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什麼不會分裂：“大一統”始終凝聚人心

隨著數千年史前文化的融合、中原文明核心的形成和夏商周中央王朝時代的凝聚，“大一統”的中國到秦朝得以從疆域和制度上實現。

與世界上其他地區的文化傳統不同，中國文化有強烈的“大一統”觀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政治的最高理想就是實現“天下一統”等觀念幾千年來深入人心。

受“大一統”觀念影響而構建的古史敘述體系，從戰國中後期開始形成的“三皇五帝”世系，塑造了中國人的歷史記憶——大家都是炎黃子孫。自秦始皇統一六國、創立秦朝後的兩千多年時間裏，只見一代又一代的王朝興替，然而“中國”卻作為中華民族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共同體始終無法分裂，“大一統”始終是凝聚人心的強大力量。

中國“大一統”思想主要包括對於中華民族祖先認同、對中華文明的心理認同、對中華民族族源認同、對以龍為主圖騰的文化認同、對國家統一的政治認同等，接受《中國報道》記者採訪的專家普遍認為，“大一統”觀念與從夏商周開始醞釀到秦漢開始的中國歷史上大一統王朝的長期政治實踐密切相關，是建立在中國文化一元論觀念和共同文化認同心理基礎之上歷經幾千年形成的。

“大一統”思想孕育産生

上古時代的中國曾經是“萬邦林立”的局面，到了夏商周時期，在宗法制與分封制的基礎上，以天子作為共主，分封天下四方的諸侯就在各自的封地內建立起了相對獨立的政權，到了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都意識到要統一起來才能發展。史學家普遍認為，“大一統”思想是春秋戰國時期我國思想家明確提出的一個重要思想命題，是對西周天子為政權之首和分封制政治體制的理論總結。 

古人藏禮于器，中國國家博物館考古院院長戴向明對《中國報道》記者表示，中國歷史上獨特的青銅禮器及其所體現的禮樂文化與文字等禮器系統“文化圈”在歷史上由二里頭文化所在的黃河中游地區不斷向外擴展，到春秋戰國時期已北達長城內外，南到廣東、福建北部，東到大海邊，西邊到甘肅、四川部分地區，覆蓋了長江和黃河流域的絕大部分地區。“青銅禮器文化圈”的形成與擴展，是中國周邊文化不斷接受中原禮樂文化大傳統及其背後的祖先崇拜信仰、宗法政治理念與制度，形成共同文化認同心理，融入華夏文化圈的表現，這是一個華夏文化認同並不斷將周邊文化納入其中的過程。

“從中國考古學的文化面貌看，春秋戰國時期的文化雖然明顯地表現出各國文化的差異性和多樣性，但這種多元是西周禮樂文化一體基礎上的多元，是某種文化同一性上的政權分立。春秋戰國數百年的多元政治並爭，也沒有破壞對文化大傳統的傳承與認同，更沒有使中國走向如同歐洲中世紀的政治格局。”戴向明表示，秦的統一也是建立在共同文化認同和大一統心理基礎之上的，這體現了中西歷史文化傳統的差異，也是中國文化延續性的體現。

周朝時實行的是分封制，周天子將國家分封給大大小小的諸侯，雖然貴為天下共主，但僅能對王畿實行有效統治。春秋戰國時期，周王室衰微，甚至發生諸侯王“問鼎中原”的事。從考古角度看，各地諸侯國的都城和貴族墓葬打破了禮儀制度，反映出當時社會從中原王朝一統天下轉變為群雄並起、相互競爭的局面，也是文化思想領域百家爭鳴、特別繁榮的時代，也成為“大一統”思想的孕育萌發時期。

老子在《道德經》中明確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這是對萬物源一、萬物歸一的最早闡述。孔子撰寫《春秋》之時，以“周禮”維繫的政治秩序被徹底打破。在這種情況下，孔子的思想中也孕育著“大一統”思想。他認為“天子”是“天下”的核心，應該“尊王”，將“政治權力”統一于天子，並實現“一匡天下”的疆域觀是明確且強烈的。《春秋》公羊學派在對《春秋》的闡釋中，第一次明確提出“大一統”概念。《公羊傳》強調的重點有三，一在於“統”，二在於“王”，三在於“一”。

