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大邑商——百年考古揭秘殷墟都城生命史

作者：何毓靈（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研究員）

考古學始終以研究古代遺址的結構與佈局為首責，小到水井、房址，大到墓地、作坊，林林總總，都是構成遺址的核心要素。每一位考古學家都曾夢想把所有要素揭示清楚，但往往事與願違，難以實現。如果加入時間與空間維度，遺址的發掘與研究就更為複雜而持久，很多大型都城遺址都是幾代考古人接續努力，才取得豐碩的成果，但新的問題又接踵而至。甲骨文的故鄉，商代晚期都城殷墟更是如此。

百年殷墟考古,試圖還原立體的殷墟都城生命史；

“衛星城”的發現，突破了傳統認知的殷墟範圍，這興許就是甲骨文、金文中的“大邑商”；

發現道路、池苑、圍溝，殷墟都邑內部結構探索有了新思路。

“兼及四鄰”探索殷墟佈局

殷墟甲骨文中，常有“大邑商”“天邑商”“中商”等記載，最早記錄“中國”二字的西周青銅器何尊的銘文中也明確提到“大邑商”。關於其確切的含義，自甲骨文發現以來，學者們就爭議不休，莫衷一是。歸納學者的觀點，我們能知曉“大邑商”“天邑商”可以泛指商王朝，也可以確指殷墟都城或王畿地區。但文獻看到的多是一個“點”或“面”，無法從多學科、多維度、多視角、全方位深入研究立體的殷墟都城生命史。

陶家營遺址出土的部分隨葬青銅器 圖片由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自1928年開始發掘以來，厘清殷墟的結構、佈局、年代與性質是歷代殷墟考古人的主要工作。20世紀二三十年代，除了宮殿與王陵發掘之外，李濟、梁思永等就曾提出“兼及四鄰”的思想，積極進行宮殿、王陵之外的探索；1950年後，配合城鄉建設進行的考古發掘工作在整個殷墟範圍內全面展開，居址、作坊、墓地等不斷發現，促使學者們開始思考都邑內部社會結構問題。學者們以殷墟不同階段的考古新發現、新認識為基礎，取得若干研究成果，比如：1979年，楊寶成、楊錫璋通過對殷墟西區近千座墓葬的研究，特別是青銅器銘文的研究指出，殷人“聚族而居、合族而葬”；1995年鄭若葵首次探討殷墟大邑商族邑佈局，提出“大凡有殷代墓群出現的地方，都可能同時是某一族邑的所在地”。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歷時二百餘年的殷墟同樣如此，它至少經歷了初建、興盛、衰落、廢棄等過程。如果把時間維度考慮在內，那麼殷墟都邑佈局動態變化又會如何呢？2008年岳洪彬等分析更多的殷墟都邑佈局元素，在肯定鄭若葵提出的族邑模式的基礎上指出，殷墟從早期的“點”不斷擴展，最終連成“面”，族邑內部（包括宮殿區）具有很多共同的文化要素，如大型取土坑、夯土建築、墓葬群、作坊、道路、灰坑、窖穴、水井等。2009年唐際根等進一步從聚落考古的角度指出，“洹河流域的商邑至少從規模上呈現明顯的一大帶眾小結構”，在對典型商邑的遺跡構成分類梳理的基礎上認為，“大邑商”係由密集分佈的諸多小型商邑構成的王都，宮殿與王陵是“大邑商”的核心，道路與水渠是不同族邑的重要連接方式。2022年嚴志斌指出殷墟“族墓地”存在問題，更是一石激起千層浪。嚴志斌結合殷墟手工業作坊居住、生産與埋葬共存的現象認為，“工、居、葬合一”的工業作坊區模式，是殷墟都城內的主要聚落形態及基層社會組織，工業作坊區在商王族（包括多子族）控制下，以超血緣關係的人群從事手工業生産活動。

從一座都城到三級聚落群

近些年，在傳統認知的洹北商城、殷墟區域之外又不斷有新的重要考古發現，特別是諸如與洹北商城同時期的陶家營環壕聚落、與殷墟大體同時期的辛店超大型鑄銅作坊遺址的發現，又促使大家追問何謂“大邑商”？解答這個世紀難題，還需以考古學為本位。

