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活動的這種非目的性，在對兒童進行識記實驗中也得到了有力的證明。蘇聯心理學家曾經用歸類方法作為識記圖片的手段對兒童進行識記實驗。實驗結果表明，這樣做會給被試者造成極大困難。“因為作為認識活動的歸類方法本身就需要他們的緊張的智力積極性，特意的內心努力。因此，歸類方法完全吸引了被試者的注意，排斥和抑制了記憶任務。如果在被試者把圖片分放到各類中時提醒他們必須進行識記，通常就會使他們在一些時間內停止分放圖片，又重新反覆地審視圖片而力求分別識記住各張圖片。被試者在整個實驗時間內的活動分成了兩部分，他們交替地執行著認識任務和記憶任務。當他們對圖片進行歸類時，就忘記了進行識記，當他們經實驗者提醒後努力進行識記時，又停止進行歸類。”《不隨意識記》科學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第240頁。因而識記效果很差。如果讓被試者把圖片歸類作為遊戲來進行，不向他們提出識記任務，這樣，對圖片識記的效果卻優於提出識記任務。《不隨意識記》科學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第240頁。因為遊戲本身是感情活動，在遊戲中被試者可以從作為識記圖片手段的歸類認識活動中解放出來而進入無拘無束的自由境界，充分體味和享受活動本身的內涵趣味，所以識記效果較好。但特定任務則使被試者處於緊張狀態，不可能對圖片採取遊戲態度，而只能採取認識態度，即有意識地進行以完成這一任務為目的的認知活動，於是遊戲乃由目的變為手段，而遊戲本身也隨之成為一種“苦役”，識記效果當然也就差了。這説明，作為情感活動的遊戲，是不能受目的、任務支配的，它只能在自發、自由、自然的狀態下進行。洛克早就説過：“兒童應學的事情，決不應該變成兒童的一種負擔，也不應該當做一種任務去加在他們身上。否則他們立刻便會討厭它，哪怕他們以前本來喜愛那件事情，或者不愛也不憎，他們對它都會感到厭惡。你可以吩咐一個兒童，叫他每天到了一定的時候就去抽陀螺，不管他高興不高興，你只要讓抽陀螺變成他的一種責任，使他每天早晚都得因此花費許多時間，照這樣子，你看他是不是不要多久就會厭倦一切的遊戲。其實，成人又何嘗不是一樣？他們自己高興去做的事情，一旦變成了他們的一種責任，他們是不是立刻就覺得厭倦，覺得忍受不住了？”《教育漫話》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第55頁。杜威在談到遊戲與工作的區別時指出，遊戲的態度比遊戲本身更重要，“遊戲的活動興趣在於活動本身，至於工作興趣在於活動完成後的結果。所以前者完全是自由的，而後者則束縛于所求的目的。”“但是興趣如果專限于結果，那就使工作變成苦役了。所謂‘苦役’（Drudgery）是對於結果的興趣不充滿于過程的工作。做苦役的人，只管所得的結果，而完全不感著做的價值。他厭惡用力，而以用力為免不掉的苦難。大家知道，這世界上有許多必做的工作是沒有內涵的興趣的。可是説兒童應該受苦役的訓練，以養成忠於職務的能力，卻大錯了。強制兒童做厭惡的工作，結果是厭惡和躲避；而不是對於職務的忠誠。”《思維與教學》第189、256頁。 從心理過程來看，藝術創作的無目的性有如兒童的遊戲，以致有一種藝術起源於遊戲説，不管這種看法是否有歷史上的正確性，但從心理學觀點看，卻不能認為毫無根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