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禮樂,是中國文化的標誌。中國自古號稱“禮義之邦”,禮樂之道為中國人確立了共同的價值理念和行為準則,中華民族也由此成為多元一體的偉大民族。了解禮樂文化,是了解中國文化,也是中國人自我理解的重要前提。民族復興需要文化自信,禮樂文明正是我們堅定文化自信的底氣。
中國網文化中國頻道特別推出“禮樂文明·傳承優秀傳統文化”欄目,闡發禮文化的內涵,揭示其精神真諦,探討如何發掘其中的精義,加以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提升大眾的文化自信與文化自覺,助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今天推出第十二篇《禮的境界在“貴和”》。
宋逸民
中國文化是崇尚“和諧”的文明體系。和諧與中和的思想觀念,可以上溯到非常遙遠的上古時期,可以説是中國文明的基因。中國文明在其發軔處,便體現了濃厚的“中”與“和”的智慧。比如《尚書》《周易》等先孔子時代的元典,都十分強調這一思想。這種“貴和”的精神,當然是先民長期生産生活實踐所緩慢形成的一種覺悟。而周代的禮樂文化對“貴和”傳統的正式成型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有子説:“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由此可見,“和”也便成為禮所追求的最高境界。禮樂,分開來看,禮尚別異,樂主和合;若禮樂合觀,其最高追求就是中和的精神與境界。《中庸》講“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就是將中和視為這樣一種最高境界。也就是説,禮別異,樂和合,禮樂相互為用,才能達到一種“和諧”的狀態。孔子自覺地倡導“和”,倡導“和而不同”的理念,嚮往“大同”的理想。我們讀《禮運》就能明白,孔子所謂“大同”,正是一種“太和”的狀態,而決非“全同”。所以説,儒家的禮樂文化其最終追求就是達到社會和諧。
那麼,禮樂文化為何要“貴和”?顯然,提倡“和諧”就是防止“混亂”,化解“衝突”。當年周公制禮作樂,就是在“小邦周”戰勝“大邑商”的勝利時刻,出於如何“敬德保民”以獲得“天命”永續的“憂患意識”下催生的。正如荀子關於“禮起于何也”的回答:防止爭亂,確立秩序。進言之,則是一種和諧的秩序。對和諧與秩序的重視,是古人認知世界、認識社會、認識人生的一種思想成果。也就是説,這一“貴和”的禮樂文化的形成,也有著更深刻的思想背景。
中國人認為,宇宙由氣組成,然後形成天地、陰陽、萬物,有了現象有了事物,就有了各自的性質,這些性質往往是相互對立的,比如陰陽、男女、美醜、善惡、是非,構成對立的雙方。這種對立,必然向相反的方向,産生張力。這種反向的張力,就是矛盾。但是矛盾如何解決?衝突如何化解?可能有人主張“以暴易暴”,但是中國智慧説:“仇必和而解”。矛盾必須通過達到“和”來解決。在求和過程中,“鬥爭”不可或缺,但並非最重要的手段,更不是目的。目的在於“和”,就是要學會“妥協”,學會“對話”,學會“讓步”,雙方在一定程度上將自我稍加節制克制,達到一種雙方都可以接受的程度,最終實現多元平衡的狀態。這種思想就是北宋大儒張載所謂:“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著名哲學家馮友蘭晚年格外重視這一思想,再三致意。他在《中國哲學史新編》的最後有這樣一段意味深長的話:“現代歷史是向著‘仇必和而解’這個方向發展的。”“人是最聰明、最有理性的動物,不會永遠走‘仇必仇到底’那樣的道路。這就是中國哲學的傳統和世界的未來。”馮先生的弟子、著名學者牟鐘鑒先生認為:“這句話可以看成馮先生的偉大遺言。”兩位先生的這幾句話值得我們深思。
