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鋬銅鍋
古鐘博物館的編鐘錶演隊
羊角編鐘(左)
永樂大鐘安居大鐘樓
大鐘寺古鐘博物館就在大鐘寺,大鐘寺原名覺生寺。這座由清雍正帝下令敕建的寺廟始建於1733年,即雍正十一年,完成于雍正十二年冬,目前佔地3萬多平方米,整座寺院呈長方形,坐北朝南。眾所週知的明永樂大鐘是這裡的鎮館之寶,而覺生寺,還曾經是清朝皇家祈雨的場所之一。
永樂大鐘並非一直保存在覺生寺內,它是一個“搬遷戶”,歷經三次搬遷,那麼,這座重達46.5噸的大鍾經歷過怎樣的遷徙過程?為何會最終“定居”在覺生寺內?覺生寺的祈雨儀式又有著怎樣的前因後果?我們的種種好奇疑問在大鐘寺古鐘博物館王申老師的講解中一一得到解答。
地理環境清幽,適合清修,故建覺生寺
古鐘博物館共五進院落,清代時有東、西、中三路,現在只有中路保存完好,西路已被佔用且沒有古建築遺存,東路為後建,其中有兩處古建築。
關於寺廟始建的檔案資料,王申説目前只見到了一通敕建覺生寺碑。碑是由雍正皇帝題、翰林院編修張若靄書的。碑文裏講這個地方地理環境清幽,“長林佳茂”,適合佛家清修,於是建造了覺生寺。
覺生寺山門上的匾額書“敕建覺生寺”,歷史上一直認為是雍正所題,王申告訴我們:“近幾年的研究發現,實際上這塊匾是由康熙皇帝的第十七子,也就是雍正皇帝的弟弟果親王允禮題寫的。”順著王申手指的方向,我們看到了匾額右上角的一個橢圓形印章——“奉敕敬書”,“這表明是奉雍正皇帝命來題寫的。”而匾的左下角也分別有“果親王寶”和“自得居士”兩枚印章。
博物館裏常設有《古韻鐘聲》展。展覽遴選博物館的藏品精華,通過覺生寺的歷史沿革、中國古鐘、外國鐘鈴以及鑄造工藝的介紹,講述鐘鈴文化的精奧,期待人們關注鐘鈴背後深厚的歷史文化遺産,用真心保護,以行動傳承。
展陳設計頗具匠心,比如設在天王殿的序廳裏一口鐘都沒有,進門卻耳聞悠揚鐘聲。原來這個“鐘韻洪鳴”展廳採取的正是“未見鐘形先聞鐘聲”的設計理念。那悅耳的鐘聲便是撞擊永樂大鐘的聲音,當然,是錄音。
展廳中間地面有一幅鐵質地圖。站到正面看,可以看到是永樂大鐘鐘聲的傳播效果圖。圖下方有一行文字:“(永樂大鐘)聲聞數十里,其聲谹(hóng)谹,時遠時近,有異他鐘。”這是明代蔣一葵在《長安客話》裏對永樂大鐘聲音傳播的描述。對此王申解釋:“按照蔣一葵的描寫,在清代以永樂大鐘為中心,撞擊它發出的聲音在10公里範圍內都可以聽到,包括圓明園、頤和園、故宮這些標誌性建築。另外,我們做過測試,永樂大鐘的低頻音也非常豐富,當它敲響之後,餘音可達三分鐘之久。”
博物館裏有一支志願服務團隊,成立於1996年,團隊成員以北京在校大學生為主,自2016年起便以“谹谹之聲”命名,寓意著志願服務隊的聲音能像永樂大鐘一樣聲音宏大、清遠悠揚,將鐘鈴文化故事、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進千家萬戶。“谹谹之聲”志願服務項目還被國家文物局和中央文明辦公佈為2022年度全國博物館志願服務典型案例。
敕建覺生展廳中六鋬銅鍋背後還有著抗日故事
第二進院落,正前方是大雄寶殿,左為西配殿,右是東配殿。西配殿的敕建覺生展廳,講述了覺生寺的歷史,還有中路建築的沙盤模型。覺生寺是北京現存為數不多的中路建築保存完整的一座清代皇家寺廟。
