠最合適的選址。大量香港畫商帶著歐美的訂單涌入深圳，雇傭內地更便宜的畫工，大芬逐漸成為批量生産油畫的聚集地。

所謂的“流水線作畫”正是這一時期的産物。周永久回憶，為了趕訂單，他們將工廠的模式帶入了畫室：有人負責打一層薄底，有人負責畫眼睛，有人負責涂背景……周永久則負責最終的調整修改。這種粗糙刻板的繪畫流程成為大芬村的“特産”。他最多時帶了33個徒弟，臨摹的技藝説不上精湛，但25分鐘就能畫出一張《向日葵》。

“你知道那時候賣一幅畫能賺多少錢嗎？四五百塊呢。賣一幅畫夠你吃一個月了。”趙小勇記得，那是大芬的黃金時代，到處是從貴州、湖南、福建等地趕來打工的年輕人，他們赤裸著上身，在工作坊裏揮汗如雨。晚上一群人呼朋喚友，吃燒烤，打桌球，喝酒談天。他形容那段日子“浪漫、自由、快樂”。

2005年前後，大芬迎來了産值的巔峰。歐美市場70%的油畫來自中國，而其中的80%則來自大芬。當年，大芬村的油畫産業産值達到2.79億元。也是在這一年，攝影記者余海波來到大芬村，拍下了他們的生存狀態。在余海波的照片中，趙小勇、周永久等畫工們正在蓬頭垢面地畫畫、吃飯、睡覺，而四週的墻和天花板上密密麻麻挂滿了世界名畫。畫上聖母白皙豐腴，畫下畫工黝黑如柴。這組名為《油畫第一村——深圳大芬村》的作品獲得了2006年的荷賽獎。

好景不長，大芬的高峰停留在2008年。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接踵而至，訂單量驟然跌落，“一下就少了一半”。在2008年上半年的廣交會中，油畫生意可以用“顆粒無收”來形容，此前參會者經常能簽到總額千萬元計的訂單。一整年，趙小勇的工作室只接到了一批訂單，周永久那邊則有7名徒弟出走。一年前還高速運轉的大芬村，畫廊易主、畫工出走，一片蕭條。

許多普通畫工都曾對藝術抱有遐想，只是湧來的訂單讓人沒時間思考。此時，接不到訂單的畫工們被迫停下來，尋找新的出路。

2009年夏，周永久收到曾經的學徒從蘭州發來的一張照片，上面是一片向日葵地。他當即告訴妻子要去蘭州看向日葵，妻子覺得不可思議：大芬村附近的花店也能買到葵花，為什麼非要去蘭州看呢？

周永久直衝蘭州。他見到大片的向日葵花海，健康、茁壯。他攤開畫材，用刮刀往畫布上抹上一疊明黃色，模倣花瓣的飽滿，這也是他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寫生。

回到深圳後，他把這幅畫放在店外。時至今日，他記不清那個來問價的是哪人，也説不準當時報的價格，總之，那是個隨口一報的數字，比邊上那幅臨摹梵谷的向日葵要貴一些。

對方不假思索地買下了，周永久有些詫異：“原來自己的畫也是能賣的。”

這期間，林松典和妻子一起開了藝術沙龍風格的畫廊，挂的大多是他們的原創畫；余命高逐漸脫離油畫的畫種，成了油畫村裏為數不多畫水彩的原創人；林樹森奔赴俄羅斯知名藝術類院校列賓美術學院進修，繼而回到大芬村成為“職業”藝術家。他們成了大芬村最早嘗試原創的一批人。

對於原創，周永久給出了自己簡單直接的理解：畫面上落下的最後一筆，可以是自己的簽名。

紀錄片

一把雙刃劍，將“臨摹”“複製”的標簽牢牢釘在了大芬村身上

2011年，余海波和女兒余天琦籌拍紀錄片《中國梵谷》，找到了趙小勇、周永久等畫工。紀錄片籌拍了四五年，每隔一段時間，余海波就會回到大芬村跟拍。

2014年夏天，趙小勇熟識的客戶，一位做歐洲貿易的畫商，主動邀請趙小勇去荷蘭看真正的梵谷，“只用付個機票錢，其他全包。”當時余海波也在一旁拍攝，便鼓勵他去看看。

紀錄片團隊想過邀請周永久同去荷蘭，周永久沒答應。周永久表示，一是因為旅途自費，二是因為紀錄片想拍臨摹的畫工，可他已經走上原創6年了。

最終，趙小勇和紀錄片團隊一起踏上了前往荷蘭的旅途，而他在梵谷博物館的徬徨和覺醒，被鏡頭記錄下來，打動了許多人。紀錄片的上映，像一塊石頭投進平靜的湖面，讓逐漸被公眾淡忘的大芬村起了新波瀾。遊客和媒體蜂擁而至，梵谷的高倣畫供不應求，而趙小勇、周永久也被邀請參加多個知名國際展覽。

