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考古新發現：尋古探源 聆聽文明回聲

山東臨淄趙家徐姚遺址出土的部分陶塑 國家文物局供圖

碧村遺址東門址 國家文物局供圖

湖北十堰學堂梁子遺址：

實證我國百萬年的人類演化史

學堂梁子遺址位於湖北省十堰市鄖陽區，是一處舊石器時代早期大型曠野遺址。

2022年，這裡出土了一具較為完整的古人類頭骨化石——“鄖縣人”3號頭骨化石。項目負責人陸成秋介紹，相比被擠壓變形的“鄖縣人”1號、2號頭骨，3號頭骨顴弓保存良好，沒有明顯變形，直立人形態特點十分明確，保留了該階段人類重要而稀缺的解剖學特徵，可供考古學者讀出更真實豐富的古人類資訊。

在歐亞大陸古人類近200萬年演化歷程中，“鄖縣人”處於100萬年左右這一承上啟下的關鍵節點上。“鄖縣人”3號頭骨是迄今歐亞內陸發現的同時代最為完好的古人類頭骨化石之一，證實了我國百萬年的人類演化史。

●專家點評：陳星燦（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考古研究所所長、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

這是一個世界級的發現，因為在歐亞大陸過去發現完整的人頭骨非常罕見。此外，這具頭骨是用現代科學技術手段發掘的，發現了準確的地層及共存的關係，包括石器和同層的動物遺存。這對我們了解東亞地區100萬年前的人類演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

山東臨淄趙家徐姚遺址：

發現中國最早的陶塑

趙家徐姚遺址地處海岱腹地，位於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東部，距今1.1萬年至1.5萬年，是一處舊新石器過渡階段的遺址。

項目負責人趙益超介紹，遺址發現了一處距今1.31萬至1.33萬年古人類臨時性活動營地。營地保存完整，總面積約400平方米，至少有火塘3處，呈品字形分佈。圍繞火塘發現1000余件遺物，以動物骨骼最多，其中陶片數量超過250件。該遺址是中國北方地區出土陶器年代最早的，也是國內出土早期陶片數量最多的。遺址出土的陶器胎體很薄，質地均勻，器型規整，磨光技術也很成熟，體現較高超的制陶技藝，刷新了人們對該時期陶器的認識，也為理解東亞地區陶器起源提供了重要材料。

遺址還出土100余件陶塑，可能是目前國內出土最早的陶塑，有類似心臟、耳朵形狀的，還有具有動感的人物形態的，這些不具備實用功能陶塑的出現，表現出古人精神層面的需求。

●專家點評：陳星燦（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考古研究所所長、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

徐姚遺址是我們長期以來追尋的新舊石器時代過渡階段的遺存，不僅有出土物，而且有當時人們生活的場景，填補了新舊石器時代過渡階段發現的空白。發現的陶器和中國最早的陶塑，對我們了解這個階段華北地區甚至整個東北亞地區農業、陶器的起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

山西興縣碧村遺址：

4000年前的重要關城

碧村遺址位於山西省呂梁市興縣，年代距今4200年至3700年，是晉陜大峽谷東岸發現的規模最大的一座史前石城，更是當時一座重要的關城，城內殘存面積75萬平方米。

項目負責人張光輝介紹，小玉梁地點是碧村遺址的核心區，距今三四千年前，以其為基點，聚落範圍呈現由西向東逐步擴展的趨勢，並經歷了初興、鼎盛、衰敗三個發展階段。

碧村遺址最具特色的發現是其門址系統，城門由三個石包土芯大墩臺呈“品”字形圍合而成，墩臺附近設置多個門塾和障墻，形成內外雙重甕城。人們通關進城時，需經半圓形墩臺外側夾道進入第一道甕城，迂迴前行，經過兩道甕城後，方可入城。這樣的設計不但具有良好防禦效果，也利於人群進出分流。這是目前發現史前時期保存較為完整、形制最為規整的一套門址系統，開創了後世黃河流域雙甕城的先河，也為復原這一時期城門結構提供了參考。