記述寺廟建造原委的“敕建覺生寺碑”,碑上正面文字已無存,但國家圖書館保留有碑的拓片,從而使我們得以了解碑文內容。碑文除介紹寺廟始建和落成時間、地理位置選擇等,後半部還解釋了取名覺生寺的原因:“實無覺者,亦無覺之者,以無覺之覺,覺不生之生,斯朕之所謂覺生也歟。”從中也可以看出雍正對佛法的理解。
一側的展櫃裏展示著幾塊青花瓷碗底碎片,碗底中間可以清晰看到大清雍正年制的款識,四角還有“覺生常住”四個字。王申介紹説這是在覺生寺東路施工過程中出土的,應該是專門為覺生寺燒制的瓷器。
覺生寺的歷史中不缺少故事,一口六鋬(pàn)銅鍋的經歷也令人感慨。2012年的一天,大鐘寺古鐘博物館迎來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白髮蒼蒼,卻步履堅定。在參觀展廳時,他駐足在一口大銅鍋的面前,久久不肯離去。為什麼面對博物館中的無數藏品,這位老人卻獨獨青睞這樣一口大鍋呢?工作人員通過和老人攀談得知:抗日戰爭時期覺生寺內是有日本駐軍的,為了掠奪銅鐵資源,他們瞄上了這口直徑1米多寬、深60余釐米的六鋬銅鍋。
面對日軍的貪婪,大鐘寺內的體仁師父和幾個小和尚商議:日軍一旦將這口大鍋奪走,就會把它化掉,做成槍炮子彈。因此他們決定,無論如何也不能讓這口銅鍋落在日軍手中。於是在一天夜裏,趁日軍不注意,體仁師父找了幾個小和尚,一起冒著生命危險把這口銅鍋偷偷埋了起來。
1992年,大鐘寺古鐘博物館東路工程的施工過程中,人們發現了這口珍貴的六鋬銅鍋,直到這位老人出現,人們的疑惑才得以解開。原來,這位老人就是當年與體仁師父一起埋藏六鋬銅鍋的小和尚之一。工作人員在聽老人講述經過後給老人拍了照片,想過些日子再去詳細採訪,可惜的是,老人不久就去世了,而這口大鍋一直留在了展廳中。
展廳中的文獻資料、圖片和實物展品提供了很多有價值的資訊
覺生寺的另一個重要歷史事件是安置永樂大鐘。永樂大鐘是一個“搬遷戶”,目前從史料上看,它經歷過三次搬遷。
王申介紹,大鐘“出生”于鐘鼓樓附近的鑄鐘廠,查閱地圖可知,那裏至今還有鑄鐘衚同。鐘鑄好之後如何存放,目前又有兩種説法:一是大鐘被移至宮中作為法器,二是大鐘被安置在漢經廠,即今智珠寺和嵩祝寺所在地。
隨著時間的推移,永樂大鐘被漸漸遺忘,直到明萬曆朝時才重獲新生。萬曆五年,萬曆皇帝在今天的西直門外修建了萬壽寺,在三十五年將永樂大鐘移到萬壽寺,並每日安排六位僧人敲響大鐘。永樂大鐘在萬壽寺發揮了它的作用,從這時起,文人墨客描寫大鐘的詩文也陸續出現了。
天啟年間,民間出現了“帝裏白虎分不宜鳴鐘者”的説法,天啟皇帝聽聞後即命人將永樂大鐘放置於地,從此不再鳴響。
永樂大鐘最終的命運改變在雍正年。當時和碩莊親王允祿寫了一道“移鐘奏折”,上書雍正皇帝,説想在覺生寺藏經樓之後另建一樓懸挂永樂大鐘。他的理由是覺生寺在京城的乾方,在圓明園的巳方,鐘的本體屬金,而覺生寺殿宇五層,按照五行排列,最後面的藏經樓屬土,在藏經樓後另建一層安設永樂大鐘,取金土相生之意。王申告訴我們:“‘移鐘奏折’是從雍正年間的奏效檔裏找到的,證明雍正皇帝當時批准了這份奏折,但是,永樂大鐘到底是何時移到覺生寺的,確切時間還有待發掘。”
展廳中的文獻資料、圖片和實物展品非常豐富,從中可以了解到很多有價值的資訊。
乾隆至光緒年間,覺生寺都承擔著皇家祈雨的功能,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光緒皇帝都曾親自到覺生寺主持祈雨儀式,次數多達240余次。祈雨地點在哪?並不在寺廟之內。王申説:“祈雨儀式是在寺廟的西墻外舉行。光緒年間的記載中説,祈雨的地方俗稱九龍崗,因為那裏‘地稍高而土常潤,相傳為龍脊發現之地’,所以祈雨非常靈驗。”