但同時，紀錄片也是一把雙刃劍，將“臨摹”“複製”的標簽牢牢釘在了大芬村身上。

2022年底，紀錄片《中國梵谷》在視頻網站翻紅，再次將趙小勇、周永久的名字和複製、臨摹等詞語關聯在一起。周永久陷入一種矛盾，“中國梵谷”的標簽確實為他帶來了肉眼可見的經濟利益，但是這張標簽一旦被貼上就很難取下來。

他的兒子周甘雨經常在網上看到“令人氣憤的評論”，認為父親的畫還是在模倣梵谷。可周甘雨覺得，父親的向日葵是用刀刻的，質感立體，筆觸狂野，有獨特的視覺衝擊力，兩人的風格有著顯而易見的不同。

周永久工作室的座位上有一沓厚厚的文件，放在最上面的就是他為自己的向日葵申請的專利證書，十分顯眼。但他還是得不斷和到府的人聲明：“我畫的向日葵，和梵谷的不一樣。”

在趙小勇後來的原創作品中，多多少少可以看到梵谷的痕跡，比如他畫過和梵谷類似的題材，咖啡館、自畫像，構圖基本一致。他的原創畫用筆繁複鮮明，色調和背景都有梵谷的影子。

對此，趙小勇承認，畫了幾十年，和梵谷就像跨越時空的師徒，很難不被影響。可另一方面，他覺得不必刻意切割，“因為這已經是你人生的一部分了”。

絆住腳步

強大的歷史慣性仍然盤踞在這裡，牽扯想要創造出自己語言的人

“現在的大芬村，至少有上千人在做原創。”周峰曾是大芬美術産業協會的名譽會長，他認為大芬村的原創不夠響亮，是因為被過去絆住了腳步。“長期臨摹的畫工，很難跳脫出來，他畫出來的形和神，還是有別人的影子在。”這樣的作品很難在藝術圈獲得權威的認可。

另一方面，要打造一個和原創藝術相契合的“有調性的地方”，大芬村的硬體顯然是個短板。“這裡都是農民房，産權問題太複雜了，要想重新規劃非常困難。”他説。

目前大芬村的企業已轉型電商，主要做家庭裝飾畫，通過工廠生産，再由電商銷售到全國各地，任何一個環節都不再需要畫工。發達的物流，數字化的進程，都使得大芬村原有的地理集聚優勢不再明顯。2023年，大芬村似乎還停留在原地，矮矮的民房，彎彎的羊腸小路，沒有太多變化。

從小在這長大的周甘雨形容，大芬村“像一個肺”，中心的美術館和廣場就是肺泡，向四週延伸的小巷則是毛細血管。在這裡，有成百上千家類似的店舖，擁擠地排列著，隨便走進一家總能看到雷同的畫作，高山、瀑布、星空、向日葵。外來者一旦鑽進去，就分不清南北。

大芬美術館是後來新建的，有著簡潔流暢的白色外觀，與周圍的“握手樓”格格不入。那裏正在舉辦莫蘭迪的展覽，吸引了不少外來遊客，卻鮮少有村民去參觀。周永久表示，“村民不給免費和優惠。”到了晚上，村民會圍在藝術館門口的一片小空地上跳廣場舞，孩子們在旁邊追逐、玩滑板，呼嘯而來，呼嘯而去。

在大芬村，村民依然保持原有的習慣——哪位原創畫家出了賣得好的畫，就一擁而上迅速“翻稿”，隔幾天同樣的畫就會出現在附近的店舖裏。周永久的畫也被抄過。“街坊鄰居的，一眼就能看出來出自哪個人之手。”兒子周甘雨一旦發現，就會到府警告對方儘快下架。平時經常有人到店裏偷拍作品細節，他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

這裡經常出現毫無技術含量的“低價競爭”。周甘雨記得，父親有一幅售價2000元左右的畫賣得不錯，而在其他的店舖，相似的畫作會被壓價至599元、399元，有人還會當著周甘雨的面“截胡”他的客戶，“這邊更便宜”。

強大的歷史慣性仍然盤踞在這裡，牽扯著每一個想要創造出自己語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