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興而行，盡興而返”藝術創作或感情活動能否自由的一個關鍵問題是目的性問題。我們認為藝術創作可以有目的，也可以沒有目的。這不能強求或強加，應該承認，感情的抒發或表達本身就是目的。《世説新語》中有一個頗為耐人尋味的故事：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徬徨，咏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盡興而返，何必見戴？” 任性放達，這是魏晉文人的“通病”。王子猷這種行為在一般人看來不免怪誕或變態，但在這怪誕或變態的後邊卻又大有深意在：它符合情感活動的規律，情感是自由的，不受實用目的的拘束和限制。它不喜歡循規蹈矩，它常常是在怪誕或變態形式中抒發或表達的。朋友可以造訪也可以不造訪，想造訪就造訪，不想造訪就不造訪，對情感來説，充滿希望的旅程勝於抵達目的地，旅程就是甚至高於目的地。梁啟超提倡一種“知不可而為”主義與“為而不有主義”。“知不可而為”就是做事不管有無效果、效益都要熱心去做；“為而不有”則更進一步，那便是“為勞動而勞動，為生活而生活，也可説是勞動的藝術化，生活的藝術化”，這就是“把人類計較利害的觀念變為藝術的、情感的”，從而獲得創造的自由。詳見《梁啟超哲學思想論文選》第321—322頁。如果與遊戲比較，這意思就更清楚。我們知道，遊戲就是為遊戲而遊戲，遊戲沒有另外的目的，否則就不成其為遊戲了。人類從事遊戲正體現了一個人對自身精力具有支配的自由權（不為實用）。難怪席勒説：“只有當人充分是人的時候他才遊戲，只有當人遊戲的時候他才是完全的人。”古詩説：“想到空靈筆有神，每從遊戲得天真。”（張問陶）也是這個意思。而藝術創作從心理學觀點看就是遊戲，遊戲也正是創造。康得認為就是科學活動也是遊戲：“關於科學，可以説，它實際上無非就是遊戲。這是一種嚴肅的遊戲，拿大自然的事實做遊戲，與其他一切遊戲不同的是，這種遊戲樂趣無窮。”《康得思想今論》載《哲學譯叢》1981年第5期。可見，真正的創作是無所謂目的的，這樣創作才是自由的，而愈是這樣，創作的效果就愈好。王國維在論元曲時指出：“蓋元曲之作者，其每人平均非有名位學問也，其做戲也，非有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興之所致為之，以自娛娛人。關目之拙劣，所不問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諱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顧也。彼但摹寫其胸中之感想與時代之情狀，而真摯之理與秀傑之氣時流入其間，故謂元曲為中國最自然之文學無不可也。”《王國維戲曲論集》第105頁。這是無目的創作的一個好例。這個問題，別林斯基也曾屢次談到。他指出：“詩歌在自身以外沒有目的——它本身就是目的；因此，詩的形象對於詩人不是什麼外在的、或者第二義的東西，不是手段，而是目的。”《別林斯基選集》第二卷第96頁。在談到果戈理的幽默時他説得更具體：“這幽默是平靜的，也許這樣就更容易達到目的。我得順便指出，這裡便是這一類作品的真正的道德性所在。作者在這裡不插入任何箴言，任何教訓；他只是像實際那樣描寫事物，它們究竟怎樣，他管不著，他不抱任何目的地去描寫他們，只為了享受描寫時的愉快。繼《智慧的痛苦》之後，我不知道有任何一部用俄文寫成的作品，能像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説那樣具有純潔的道德性，對世道人心發生強烈而有益的影響。啊，在這樣的道德性前面，我是隨時準備屈膝下跪的！……作品中的道德性，應該表現在作者對於道德的或不道德的目的毫無奢求這一點上面。事實比空談更為響亮，忠實地描寫精神的醜惡，比一切攻擊它的話要有力得多。然而，不要忘記：這樣的描寫，只有當它是無目的的時候，被創造出來的時候，才是忠實的。”《別林斯基選集》第二卷第195—196頁。對於這個問題，郭沫若也寫過一段很好的意見：“詩人寫出一篇詩，音樂家譜出一支曲子，畫家繪成一幅畫，都是他們情感的自然流露；如一陣春風吹過池面所生的微波，應該説沒有所謂目的。”《文藝論集》第87—88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