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作品肯定需要個人的態度，肯定需要有關個人的表達，不然任何藝術作品都不會出現。換言之，所有的藝術作品都是藝術家態度下的産物，沒有態度，就不會有藝術作品，“雙重視覺”同樣如此。但這條真理，在實際的藝術活動中往往被簡單地機械地認知，有時它近乎説好、説壞之分，這在20世紀70年代就像“擁護”或者“反對”，是一種“道德觀”的思維方式，所以大多數20世紀70年代的作品要麼是絕對歌頌，要麼是絕對反對，或白，或黑。這種兩極化的思維，實際上既不是真正地歌頌，也不是真正地反對，它的本質，還是“説後的再説”，即隨波而動。毫無疑問，兩極的思維之所以不能令人相信，就是作品的虛假性，就是“綜合統一”思維的丟失，也就是説，只為説而説，問題還是藝術的綜合性欠缺。在這個方面，抽象藝術卻顯示了自身的完美，因為它必須是“綜合統一”。所以，好的藝術必然具有“抽象”的內涵，其形式與內容的對應是智的結果。當然不是所有的抽象藝術都是好的藝術。顯然，回頭看中國的當代藝術，不少作品，有批判，但沒有話語；有表現，但沒有綜合的統一。這個方面常常被批評界視為學術缺失。造成中國當代藝術這一現象，主要原因是未能深刻的學術思辨力，意識形態的潛在性，以及普遍的社會政治環境。它是一種舊的文化情節，至少是表面化的思辨，即藝術作品必須為説而説。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們主要是説，不得不説。例如，20世紀70年代藝術家必須這樣説，而不能那樣説，要明白無誤地説。那個時期，這種説，就是一種文化立場，它是為扭曲的社會形態的説，為權利意志的説，但這種説，就是不為藝術説。 到了“開放”之後，大多數藝術家沒有了説，並自演貌似的“學院”之説。但“85”之起，有的藝術家開始説，然而，由於社會環境，很少有人聽你説，也不想讓你説，最終只能在“地下”説。不同的是，這樣的説，是為批判的説，為文化的説，也為藝術的説。但這樣的説，常常被當作“後殖民主義文化”之説，媚俗之説。毫無疑問，這種説，是社會需要之説，是藝術發展之説，它針對著那些不為藝術的説，是現代性必要的説。 藝術作品的説，肯定是必要的，藝術作品肯定要與藝術家結成必然的聯繫。在説了30多年之後，這種説，已經成了眾人之説，而且越説越大。但是今天的説，有了不同的説：為商業的説，為牟利的説，但同樣也有為藝術真正的説。但是這些説，其共同點就是，説的方式已近統一，看不到誰在真正地説。説，幾乎成了我們的習慣，一種貫性，大多數藝術家、大多數藝術作品都是一種的説。説實話，這種説，大多數藝術作品其實根本沒有説，甚至什麼也沒有説，因為如果大多數藝術作品都是同一種説，説與不説沒有什麼不一樣，所以，有人戲言：20世紀70年代為政治説，“開放”後為西方説。説的都是無為之説，説的都是與“個人的不相關”之説。 説之説，實際上已經成了一種普遍的方法論，即藝術作品必須被看到説了什麼。當下，中國藝術界有“學院”之説，有“主題”之説，有傳統之説，也有現代之説，後現代之説，當代之説。説之説，有各種不同的説：有為藝術真正地説；當然還有為權力之説，為利益之説，為謀官之説，為關係之説，為獻媚之説，為商業之説，或者別人説後的再説。藝術表現必須得説，到了21世紀初已經成了慣性之説，同一認識論之説。説之説，已經使很多藝術裝著説，為的是有説，實際上還是沒有説。時下，中國的藝術有觀念之説，有主義之説，有潮流之説，有國際之説，有市場之説，有炒作之説，這樣的説，是説還是不説？説之説，使大多數藝術都是一樣的説，這是説還不説？ 問題不在説或者不説。説之説，這不是藝術的原則。藝術在於怎麼説？有什麼不同的説？有哪種必要的説？是自己説？還是他人一樣的説？這是説的原則。説，肯定有不同的説，這是説的客觀性。有的説是真的説，有的説是令人深思的説，有的説是不忘的説，有的説是令人震驚的説，這樣的説是非要説，喚起他人的説，這樣的説會改變學術的説，也是真正的説。 我認為，表達“個人的相關”，就是藝術家在説。表達“個人的不相關”，就是藝術家不説。在説與不説之間我更傾向不説，或稱為不説之説。 我認為，不説之説，就是藝術的統一體説，作品在説，這種説，是真實的説，不是為説而説。藝術作品的説，實際上根本不是藝術內容的説，相反，形式與內容兩者間的真實結合，其統一體，是藝術真正的説。所以，不説之説，就是一個真正的統一體，是藝術的本源。藝術語言或者稱為藝術的統一體，是作品和諧之説。它是藝術作品的真正語言，也是藝術作品真正的表現。按照克羅奇的直覺觀念，藝術只有表現，只有形式，所以藝術不在內容，而且根本沒有內容，這是藝術作品最高的境界。克羅奇認為：“在藝術中，內容與形式必須清楚地區別開來，可是又不能認為它們各自都是藝術的，因為只有它們的關係才是藝術的。——也就是説，它們的統一，不是理解為抽象的、死的統一，而是整體的、活的統一，這種統一是先驗綜合的統一。”（參見克羅齊，《美學原理·美學綱要》）可見不説之説，就是藝術的認識論。不説之説，其核心就是作品的內在性，它由表及裏，由普遍到昇華，由知識到認識的顯現。康得哲學研究者鄭昕認為“文藝復興的貢獻，在人的發現與自然的發現，此二事密切聯繫著。分開説，所謂人的發現，是指人的自意識説；自然的發現，是指對自然的欣賞和研究説。此期之人與自然之合一的看法，實是一個由外向裏的運動。由分析精神的性質，去説明自然的性質（參見鄭昕，《康得學述》。”社會研究無不追求“綜合的統一”，藝術同樣如此，此也為任何學説之目標：達到情景交融的學術狀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