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説來，魯迅的主張似乎是前後矛盾的，這是否涉及魯迅前後期思想的變化發展問題呢？我認為，不能這樣認識，從以上引文中可以看出，魯迅關於創作心理的非目的性的觀點，是前後一貫的，而魯迅對於創作的目的和社會效果的認識更是一開始就非常明確的。所以魯迅的觀點前後並不矛盾。只是魯迅把創作目的即創作的指導思想的考慮，和具體的創作心理過程，在實際和實踐上作了區分。前者是認識活動，後者主要是感情活動，認識與感情既對立又統一，雖密切相關，不能截然分開，但究竟不是一回事。它們各自遵循不同的規律，所以不能混同和等同。兩者的關係應是這樣：越講創作的目的和社會效果，就越要懂得，承認創作心理的非目的性，就越要尊重和遵循創作的心理活動規律；而越這樣，便越能達到創作的社會目的，取得創作的社會效果。反其道而行之，其結果也必然是適得其反。魯迅正是這樣看問題的。正因為他重視創作的社會效果，他才強調創作本身的內在規律，《阿Q正傳》的創作過程很可以説明這一點。眾所週知，魯迅創造阿Q這個形象就是“要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靈魂來”，而且，“阿Q的影象”在作者“心目中似乎確已有了好幾年”，不但創作目的明確，並且早有準備。但在具體創作的時候，阿Q的形象卻似乎脫離了作者的主觀考慮而獨立活動起來，不是它服從作者的意圖，而是作者要順從它的發展。當初有人嫌“阿Q之收局太匆促”，怪魯迅“如此隨便給他一個‘大團圓’”。魯迅解釋説：“其實‘大團圓’倒不是‘隨意’給他的；至於初寫時可曾料到，那倒確乎也是一個疑問。我仿佛記得；沒有料到，不過這也無法。”《華蓋集續編的續編·〈阿Q正傳的成因〉》。這説明，阿Q的命運，阿Q的形象發展，不是事先有意計定，精心安排的，不是出於要達到什麼目的，收到某種效果的考慮的，而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形成的。這意味著感情活動的規律在起作用，什麼感情呢？那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正是魯迅對阿Q這個人物的這種態度，在阿Q形象的運動中，潛意識地、自然而然地發揮著作用。這時，創作的指導思想，社會目的和效果的考慮，早已不是念茲在茲，而是由有意轉到無意，由自覺轉入自發，亦即在暗中潛在地發揮作用。而這種作用過程，是作者往往並不意識到的，而愈是不意識到就愈有創造性。王蒙説過：“創作之所以成為創作，不僅對於讀者是新鮮的，而且對於作者也是新鮮的，不僅能出乎讀者的意料，而且能出乎作者的意料。”這些話沒有深切體驗是説不出來的。 魯迅在強調創作的社會目的和效果的同時，也重視創作的心理規律，他反對把問題簡單化，反對創作的指導思想直接“干涉”、作用於創作的具體過程。他在逝世前不久寫的《這也是生活》一文中，非常深刻而又非常生動地闡述了他對這個問題的認識。這篇文章，主要駁斥了那種要人們吃西瓜也應該想到國恥和愛國的“左”得可愛的怪論，其觀點完全適用於藝術創作。魯迅是這樣説的： 教人當吃西瓜時，也該想到我們的土地的被割碎，像這西瓜一樣。自然這是無時無地無事而不愛國，無可訾議的，但倘使我一面這樣想，一面吃西瓜，我恐怕一定咽不下去，即使用勁咽下，也難免不能消化，在肚子裏咕咚的響它好半天。這也未必是因為我病後神經衰弱的緣故。我想：倘若用西瓜作比，講過國恥講義，卻立刻又會高高興興地把這西瓜吃下，成為血肉的營養的人，這人恐怕是有些麻木，對他無論講什麼講義，都是毫無功效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