邵家棚建築遺址（局部） 圖片由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超大型都邑往往會受到更多的關注，但孤木難成林，都邑之所以能夠運轉，與相應區域內燦若星辰的中小型聚落是分不開的。採用聚落考古的理念與方法，來解決諸如何謂“大邑商”的問題，仍是有效而重要的手段與途徑。宏觀角度來講，作為都邑的殷墟與王畿內外眾多族邑、方國的關係問題，既是政治、經濟、軍事等國家治理模式的問題，也是超大型聚落與次級聚落的問題。如果把範圍縮小到一個流域，遺址間的相互關係就會更加清晰、直觀。洹北商城與殷墟所在的洹河流域曾進行過數次考古調查，其中20世紀90年代後期中美聯合調查隊進行的調查成果豐碩，洹北商城是此次調查最大的收穫。據此，唐際根等提出洹河流域“一大帶眾小”的佈局模式。

2021年發現的陶家營遺址，位於洹北商城以北約4公里，面積近20萬平方米。遺址東部圍以方形環壕，面積近10萬平方米。從勘探與發掘來看，陶家營遺址規模中等，遺址內功能分區較為明確，居址、作坊、墓地等分佈井然有序。墓葬之內隨葬的大量青銅禮器也表明該遺址的等級不低。這項重要發現，讓我們重新審視洹北商城以西約1.4公里的殷墟王陵始建年代，以及洹河南岸20世紀30年代發掘的“小屯五座墓”及“甲組基址”的年代與性質問題。二者也是長期困擾學術界的“老大難”問題。

陶家營遺址的發現也讓我們轉換了思路：與洹北商城470余萬平方米龐大的體量相比，商代中期的陶家營與小屯遺址應是洹北商城周邊的二級聚落，王陵區78M1墓葬年代表明，王陵始建年代對應洹北商城階段；安陽縣西蔣村遺址等零星的發掘也表明，規模更小的商代中期遺址同樣存在；這樣就大體形成了洹河流域商代中期三級聚落的社會結構。當然，以後隨著考古調查與發掘材料的不斷豐富，聚落層次可能會更豐富、更立體。

2016年，在距殷墟宮殿區直線距離10公里處，新發現面積達100萬平方米的辛店遺址，勘探與發掘表明，這裡是殷墟目前所知最大的青銅作坊遺址，面積達50萬平方米。青銅器銘文表明，從事青銅鑄造的家族主要是“戈”族。作坊內部呈現生産、生活與墓葬混雜在一起的佈局方式。除辛店遺址外，甚至在傳統認知的殷墟分佈區的西南、東南等很遠的地方，同樣發現規模較大、等級不低的晚商時期遺址。這些新發現雖都屬洹河流域，但基本遠離了歷次洹河流域調查時所強調的沿洹河南北兩岸的區域，表明此時人類生産、生活能力有所增強，族邑和聚落選址時，水源的重要性已有所下降。這提醒考古學家在進行聚落考古調查與勘探時，要跳出原有的慣性思維。陶家營、辛店等遺址如同殷墟不同等級的“衛星城”，它們的發現大大突破了傳統認知的殷墟範圍，也呈現出三級甚至更多的聚落結構形式，這興許就是甲骨文、金文中的“大邑商”。

但目前還有太多的未解之謎，比如辛店遺址這樣規模的二級聚落在傳統殷墟的週邊還有多少？加上三級聚落的中小型遺址，其分佈的數量與密度如何？這些不同規模的聚落內結構如何，是單一的族邑聚落，還是如嚴志斌所稱的“工、居、葬合一”模式？