碧村遺址位於蘇秉琦所提出的“Y”形文化帶的重要節點上，地處西部與中原之間的關鍵要道。碧村遺址背靠黃河、面向東方，層層設卡、謹慎佈防，彰顯了濃厚防禦色彩。

●專家點評：趙輝（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

碧村與石峁文化面貌及年代是相似的。石峁遺址是大型遺址，碧村是次一級的山城，如果我們只知道大型遺址的情況，而不知道中型和小型遺址的情況，就不能完整了解當時的社會。因此碧村的發現為我們討論石峁文明提供非常有力的補充。

河南偃師二里頭都邑多網格式佈局：

裏坊制的源頭

二里頭遺址位於河南省洛陽市偃師區，遺址現存面積300萬平方米，是中國青銅時代最早具有明確規劃的大型都城。

21世紀初，遺址裏發現的“井”字形主幹道路網路，把二里頭都城劃分出多個區域，確定了大致的佈局框架，併發現宮殿區和作坊區外側均有墻垣圍護。最新的考古發現，宮城以西區域的南側圍墻和東南角也有圍墻，確證宮城和作坊區之外的其他區域外側也有圍墻。

項目負責人趙海濤介紹，在中心區新發現更多主幹道路及其兩側墻垣，並在“井”字形道路劃分的祭祀區以西網格中，發現有貴族居住的夯土建築和墓葬。這些發現揭示二里頭都城為宮城居中、顯貴拱衛、分層規劃、分區而居、區外設墻、居葬合一的多網格式佈局，這樣嚴謹、清晰、規整的佈局，暗示當時有成熟發達的規劃思想、統治制度和模式，這是二里頭進入王朝國家的最重要標誌。

●專家點評：王巍（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

二里頭都邑的格局讓我們聯想起後代漢唐時期的“裏坊”制度，可以説夏代都城的格局為後來開了先河，包括它的青銅器、玉禮器製作技術等。中華5000多年的文明到了夏代，進入王國的階段、中原王朝引領的階段。

河南安陽殷墟商王陵及周邊遺存：

“隍壕”規制的最早發現

商王陵位於安陽殷墟的西北崗，項目負責人牛世山介紹，在殷墟商王陵區及周邊，考古人員新探明王陵區有兩個東西並列的圍溝，二者相距40米，圍繞在殷商大墓及祭祀坑的週邊，東西間距大致為246米，南北236米，近正方形。

考古學者通過綜合判斷，認為兩個圍溝的時代為商代晚期，與商王陵園有明確關聯，是圍繞商王陵園的隍壕。隍壕即“兆溝”，是護墓的幹溝，起著界定與護衛墓園的作用，通常只有王陵才有。以往的考古中發現，陜西鳳翔秦雍城南的春秋時期秦公陵園在各組秦公大墓周圍都有隍壕。此次殷墟王陵區隍壕的確認，將此規制上推到了商代晚期。圍溝的發現，還改變了商王陵陵園的格局，將推動對商代陵墓制度乃至於商文化、商史的研究。

●專家點評：王巍（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

近些年，考古工作者在殷墟的佈局上下了功夫，包括發現多條主幹道。這次發現把王陵區和祭祀區用圍溝圍起來，又是一項重要成果。高等級墓葬用圍溝圍繞，這是中國古代一直沿襲到明清的一個重要制度——“兆域”。我們對殷墟的佈局有了完全不同的認識。

陜西旬邑西頭遺址：

周王朝的諸侯國“豳”

西頭遺址位於陜西省咸陽市旬邑縣張洪鎮原底社區西側約1公里西頭村，地處涇河東岸臺垣邊緣地帶，面積300萬平方米，以商周時期遺存為主體，是文獻所載的古豳之地。我們所熟悉的《詩經》中的《豳風·七月》，正是描寫古豳之人勞作的詩歌。

