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藝術這種貧民文化或者稱為大眾文化，事實上正是為權利階層、富裕階層設置了解讀藝術作品文化性的某些難題。一方面，權利階層、富裕階層在“權威”與“暴富”之時根本沒有必要的文化準備，而權力與經濟上的佔有，使他們嚮往“貴族”的生活，但在當代藝術學術點上卻很難找到這樣的現代文化。求助於藝術體制內外特殊群體的藝術作品，往往只是某種心理滿足的選擇，而不是學術的選擇；因而，在有權與有錢的“糾纏”中，對藝術作品的嚮往既是精神的需求，又是一種完全的商業行為。這種價格與價值的不等性，為中國權利階層、富裕階層在文化上的尷尬，但是權利與金錢始終是他們特殊的一面，而這個特殊的一面在中國社會一直有著極其廣泛的社會基礎。因為，世俗化的中國社會對權利、金錢、地位具有深刻的內心崇拜，這不僅僅在官僚階層，富裕階層，甚至在知識分子和最底層的民眾之間同樣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所謂的“官本位”、“致富心”實際上歷來是中國文化最重要的內容，它根植于幾乎所有人的內心，也是整個社會運轉最基本的動力。但是另一方面，過去實施的全民勞動者政策、財富國有政策，使得絕大多數人都在同一種文化上思考，同一种經濟狀態下生存。因而，開放之時擁有權力者或者富裕的人，在本質上都是“貧民”文化，“權力”與“暴富”所提升的“貴族”生活僅僅是一種物質的假像，其文化與學識絕不能與他們的物質形態相提並論，不同的是他們具有“特殊的渠道”，是財富修飾了他們“貴族”的樣式。因此，面對藝術作品，他們看到的往往是藝術作品價格的社會影響力，而這，也是他們對待藝術作品、收藏藝術作品最基本的出發點。所以在中國，藝術作品的價格越高，就越有社會影響力；藝術作品的價格越高，就越被認為是好的作品。這一點，已經成為某些藝術機構、某些藝術家推銷藝術作品的一種商業化手段。例如，21世紀初，上海某個不起眼的藝術家把自己作品的價格竟開到了一個億人民幣，誰都知道，這個藝術家要的不一定是這個價位，而是這個價位後面的社會效果，這是典型的價格決定價值的心理反應，也是大多數社會民眾、藝術收藏者對待藝術作品的基本心理。就這個意義來説，富裕階層甚至一部分權力者與藝術的關係早已經十分的密切，藝術誠然可以成為他們財富的一個部分。 最攪動市場心理活動的主要是商業投機現象，例如，股票市場、房地産市場、藝術品拍賣市場。近來由於中國房地産“新政”的出籠，投機資本進入藝術市場已經成為新的可能，但是這種現象與藝術本身沒有實質性的聯繫，它僅僅是為財富而財富。中國藝術市場的潛力巨大，將會形成中國理念的藝術商業現象，因此，中國資本與藝術的關係將會更加密切，這在整體上將會提升中國藝術的多項發展，同時也在增大商業資本自身的利益。其中，價格與價值將是核心。 價格心理，是社會普遍的文化心理。純商業行為，往往不會注重藝術作品的文化價值，但會十分注重藝術作品的商業價值。具有市場意義的作品價值，是藝術收藏的主選因素，也是認定藝術作品價值十分重要的參照物。正是這個原因，商業化藝術收藏者總是十分關注藝術品市場的價格效應，相反，對那些真正的具有很高藝術價值的作品，倒不一定十分的關注。這是絕對的商業心理與商業文化，它在藝術品市場中相當的普遍，也是藝術收藏最主要的判斷。就這個意義來説，藝術與商業觀念十分的密切，這會影響藝術作品的某些文化傾向、商業資本的某種去處，這是商業社會基本的文化內容。 顯然，藝術作品的學術價值好像總是呆在象牙塔裏，對藝術作品的解讀人們總是認為這是藝術圈內的事，大多數人對藝術的期盼只是“視覺美感”，卻無謂藝術作品本身的文化含義。正是這個原因，那些迄今仍在追求“視覺美感”的作品仍然具有相當的市場，仍然被認為是重要的藝術，並在社會層面上一直具有相當的社會空間。例如，每年體制內的展覽，主要以“視覺美感”和主題的正面性來選擇作品，它既滿足必要的“社會正面生活”，又維持“視覺美感”的延續性，因為這個理念迄今關乎到許多人的“切身利益、社會地位、學術成就”，甚至某種個人的商業化利益，這是中國特有的體制內藝術與市場社會形態的磨合。就這個意義來説，藝術不僅僅與這個群體有著密切的聯繫，而且與社會機制同樣有著密切的聯繫。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政治與藝術總有著緊密的聯繫，從70年代的政治宣傳畫、“主旋律藝術”，到現在“後期主旋律藝術”。正是這個原因，它在客觀上提升了藝術在人們心目中的位子，並使藝術始終置於某種社會意識形態之中，甚至要求藝術承擔某種必需的社會義務。例如，在中國，許多人一生都沒有去過美術館，但他們都知道《去安源》，以及某些政治宣傳畫。70年代社會與政治宣傳畫有著種種緊密的聯繫，政治宣傳畫對於個人仿佛是必要的“視覺教育”，所以70年代人們看到的政治宣傳畫決不會比現在的商業廣告少，這是特殊時期形成的特殊視覺現象，特殊政治生活推動了特殊藝術的普及，政治意識促動了藝術的社會化，它使藝術成為社會生活一個必要的部分。所以迄今人們對藝術的態度總有一種“教化標準”，其心理總不免與政治有著某種習慣性的聯繫，每年的“正式展覽”總不免必要的“選擇”。這一理念為不少追求“特殊要求”的個人找到了特殊的渠道，仿佛“歌頌式”的藝術成了“暗中的定律”。正是這個原因，70年代鋪天蓋地的政治宣傳畫，既成了那個時期政治的需要，又成了室內空間必要的藝術裝飾，迄今在中國偏遠農村仍保持著張貼宣傳畫的習慣，這是70年代的“社會文化遺産”，並成了一種生活的習俗。就這個意義來説，藝術與人的社會形態發生著緊密的聯繫，它關乎個人的社會態度，關乎個人的文化立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