殷墟都邑內部結構研究新思路

已有學者對殷墟都邑的內部結構及發展模式進行研究，只是礙于材料沒有重大突破，相關研究也很難有大的突破。但新時代以來，殷墟的一些新發現值得關注。

道路是都城佈局的框架，一方面起到溝通連接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不同功能區之間的界線。城市考古中，道路始終是重要遺跡及線索，二里頭遺址的“九宮格”式結構形制就是以道路為中心。殷墟很早就發現有道路，但直到2008年在宮殿區以南約1公里發現兩條南北向大道、一條東西向連接道，才真正開啟以探尋殷墟道路為目標的新方向。此後，在洹河南北兩岸均有針對性地進行道路的勘探與發掘，在大司空村、小司空村等地新發現數條道路。其中發現的兩條東西向道路與一條南北向道路應有交叉口，兩條東西向道路之間南北相距約500米，道路兩側多是夯土居址、灰坑、水井、祭祀坑，甚至是墓葬。聯繫到殷墟都城有大量不同族邑或工坊，這些由道路區隔出的“街區”是否與不同的族邑或工坊相對應呢？目前尚不能清楚回答，但我們相信是一種很好的研究思路，也為今後殷墟勘探與發掘指明瞭方向。最近新發現的邵家棚遺址，位於殷墟東南部，極有可能是“冊”族族邑，多排多進四合院式夯土建築、墓葬、車馬坑等，再現了族邑聚落的內部結構。在今後的勘探與發掘中，一定要高度重視其周邊區域是否有大型道路。

辛店鑄銅作坊遺址出土的簋范 圖片由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因探尋甲骨文的原因，人們最先對殷墟的宮殿區進行考古發掘，但仍有許多待解之謎。池苑的發現，極大地改變了以前對宮殿格局的認識。對“池苑”的了解始於20世紀30年代發掘的“大黃土坑”，2004年—2005年宮殿區重新調查、鑽探時，在位於甲組和乙組基址的西側、丙組基址的西北側發現池苑。池壁斜陡，中部深12米以上，內填土為黃沙土或淤土，平面呈“倒靴形”，向北與洹河相通，向南伸入宮殿區內，面積不少於4.5萬平方米。2018年—2020年再次確認了池苑的範圍與結構，面積達6萬平方米以上，最深達16米，東側的宮殿建築有水溝與之相通。由池苑與洹河圍成的“核心島”及其上的夯土建築是最重要的發現。目前對於池苑遺存的了解還十分有限，對其形制、年代、性質等都還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實際上，相較于宮殿區或其他區域，殷墟王陵區的勘探與發掘工作是最徹底的。儘管歷時二百餘年，但王陵與祭祀坑佈局規整，相互間打破與疊壓的關係極少。即便如此，仍存在一個很大的疑問：王陵區的界線在哪，是否有設施、設備來界定其範圍？同樣還有連帶的問題，即王陵如何與洹河南岸的宮殿交通往來？為了解決上述兩大問題，2021年起，對王陵及周邊進行了勘探與發掘，並確認了與王陵東西兩區對應的兩個圍溝。東圍溝（G1）圍繞在大墓和大量祭祀坑周圍，東西間距大致為246米，南北236米，溝口寬超過10米，最深3.5米。西圍溝（G2）圍繞在王陵西區的大墓周圍。兩個圍溝之上各發現缺口兩個。多重因素可知，兩個圍溝與王陵有明確關聯。王陵圍溝的發現，突破了對陵園佈局的原有認知，極大推動了商代陵園制度的研究。

從最初的“兼及四鄰”探尋殷墟佈局，到如今取得的巨大成就，近百年幾代考古人始終有意無意間圍繞“何以大邑商”這樣的“終極”命題而不懈奮鬥，時空維度下動態的殷墟也日漸明朗。但我們並不能因此認為已解決了殷墟佈局的所有問題，相反，諸多核心問題尚未解決；而且隨著老問題的解決，新問題又不斷涌現。未來很長一段時間，考古人仍會從時間到空間，從宏觀到微觀，多維度、多層次、全方面探尋“大邑商”；而以課題制為主導，大規模勘探、小規模發掘，多學科聯合攻關的精細化考古應是解決問題的利器。

本文為科技部國家重點研發計劃資助《西元前1500年至西元前1000年中華文明早期發展關鍵階段核心聚落綜合研究·黃河流域商晚期都邑綜合研究》（課題編號：2022YFF0903602）階段性成果

《光明日報》（ 2023年04月09日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