項目負責人豆海鋒介紹，在西頭遺址發現了西周時期的大型城址，初步判斷城址面積約80萬平方米，是目前涇河流域發現的規模最大的商周時期遺址。這一諸侯級別城邑的發現，為探索“豳”地所在及文獻所載“公劉居豳”等歷史事件提供了重要考古學線索，為研究周文化起源與發展過程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考古學基點。

西頭遺址是西周王畿邊地最大的西周聚落，在這個聚落中發現了夯土建築基址、冶銅遺存、道路及儲糧遺存等遺跡，還出土了極為罕見的“周”字陶文。以往只在周原、豐鎬等西周都邑有所發現，發掘表明西頭遺址與都邑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繫。這裡還發現了西周時期大型圍溝墓地及高等級墓葬，在其中一座“甲”字形大墓中的墓道發現大量殉人跡象，這是西周殉人最多的墓葬，為商末周初人群遷徙及周王室對涇河流域的控制方式等研究提供了十分難得的考古學材料。

●專家點評：王巍（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

陜西旬邑一帶是周人的老家，周文王早年在此活動。原來我們認為周在中原建都城後，這裡就是一般的居住區了。但這次發現了80萬平方米的城址和高等級的墓葬，所以這裡很有可能是周的諸侯國。此外高等級的墓葬裏有腰坑、殉人等殷人的葬俗，因此可能是分封之後，周人把一部分殷人從安陽遷到了這裡。

貴州貴安新區大松山墓群：

一部埋藏地下的黔中通史

大松山墓群位於貴州省貴安新區馬場鎮，墓葬時代從兩晉一直延續到宋元明時期，發展脈絡清晰，表現出從小聚集家族墓地到公共大墓地的巨大轉變。

項目負責人周必素介紹，大松山墓群是貴州已發掘規模最大、延續時間最長的一處墓地，首次建立起黔中地區兩晉至明代墓葬發展序列。其中墳壩頂墓地形成于兩晉南朝時期，宋代已經開始形成公共墓地的格局，前後持續使用近1400年。一方面，從較為穩定的隨葬品組合和埋葬方式，以及持續不變的審美情趣，如對珠飾、銅銀裝飾品一直以來的崇尚等來看，呈現出1400年以來獨特地域文化的接續傳承；另一方面，不同時期的墓葬也存在文化差異，如隨葬器物的生活用品組合呈簡化趨勢，而裝飾品卻逐漸豐富等。

墓葬出土文物主要以生活用具和裝飾品為主。其中，一些文物有中原地區、長江中下游地區、四川盆地、域外等文化因素，如南朝陳太貨六銖錢幣、來自景德鎮民窯的青花瓷等，是各地區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過程中構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生動體現。

●專家點評：霍巍（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學術院長）

中國西南地區從兩晉南北朝，一直到隋唐宋元明時期，都是各個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一個重要區域。從這個墓群出土的各類隨葬品、喪葬方式、墓地的佈局等方面，我們可以看到一幅長達1400多年的多民族和諧相處、文化交流的歷史畫卷。

吉林琿春古城村寺廟址：

中原佛教傳入高句麗、渤海國的見證

古城村寺廟址位於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琿春市三家子滿族鄉古城村東側，遺址西約100米為唐代渤海國時期城址溫特赫部城，西北約4公里為唐代渤海國都城東京八連城。

項目負責人解峰介紹，古城村1號寺始建於西元5世紀，出土佛教造像殘片2000余件、瓦件殘片8.38噸，填補了圖們江流域高句麗考古遺存發現空白。出土的“壬子年六月作”銘瓦當，為研究三燕佛教東漸高句麗提供了重要證據；所獲大量北朝晚期風格造像，則為探討中原佛教物質文化對東北邊疆地區的影響提供了重要素材。古城村2號寺是首次全面揭露的渤海國高等級佛寺，發現了舍利地宮。它為研究我國唐代高等級佛寺平面佈局、建築組合、建築結構及探討我國古代舍利瘞埋制度提供了重要材料。

