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論證,使我們進一步懂得,意識和潛意識的界線是愈來愈模糊了,正如常態與變態,理性與非理性的界線説到最後也是模糊的一樣。從理論上説,當我們説到意識的時候,本身就已意味著潛意識的存在,而説到潛意識當然也意味著意識的存在,因為只有自覺意識者才能有潛意識,沒有自覺意識者根本談不到潛意識。正如只有理性者才談到非理性,沒有理性者根本談不到非理性。所以想把意識和潛意識作嚴格區分是不可能的。“這些界線與其説是實際地存在,毋寧説是想像地存在著;至少,我們不能夠用手指,像在地圖上指點國界一樣地把它們指出來,藝術越來越接近到它底或一界線,就越會漸次地消失它底一些本質,而獲得界線那邊的東西底本質,因此代替界線,卻出現了一片融合雙方的區域。”《別林斯基選集》第二卷第441—442頁。別林斯基的這段精闢的論述,具有普遍的意義,意識和潛意識的界線也是這樣的。
在藝術創作中,這種界線更難劃清,但是,“喜歡論述自己藝術的作家們……總是談論自己創作活動中那些有意識的,自覺運用某些技巧的部分,而無視那些……非自覺地進行的部分。他們對自己自覺的創作經驗感到榮幸,然而往往正是那些他們不願談論的部分反映或折射了他們的本質。”雷·韋勒克奧·沃倫:《文學理論》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84頁。洛斯承認:創作能力在它發展到極致時,是有意識和無意識兼而有之,……麇集于腦海(即無意識的“深淵”)中的意象所經歷的形變是無意識的,而對這些意象的控制是有意識的。同②第86頁。這種説法比較符合實際,下面不妨以一個故事為例作具體説明:
唐代有位高僧香嚴閒禪師,一天,他和另一位和尚一起登臨廬山。兩人一路談天説地,頗為投契,香嚴閒禪師發現這位同行者絕口不談國事,而他已從傳聞中得知此人是位不尋常的人物:他原名叫李忱,是憲宗皇帝的第十三個兒子,當今武宗皇帝的叔父。他放棄王公的富貴榮華,隱姓埋名,來到深山古剎,出家為僧,過著暮鼓晨鐘的生活,老禪師心想,這麼一個人物,他的內心果真斷絕一切世俗之念了嗎?
兩人走了一程又一程,峰迴路轉,著名的廬山瀑布忽然展現在眼前,自然想到李白的名句:“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這壯美奇觀的景色引得老禪師詩興大發,他忽然心生一計,説道:
“怪不得古來多少詩人來到這裡,都要歌咏瀑布,老僧才疏學淺,此時也想得兩句詩,可是下韻就接不上了……”
李忱也隨之興起,説道:“師傅既然雅興,咱倆何不聯句,師傅先吟上句,小僧來續下聯便是。”
香嚴閒於是朗吟道:“千岩萬壑不辭勞,遠看方知出處高。”
李忱玩味著豪邁的詩句,一股按捺不住的激情在胸中翻騰,也高聲吟誦道:“溪間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做波濤!”
香嚴閒禪師聽完下聯,不覺一愣,這詩句好大氣魄,再一想,不由一驚,面前這個人絕非等閒之輩,小小“溪間”怎能留得住他,他本是大海蛟龍,終究是要回歸大海,掀起萬丈波濤的呀!接著香嚴閒哈哈大笑起來,李忱很是奇怪,問道:“師傅何事大笑?”香嚴閒風趣地説:“您這兩句詩,倒使我記起白居易的兩句詩來:‘何必奔衝下山去,更添波浪向人間’,你們兩個,一個想留山上,一個要衝下山去,可叫老僧何去何從呀?”
李忱猛然省悟,剛才的詩句洩露了自己內心的隱情,他不能忘記父親憲宗皇帝是被宦官謀害的,當今武皇帝也是在腥風血雨中登上寶座。……自己很想有所作為,重振大唐江山,然而,他覺察武宗嫉忌自己的才能,為韜晦計,他才遠離朝廷,到此為僧。然而他身在山林,心懷魏闕,正像那狂瀉的瀑布,總想“歸大海”“做波濤”,這個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情,不料竟在即興吟詩之間宣泄出來。後來,李忱經“千岩萬壑不辭勞”的奮鬥,終於接替武宗登上帝位,成為歷史上的宣宗皇帝。《詩中見真情》載《文學報》1983年9月22日。
李忱即興吟詩,是有意為之,是意識活動。但其底蘊卻是無意識的,不自知的。這是意識中的無意識,是意識表現無意識,或無意識借意識來表現。所以李忱此時此刻的創作心理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是很難區分的。可以説又有意又無意,有意中有無意,無意中有有意。正是這種混茫朦朧狀態構成了他的創作心理內容,使他吟出了那樣兩句詩。沒有這種狀態,他的詩是吟不出來的,所謂“詩言志”者,其“志”大半就是在這種無意中“言”出來的。“言志”而意識到是在“言志”,恐怕就“言不由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