如今九龍崗地名在地圖上已搜尋不到,而民國地圖中尚有九龍崗記載。王申據此推測,祈雨地點應在寺廟以西、現在北三環西路以北、大泥灣和小泥灣社區以東、翠宮飯店以南這樣一片廣闊的區域內,但具體位置還有待進一步考證。
覺生寺的祈雨儀式與天壇的不甚相同,是按照《大雲輪請雨經》中所示儀軌來祈雨,“祈雨儀式一般七天為一祈,如果七天還沒下雨,那就再祈七天。”
“覺生寺皇家祈雨的形式主要分三種,一種叫拈香祈雨;一種叫祭壇祈雨,就是依據經中壇法設壇祈雨;第三種則是迎請邯鄲聖井崗龍神廟鐵牌供奉祈雨。”在王申的講解中我們得知,原來發現《大雲輪請雨經》的還是乾隆皇帝,即乾隆皇帝在乾旱時節從《大藏經》中翻到《大雲輪請雨經》,於是便命人在覺生寺西邊搭祭壇祈雨,一舉應驗。
大鐘寺還有打金錢眼的活動,即向永樂大鐘頂部的鐘孔裏投擲銅錢,這在清得碩亭所著的《草珠一串》中有記載,是一首詩:“覺生寺裏大鐘懸,蛾眼青蚨意爽然。世事看來當盡買,吉祥一卜也須錢。”並注雲:遊人到此,必以錢打鐘眼,中者以為祥瑞。竟有人打數百不中,而猶打者,可笑。這樣一個民間活動被一首打油詩記錄了下來
從光緒三十一年重修大鐘樓功德匾中可以看出,清代末年大鐘寺的修繕已經要靠善男信女的捐助來進行了,可見隨著清王朝的沒落,覺生寺因為缺少皇室的經濟資助也逐漸沒落。而在民國時期的檔案中記載,在覺生寺中路正殿東配殿和東圍房被燒燬後,住持更是需要通過租賃、售賣寺屬田地賺取費用,來進行修繕了。
還有一方存放在玻璃罩中的界碑,一側刻字“東北界”,一側刻“覺生寺”,字亂且淺,那是2013年在薊門橋附近發掘出土的。“這個發現也很有意思。”王申説:“一位文物愛好者在土城遊玩時,發現地上一塊露出半截的石頭,露出地方刻有一個‘覺’字。於是將線索提供給我們工作人員,我們在與文研所工作人員對其清理髮掘後,發現寫有‘覺生寺、東北界’幾個字,證明它確實是覺生寺的界樁,但這個界樁到底是一直在那個位置還是被移到了那裏,尚不可知。”
“禮樂迴響”廳有一套曾侯乙編鐘
博物館因此組織了編鐘樂隊
大雄寶殿是禮樂迴響展廳,收藏有一套曾侯乙編鐘仿製品。那是上世紀80年代末湖北省博物館複製,在北京亞運會時贈送給大鐘寺古鐘博物館的。曾侯乙編鐘出土于1978年,這一套的仿製時間屬於最早的。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王申説現在這套編鐘主要用來演奏,所以在排列上與原件稍有不同。編鐘錶演偏移了我們的注意力,誰來表演?如何表演?何時表演?我們的一連串提問使得王申不得不笑著講起了古鐘博物館的編鐘錶演隊。“我們表演隊有五六位演奏員,都是博物館的職工。最初的想法是編鐘作為樂器,應該讓它發揮作用,所以編鐘落戶我們館後,就邀請了湖北省博物院的編鐘演奏樂隊來傳授技藝。當時我們的老職工跟著學,之後又教給了我們。”
王申介紹,疫情之前,逢到一些重要的時間節點,如博物館日、文化和自然遺産日、新年、中秋節,演奏隊都會為觀眾表演,就在這座大雄寶殿裏。“我們將在特殊的時點恢復這樣的活動。”
東配殿是“閱古鐘林”展廳,講述了中國古代鐘鈴文化從新石器時代到清代的發展史。鐘鈴起源於何時目前在學術界尚無明確定論,通過《管子》《呂氏春秋》《山海經》等文獻可知,大約出現于黃帝時期,但王申説這也只是傳説,還不能貿然定論。
東漢許慎在《説文解字》裏解釋,鐘是“樂器也,秋分之音,物種成。”那麼,最早的發聲器其實是果實成熟逐漸脫水,其內有籽,搖之而發出聲響,難道鐘鈴是由此慢慢演化而來?