維護“天子”為天下核心的政治觀、“天下統一”的疆域觀及“華夷有別”的族群觀，構成了“大一統”思想的三大基石。戴向明認為，同歐洲的“一盤散沙”相比，中國“大一統”頑強生命力正是得益於儒家“大一統”理論的提出和實施。

疆域統一與華夏整合

“一統之事，始於秦。”

秦始皇統一中國，開創了中國‘大一統’的嶄新局面，成為夏商周以來劃時代的偉大變革。西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統一六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統一多民族國家。嬴政實現了“席捲天下、併吞八荒”的雄偉壯志，完成了規模空前的疆域統一。

嬴政最終定尊號為“皇帝”，從而確立中國古代歷史上高度集權的中央封建政治體制。秦朝在全國設立郡縣，實現了郡縣制度在全國範圍內的實施，這是我國古代歷史上重大的行政治理體系變革，影響甚為深遠。與此同時，秦朝在統一疆域內實施“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中國實現了政治、經濟、文化的統一。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起源研究中心主任王震中表示，“大一統”既是一種思想觀念，亦是一種國家形態結構。其國家的形態結構與夏商西周最大的區別就在於：在全國範圍內廢除諸侯，建立起單一的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轄的郡、縣二級地方行政體制。秦朝將治理的範圍擴展至全域，並貫徹至統治基層，由行政管理所帶來的政治上的統合可減少、融化族群之間的差異，有利於集權和統一。交通、文字、貨幣和度量衡等統一措施與郡縣制一起，對此後兩千多年的大一統國家的維護髮展一直髮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有力促進“華夏區”的整合。

“大一統”在歷經秦朝和西漢初年的政治實踐後，對我國疆域的形成和治理産生了深遠影響。大一統”規模的創建和制度設計，實現了先秦諸子所主張的“定於一”的理念、“一天下”之政治文化理想，為隨後的漢朝君主所認同和繼承，歷經千餘年的發展演變，“大一統”思想成為後世一系列中原封建王朝統治者的治國理念和政治追求。

王震中認為，“大一統”與國家治理緊密關聯，它既是歷代封建王朝治理國家的一個重要理念，也是國家治理自身的重要內容。從歷朝歷代“大一統”內涵的發展演變可見，雖然不同時期內涵有所偏重，但是實現政治統一、疆域統一的含義是明確的。統一始終是歷史發展的主流，朝代更疊罔替，持續推動中國發展成統一的多民族國家。

秦統治階層將思想文化、規範禮儀和社會輿論的一致視為帝國大一統建設的重要環節。“書同文、行同倫”等文化統一政策，使得文字符號系統和傳統價值規範得以憑藉政治的統一而在整個“中國”範圍內共用；這為後世“中國”共同體的形成提供了想像的物質載體和價值本源，為大一統國家凝成具有歷史連續性的文化共同體提供了初始條件，也為古代中國形成跨地域的文化知識精英階層提供了可能，也使得中國古代形成並長期維護以“大一統”為核心的文化敘事。

“這種敘事通過對人的影響而深刻作用於國家命運。即便王朝有所更疊，新王朝也傾向於建成一個典型的中華大一統國家，哪怕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也不例外。”王震中向《中國報道》記者指出。

在經濟政策上，秦統一度量、貨幣和車軌，大大促進了商貿往來之便利，加大了商旅群體在不同地域之間的流動量，統一多元的中國市場的形成，客觀上促進了不同地域的物質交換和文化交流，為中原居民觀念中的“中國”共同體建構提供了豐富切實的物質內容。