古城村寺廟址包括高句麗、渤海國兩個時期的遺存，遺存面貌清晰地反映出高句麗、渤海國佛教物質文化在中原地區影響之下傳入與發展的歷史事實，為厘清高句麗、渤海國佛教物質文化關係提供了重要依據。

●專家點評：霍巍（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學術院長）

古城村寺廟址，反映了以佛教文化為代表的中原文化對該地區的影響。從出土的造像風格、題材可以看出，它是跟中原地區魏晉以來的佛教造像藝術一脈相承的。尤其在寺院佈局上，包括發掘出土的地宮遺址，都跟中原體系接受外來文明以後不斷中國化過程始終同步。這個發現對於我們了解東北地區邊疆當時的客觀情況是非常好的資料。

河南開封州橋及附近汴河遺址：

《東京夢華錄》描述的壁畫找到了

州橋位於今河南省開封市中山路與自由路交叉路口南約50米，是北宋東京城禦街與大運河（汴河段）交叉點上的標誌性建築，始建於唐代，至明末崇禎十五年被黃河洪水灌城後的泥沙淤埋。

項目彙報人周潤山介紹，宋代州橋現已不存，現存州橋為明代早期修建，是在宋代州橋橋基基礎上建造的單孔磚券石板（拱）橋。在現存明代州橋東側的汴河河道南北兩岸，保存有巨幅石雕祥瑞壁畫遺存，石壁兩側對稱，雕鐫有海馬、仙鶴、祥雲等祥瑞圖案，紋飾通高約3.3米，構成總長約30米的巨幅長卷，這和宋代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中的描述相符。作為目前國內發現的北宋時期體量最大的石刻壁畫，它從規模、題材、風格方面均代表了北宋時期石作制度的最高規格和雕刻技術的最高水準，是宋代《營造法式》中“石作制度”最好的物證。

●專家點評：霍巍（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學術院長）

遺址位於北宋東京城的禦街和大運河的汴河河段交叉點上，從城市發展的格局上講，它不僅是標誌性建築，也是一個節點，連通了北宋的汴京及大運河，對中國城市建築史、佈局史，大運河及其變遷史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證據。

溫州朔門古港遺址：

重現“海絲”千年商港的繁華

古港遺址位於浙江省溫州市鹿城區，地處溫州古城北大門“朔門”之外，南依古城，北鄰甌江，年代從北宋延續至民國時期，主體為宋元時期遺存。

項目負責人梁岩華介紹，考古發現了沉船、碼頭、木質棧道、多組幹欄式建築和古城水、陸城門等遺跡及數以10噸計的各類瓷器殘件，構成溫州古港城市、港口、航道三位一體的完整體系。

遺址出土了大量古代瓷器殘片，多呈條帶狀集中分佈，元代的龍泉窯器佔到90%以上，多數沒有使用痕跡，應為貿易瓷在儲存、轉運過程中的損耗品。溫州古港遺址中發現的碼頭、沉船、外銷瓷器殘片，立體再現了溫州千年商港的盛況，實證了溫州港是宋元以來海上貿易的重要港口，宋代碼頭、沉船、海量瓷片堆積，成為古港的核心元素，加上各類房址、棧道、浴所等，生動再現了宋元時期溫州“城腳千傢具舟楫，江心雙塔壓濤波”的繁華景象。

●專家點評：霍巍（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學術院長）

這是迄今為止海內外海絲港口最重要的一次考古發現。這個港口遺址把城市、港口包括航道標識三位一體，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補足了這一類港口遺址缺乏的關鍵性證據。溫州古港遺址具有水陸相連、江海一體的特點。

（本報記者 李韻 王笑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