展板中可以看到,《太平禦覽》中記載了先秦樂鐘類別,即鐘、镈、錞、鐲、鐃、鐸。鐃的形狀開口朝上,最早出現于商代中晚期,延續至西周初期,有單獨的鐃,還有成編列的編鐃,所以人們認為編鐃是編鐘的雛形。王申介紹説:“鐃被認為是在古代軍事活動中所使用的軍樂器,我們古代講‘擊鼓而進,鳴金收兵’,有一種説法認為,這個‘金’就是指鐃。”而镈盛行于西周晚期至戰國時期,它的使用有嚴格的等級限制,只有天子和諸侯才能使用,掌管它的人稱為镈師。
歷史進入隋唐時期,隨著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以長江為界,呈現出了南方鐘和北方鐘的差異。
北方鐘的代表是唐寶室寺鐘,鑄于唐貞觀三年,鐘整體像一隻倒扣的碗,同時鐘身上紋飾繁複,包括飛天紋、鳳鳥紋及銘文,底口呈波浪狀。龍興寺銅鐘則是南方鐘的代表。和北方鐘一做對比,便能看出它們的區別:南方鐘鐘身像水桶一樣直上直下,同時底口平齊;北方鐘底口則呈波浪狀。另外,南北方鐘的撞鐘點也不同,鐘上的撞鐘點稱為鐘月,南方鐘的鐘月與底口有一定距離,大約在鐘的腰部,而北方鐘一般在底邊突出的角上。
博物館收藏的北宋仁王院銅鐘是原件,它也是北京地區收藏最早的一口梵鐘,為北宋熙寧十年(1077年)所鑄,上世紀70年代由北京市文物工作隊撥交至大鐘寺保管,後成為大鐘寺古鐘博物館的重要藏品。
還有一口我國唯一有明確紀年的遼代鐵鐘,原件收藏在河北淶源的閣院寺內。古鐘博物館為了使觀眾全面了解我國的鐘鈴文化,也將其複製品收藏進館中。
大明弘治道鐘猛一看雜亂無章,其實蘊含著豐富的道教文化。頂部鑄滿文字,為百字聖誥,鐘體鑄有三部道教經文,其中正上方的一部為《元始天尊説北方真武妙經》,順時針讀,一共32圈。研究人員發現,“32”在道教早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數字,早期道教有32天帝,是道教天神,每一個天帝的秘諱都對應著8個雲篆符號。如果想要誦讀鐘上的這部經文,需要繞鐘32圈。鐘下部的文字被稱為“自然玉字”,共計256個,對應了32位天帝的秘諱。
旁邊的一口鐘鐘身歪斜,王申説:“這可不是挂歪了,而是此鐘有鑄造缺陷,可能是設計的時候重心沒找準,同時鑄鐘時,內外范套合時發生偏移,導致鐘壁一邊薄一邊厚,所以無論如何懸挂都是歪的。”這口鐘是明朝司禮監秉筆太監魏忠賢捐資所鑄,魏忠賢大家都比較了解了,是明代的一個大奸臣,他被崇禎皇帝賜死後,老百姓看他鑄的鐘都是歪的,就説鑄鐘如做人,為人不正,鐘也會歪。這口鐘也被博物館保存至今,同時作為一口警鐘,提示世人做人一定要堂堂正正。
每年都對大鐘鐘架進行力學監測,觀察它有無形變
終於見到永樂大鐘,它在深深的第五進院落。
永樂大鐘近300年一直懸挂在專門為其建造的大鐘樓中,樓上懸挂有“華嚴覺海”匾,為乾隆御筆題寫。大鐘樓上圓下方,蘊含著天圓地方的哲學思想。
眾所週知,永樂大鐘是明成祖朱棣下令鑄造,鐘高6.75米,直徑3.3米,重約46.5噸,鐘身內壁有佛教經咒100多種,總計23萬多字,有漢梵兩種文字組成,已有600多年曆史。但王申説永樂大鐘在官方記錄中很少現身,所以鑄鐘的原因多為後人推測。其中主要有兩種説法,一是懺悔説,主要依據乾隆所題寫的一首《大鐘歌》,説永樂皇帝發動靖難,殺了很多人,內心不安,故鑄大鐘以求懺悔;二是朱棣按照“為功大者鍾大”的祖宗成法,希望通過鑄造大鐘來宣揚自己的功績和願望。確實,在鐘身的最顯著位置鑄有朱棣的十二惟願,表明瞭他希望大明永一統的思想。
永樂大鐘名揚海外,其中“五絕”最為名聲顯赫:一絕為鑄造年代久遠;二絕為聲學特性卓越;三絕為鑄造工藝高超;四絕為懸挂結構科學;五絕為銘文數字最多。王申介紹,博物館現在每年對鐘架進行力學監測,用專業儀器做定點,觀察它有沒有形變,從每年的分析結果來看都在合理區間。今年博物館還申請了預防性保護項目,對於鐘架的受力、地下的振動感應等進行測量和計算,也監測周邊環境,包括周邊車輛、地鐵等的影響。
大鐘的懸挂梁架結構為三層重疊縱橫架構,從乾隆八年建成,近300年未曾移動過。博物館只于2018年對鐘架進行了除塵保護和回貼,這樣做的目的只為將最原狀的陳列呈現給觀眾。梁架上龍紋彩繪的瀝粉堆金也保持著原貌,從那一條條凸起的精美龍紋上可以想見它初時的華麗。
有記載説永樂大鐘“非祈雨不鳴”,但永樂大鐘是否為祈雨法器,目前從清廷檔案中找不到佐證。因為沒有永樂大鐘參與祈雨的記載,所以永樂大鐘在清代具體有什麼樣的用途,目前還是一個問號。
大鐘樓外,玉蘭含苞待放,牡丹細枝抽芽,可以想見,春天裏的覺生寺會更加生機勃勃。
本版文/本報記者 王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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