秦始皇重視馳道交通的建設，其初衷是為利郡縣巡行之便，以提升中央權力對郡縣地方的轄制能力。從文化傳播的角度看，四通八達的馳道為當時以及後世中國各地之民風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提供了現實的傳播渠道。

秦還曾大行移民政策，“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客觀上促成了中國歷史上人口風俗的一次大遷移和大融合。大規模的人口遷徙，必須依賴交通運輸的發達和便利，秦的馳道建設在中國文化的交流融合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媒介渠道作用。

此外，秦朝在北逐匈奴的基礎上，連接原來秦國、趙國和燕國的長城，構建“秦長城”，實現了長城內的“中國”與長城以北的匈奴的隔離。這對此後中國歷史發展的影響也是深遠的。

王震中認為，雖然秦朝國運短暫，但其實現“大一統”的思想已深入人心，成為我國歷史上有雄心有抱負的政治家們的政治追求和治國理念。自秦代以後，中國實現了對超大規模國家的有效治理，被打破後仍能持續重建，成為世界政治史上的奇跡。在世界歷史中，中國古代大一統王朝獨樹一幟，自秦漢至晚清的大一統國家形態是中國歷史上最持久、最重要的國家形態，以具有強烈中央集權和科層制色彩的國家形態在歷史上長期存在。

大一統國家形態深刻塑造著當代中國的領土空間、族群結構、價值觀念和治理模式，為當代中國的國家治理提供了相當豐富的歷史遺産。

“華夷”互動促進中華民族形成

作為“大一統”思想的內涵之一，關於“華夷”的爭論一直存在，但以文化認同而不以血緣差別界定居民的身份，是中華民族“大一統”一個很重要的基礎。

中國社科院大學教授李大龍對《中國報道》記者表示，從歷史事實看，我國古代“華夷”是按文化習俗區分，且“華夷”之間是互動的，特別是“夷”接受“華”文化，即可以轉變為“華”。由此，所謂的“正統”並不是“華”的專權。

“‘華夷互動’是中國古代歷史發展的基本線索，更是中國疆域和中華民族形成與發展的重要動力。正是在這種互動中，中國各民族共同推動了中國歷史向前發展，促進了中華民族的形成。”李大龍説。

秦朝統一中國後“萬邦林立”的局面不復存在，一個車同軌、書同文、地同域、人同倫、器同衡的中央集權國家為“大一統”創造了制度上的保障，“華”和“夷”之間的界限就逐漸淡化。從族群融合的角度看，中國歷史上的不同族群融入華夏的過程，也是接受華夏禮樂文化大傳統、形成共同文化認同心理的過程。正如孔子所説：“夷狄用諸夏禮則諸夏之。”

比如，東南吳越地區古代人群接受禮樂文化大傳統、融入青銅禮器文化圈而成為“多元一體”華夏文化一部分的歷史過程，是這方面的典型例證。春秋時期，當吳越兩國出現于歷史舞臺上時，已自認為源自中原，即吳國來自“太伯奔吳”，越國為大禹之後。這種對中原文化的認同也終獲得中原華夏諸國的承認，即追求華夏化的吳國王室借華夏祖先“太伯”而成為“華夏”，中原華夏也由於“找到失落的祖先後裔”而接納此華夏新成員。到了秦漢以後，吳越地區完全成為華夏文化的一部分，吳越文化源自中原的觀念深入人心。

李大龍告訴《中國報道》記者，在西周時期甚至更早，王所在的“王畿”就被稱為“中國”，並形成了以周王為核心的“大一統”政治思想體系。春秋戰國時期，有“中國”身份是諸侯爭霸的有利條件，後世的“中國”也都成為諸多地方政權博弈的旗幟，為成為中華大地的“正統”王朝這一政治目的服務，這也是“中國”認同得以形成的原因。

“多民族國家中國因為中華大地上一代代政權持續認同‘中國’的存在而得以形成和發展。‘大一統’思想主導著中華大地的歷史走向，並使得追求‘天下大同’成為中華民族最高的理想境界。”李大龍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