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興而行,盡興而返”藝術創作或感情活動能否自由的一個關鍵問題是目的性問題。我們認為藝術創作可以有目的,也可以沒有目的。這不能強求或強加,應該承認,感情的抒發或表達本身就是目的。《世説新語》中有一個頗為耐人尋味的故事: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徬徨,咏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盡興而返,何必見戴?” 任性放達,這是魏晉文人的“通病”。王子猷這種行為在一般人看來不免怪誕或變態,但在這怪誕或變態的後邊卻又大有深意在:它符合情感活動的規律,情感是自由的,不受實用目的的拘束和限制。它不喜歡循規蹈矩,它常常是在怪誕或變態形式中抒發或表達的。朋友可以造訪也可以不造訪,想造訪就造訪,不想造訪就不造訪,對情感來説,充滿希望的旅程勝於抵達目的地,旅程就是甚至高於目的地。梁啟超提倡一種“知不可而為”主義與“為而不有主義”。“知不可而為”就是做事不管有無效果、效益都要熱心去做;“為而不有”則更進一步,那便是“為勞動而勞動,為生活而生活,也可説是勞動的藝術化,生活的藝術化”,這就是“把人類計較利害的觀念變為藝術的、情感的”,從而獲得創造的自由。詳見《梁啟超哲學思想論文選》第321—322頁。如果與遊戲比較,這意思就更清楚。我們知道,遊戲就是為遊戲而遊戲,遊戲沒有另外的目的,否則就不成其為遊戲了。人類從事遊戲正體現了一個人對自身精力具有支配的自由權(不為實用)。難怪席勒説:“只有當人充分是人的時候他才遊戲,只有當人遊戲的時候他才是完全的人。”古詩説:“想到空靈筆有神,每從遊戲得天真。”(張問陶)也是這個意思。而藝術創作從心理學觀點看就是遊戲,遊戲也正是創造。康得認為就是科學活動也是遊戲:“關於科學,可以説,它實際上無非就是遊戲。這是一種嚴肅的遊戲,拿大自然的事實做遊戲,與其他一切遊戲不同的是,這種遊戲樂趣無窮。”《康得思想今論》載《哲學譯叢》1981年第5期。可見,真正的創作是無所謂目的的,這樣創作才是自由的,而愈是這樣,創作的效果就愈好。王國維在論元曲時指出:“蓋元曲之作者,其每人平均非有名位學問也,其做戲也,非有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興之所致為之,以自娛娛人。關目之拙劣,所不問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諱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顧也。彼但摹寫其胸中之感想與時代之情狀,而真摯之理與秀傑之氣時流入其間,故謂元曲為中國最自然之文學無不可也。”《王國維戲曲論集》第105頁。這是無目的創作的一個好例。這個問題,別林斯基也曾屢次談到。他指出:“詩歌在自身以外沒有目的——它本身就是目的;因此,詩的形象對於詩人不是什麼外在的、或者第二義的東西,不是手段,而是目的。”《別林斯基選集》第二卷第96頁。在談到果戈理的幽默時他説得更具體:“這幽默是平靜的,也許這樣就更容易達到目的。我得順便指出,這裡便是這一類作品的真正的道德性所在。作者在這裡不插入任何箴言,任何教訓;他只是像實際那樣描寫事物,它們究竟怎樣,他管不著,他不抱任何目的地去描寫他們,只為了享受描寫時的愉快。繼《智慧的痛苦》之後,我不知道有任何一部用俄文寫成的作品,能像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説那樣具有純潔的道德性,對世道人心發生強烈而有益的影響。啊,在這樣的道德性前面,我是隨時準備屈膝下跪的!……作品中的道德性,應該表現在作者對於道德的或不道德的目的毫無奢求這一點上面。事實比空談更為響亮,忠實地描寫精神的醜惡,比一切攻擊它的話要有力得多。然而,不要忘記:這樣的描寫,只有當它是無目的的時候,被創造出來的時候,才是忠實的。”《別林斯基選集》第二卷第195—196頁。對於這個問題,郭沫若也寫過一段很好的意見:“詩人寫出一篇詩,音樂家譜出一支曲子,畫家繪成一幅畫,都是他們情感的自然流露;如一陣春風吹過池面所生的微波,應該説沒有所謂目的。”《文藝論集》第87—8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