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漸修”與“頓悟”，體現了中國禪學與印度禪學的不同，也體現了兩國文化的區別。我認為，中國文化從秦漢起，始終關注“認”與“智”，所以大多數中國文化都包含了“認”與“智”的內容，並且強調“智”的存在，“智”的重要性，“智”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例如，《三國演》儘管敘述了很多歷史事件，但其核心要義，還是“智”的顯現，包括“智”的歷史，“智”與“非智”交合，“智”的勝出，或“非智”的失敗。又如《孫子兵法》更是強調“智”的意義，“智”對慾望的體現。甚至《易經》中的陰與陽，這肯定是“智”的概念，也是樸素的二元論，它基本具備了人對外在事物，對宇宙，對人本身的認知方法，這是智的呈現，體現了“智”的判斷力。 因此，中國禪法在中國文化的驅動下，突出“認”與“智”的結合：頓悟頓修，頓悟漸修，漸修頓悟，漸修漸悟。這使普通人昇華到智的境界，也是禪的境界。 如上所説，禪宗作為一種哲學，既是本體論和認識論，又是方法論，這與道家有共同之處。所以禪宗的思想，帶有直覺思維或審美觀照的特點。禪宗與道家思想相通之處，就是“無心，無念，不言”三個方面。禪宗又與儒學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相互發展。（參見章太炎，《國學大師説佛學》） 我認為，“無”，在禪宗中又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無”，就是産生各種方法的心情，它是一種心理狀態，也是一種認識境界，只要有了這種心情，就能形成各種有效的方法，萌發創造力，所以在禪宗中稱之為“無修之修”。這與當下提出的敬業精神有點相似，即進入神化的狀態。也與你提出的“反演法”與“唯智論”是一致的，達到你認為的自由和不受壓抑的狀態。 實際上這種自由的境界正是莊子哲學的“道”與禪宗的“心”。莊子的“道”，是宇宙的本體，是一個無限的概念。禪宗的“心”，也是一種神秘的概念。“心”是一種哲學理念，與莊子思想相通。莊子哲學主要的內容是認為自然的“無為”，即是天地萬物的生存方式。莊子與禪宗均追求無限，“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思想境界。 我認為，在認識的高層次，幾乎所有的哲學，所有的文化，探討的都是同一個問題，即如何認識自然和認識自我。一個是自然，一個是人本身，這是人類知識的全部，也是知識的主要意義。不同的是，西方文化重邏輯表述，中國文化重事實判斷，這是思維方式的不同。 禪宗不是消極的，而是積極的。禪宗注重的是如何能動地發揮自我，用智的意識去了解世界，當智獲得了頓悟，或稱為反演法的狀態，智的意義也就顯現了。所以，禪宗肯定的是人，而不是神。它認為禪，源於每個人，眾生平等，人人都有佛心，無高低貴賤之分；認為禪，一旦在生活中發揮作用，就可以活潑自然，不受慾望牽累，到處充滿生命力，可以不為現代生活的亂象迷惑，發現生活的本真，可以超越世俗之念。有了禪，心就安靜祥和，生活就有禪機。而明白了禪，就無需借助他人的經驗去領悟，因為生活裏充滿禪意和禪機，只要認識到，禪就是自然。禪與自然相通，而自然本身就是禪。禪不與自然相背，禪就是自然的本體。 禪宗的六祖慧能認為“外離相為禪，內不亂為定。外若著相，內心即亂；外若離相，心即不亂。本性自凈自定，若見諸境，心不亂者，是真定也。”（參見杜一心，《禪宗圖文百科》） 我認為，概括地説，禪，就是一種自悟：大徹大悟。它屬於思想修，或“靜慮”。當一個人有了這樣的禪，你做這些嘗試，就會享受其中所帶來的完全自由，以至沒有了壓抑。這裡就像康得認為的“先天綜合判斷”。即人有了認識，才能對外部世界作出正確的判斷。 禪宗的十六字玄旨為“不立文字，教外別轉，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參見杜一心，《禪宗圖文百科》），指的就是大徹大悟。靠個人自我的感悟，去了解自然，了解自身。而不是尋找什麼聖人的書籍，實際上也根本沒有這樣的書可以告訴一個人如何得到禪。禪，實際上就在每個人的身上。所以，十六字玄旨所傳的是一種無言的心態，一種不説。沒有任何其他的表示，但一切盡在不言中，此時無聲勝有聲。這也體現了中國文化重事實判斷的思維特性。 這種非邏輯的直接性判斷在西方文化中同樣存在。例如，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認為哲學除了説之外，也可以不説。即不説之説，讓人去體驗，為思辨之無限。它與十六字玄旨是同樣的道理。所以真正好的藝術作品也是這樣，它讓觀眾自己去思考，去領會。藝術作品有時僅僅是渠道，它為觀眾展開想像的空間，讓觀眾去尋找答案。 禪學有五種方法（參見杜一心，《禪宗圖文百科》），為不説破，人人有佛；疑：自己去想；禪機：不給暗示；行腳：自走；悟：自得。這為知識的創造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論。簡單地説，禪學的方法，就是頓悟，超度個人。但超度個人不是目標，超度社會，為禪的真正境界。這也是知識的原意，是為了走向社會，而不是為個人，但這個社會的概念也是一種禪的本真。禪的境界，同樣是為社會的發展牟利，達到知識的社會化。或者知識可以被社會認可，是有意義的知識發展。因而禪宗具有積極的社會性，也是知識社會化的顯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