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彩文理之為物，以奇變為貴，以得真為主，得真則奇變，奇變則文彩自生，猶如潭壑溪澗未嘗準以營造法尺，而極幽深峭拔之氣，遠勝於運糧河。文章豈可以做法示人哉！天有星象，天之文也；名山大川，地之文也；風吹雲變而錦霞生，霜降落葉而秋色變。夫以星球運轉，棋列錯布，豈為吾地上人之賞鑒，而天狗牛郎，皆于無意中得之。地層伸縮，翻山倒海，豈為吾五嶽之祭祀，而太華崑崙，澎湃而來，玉女仙童，聳然環立，供吾賞覽，亦天工之落筆成趣耳。以無以出岫之寒雲，遭嶺上狂風之叱吒，豈尚能為衣裳著想，留意世人顧盼，……推而至於一切自然生物，皆有其文，皆有其美。枯藤美于右軍帖，懸岩美于猛龍碑……昔人批點左國史漢，輒喋喋驚嘆，以為文高不可及，非八股筆法所可衡量，豈知古人行文本無筆法，本無體裁，亦盡其性……其措辭取義，皆一片自然，渾渾噩噩，而奇文奧理亦皆于無意中得之。後世文人，作文章規範以自繭，筆法章法以自縛，仁義道統以自繩，是非毀譽以自戒，先斫喪其生命，桎梏其性靈……削足適履，得一條臭裹布……。《有不為齋文集·作文六訣序》。 這段描寫可謂淋漓盡致，把無意求工而自工之理説得很透徹。 書道，畫道也莫不如是，秦祖永説；“畫境當如春雲浮空，流水行地，皆出自然，乃為真筆墨，方能為山水傳神。”《歷代論畫名著彙編》第619頁。這是不言而喻的，不必多説了。 事實證明，古今中外一切經得住時間考驗的藝術作品無不符合真實自然這樣一條原則，這大概是沒人能夠否認的。《紅樓夢》是在完全自然的情況下寫出來的，他在小説一開頭就表示出一種心情：“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癡，誰解其中味。所以我這一段故事也不願世人稱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悅檢讀，只願他們當那醉余飽臥之時，或避世去愁之際，把此一玩……”這種態度倒可以使他的心理完全放鬆。《水滸傳》也是這樣寫出來的。施耐庵《水滸傳序》説：“此傳成之無名，不成無損心閒試弄，卷舒自恣”，所以他“掖寒薄醉弄柔翰，語不驚人也便休”轉引自馮友蘭《新原人》第53頁。，態度何等灑脫、自然。袁枚“最愛周櫟園之論詩曰：‘詩，以言我之性情也，故我欲為則為之，我不欲為則不為，原未嘗有人勉強之，督責之，而使之必為詩也。’是以三百篇稱心而言，不著姓名，無意于詩之傳，並無意于後人傳我之詩。嘻！此其所以為至與！今之人欲借此以見博學，則誤矣”。《隨園詩話》卷三。海甫定説：創造性的“想像得以無意識行之，而與夢中意識之性質，相去不遠。此時一像之各原質之結合，大抵在意識之閾下”。“格代同謂數年之間，彼之創造力，未嘗須臾離彼，茍欲用之則于無意識中自行活動，彼對其所作‘范爾臺爾’小説，曰余如夢中行走者，不識不知而作此小冊，後讀之而自驚”。王國維譯：《心理學概論》第197—198頁。法國文化史家福利德爾談到“拉斐爾”時説：“‘拉斐爾’並沒有什麼意向和目的，他的作品一目了然。他的創作和自然一樣，是自然而然的沒有目的，一棵玫瑰花就是一棵玫瑰花，一點也不多，一點也不少。一隻夜鶯就是一隻夜鶯，一點也不代表什麼。我們無須往深處去探求。”《現代文化史》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四年版第260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