儒家禮樂文化所倡導的“和”,至少包含六重維度:個體身心和泰,家庭關係和睦,人際關係和善,社會狀態和諧,國際關係和平,天人關係和順。這都是需要禮樂來實現和維繫的。
禮樂對於個人修身而言,就是追求身心和泰。近代學者謝幼偉先生説:“孔孟教人,亦首重禮。”孔子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他自幼生活在“周禮盡在”的魯國,“為兒嬉戲,陳俎豆,設禮容”,“入太廟,每事問”,成為禮樂修養極高的君子。他“溫良恭儉讓”,“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這些弟子眼中的孔子形象,正是禮樂熏陶的結果。禮樂能夠由內而外發揮修身作用,梁漱溟先生曾經呼籲:“大興禮樂教化,從人的性情根本處入手,陶養涵育一片天機活潑而和樂恬謐的心理。”
禮樂對於家庭建設而言,就是追求家庭和睦。古人一般所謂“家”是大家族,不像今天的核心小家庭,因此所謂“齊家”並不容易。家庭成員處於若干倫理關係之中,其間有親密、有情感,也有衝突、有矛盾,正所謂“清官難斷家務事”。對於家庭成員,如不注意從小予以良好的教育和規範,長大後往往難以成器,尤其是一些富貴子弟,從小養尊處優,高高在上,被過分寵愛,養成一種自私、偏執、狂妄的性格,無視規則,不懂尊重,破壞秩序,最後釀成不良後果。禮樂的功能就是明確每個家庭成員的倫理角色及其責任義務,此所謂“正名”,繼而通過各种家族禮儀活動將家庭成員團結在一起,再經由家規、家訓、家教塑造良好家風,創造和睦的家庭環境氛圍。在家既要講規矩,又要有溫度、有情義,如果家庭中的每一個人都可以各安其位,各盡其職,那麼這個家庭自然可以和睦溫暖。這就是中國人所追求的“家和萬事興”。
禮樂對於人際關係而言,就是追求人際和善。中國古代社會是倫理社會,也是熟人社會,禮樂能夠非常微妙地調節好人際關係。在現代社會,儘管陌生人的交往日漸增多,但是禮樂的功能就是讓陌生人能夠迅速建立起情感互信,發揮良好溝通交流的作用。這其中的奧秘就是禮所表達的尊重感,樂所表達的親近感使然。
禮樂對於社會而言,就是追求社會和諧。自古以來,追求平等,就是一種人類的願景。孔子強調“不患寡而患不均”“君子周急不繼富”的思想,體現了孔子為弱勢群體的一種呼籲,從而為實現社會和諧奠定基礎。“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恰恰是孔子的理想。社會是非常複雜的“群”,其間的矛盾更多更大,化解之道更難。舉其犖犖大端,無外乎法與禮兩途。而孔子認為:“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社會的治理,最經濟實惠的莫優於禮治了。歷史上所形成的“禮序”,恰是德治的外在表現,而德則是禮的內核。
禮樂對於國際關係而言,就是追求國際和平。儒家嚮往“協和萬邦”,追求“天下太平”。不僅是孔子所處的天下秩序下的列國關係,還是今天的國際秩序下的國際關係,都需要和諧。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是一種列國林立、諸侯分峙現狀,孔子提倡禮樂,也是在反對以強淩弱、以大吞小,反對極端政治,起用隱逸的賢能之人,使其各盡所能,使國與國之間達到“中和平衡”的狀態,即“天下平”。其實,今天何嘗不是如此?“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題,也符合更廣大人群的利益。因此處理國際關係便需要一種“先禮後兵”的智慧。
禮樂對於天人關係而言,就是追求天人和順。中國文化強調天人合一,強調人與自然、人與超自然的有機連續、持久和諧。在中國哲學看來,萬物休戚與共,息息相關,由己及人,由人及物,無不關聯。北宋大儒程顥《識仁篇》説:“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禮樂文化之下,包含著對自然的敬畏,對超自然力量的敬畏。
當人與自己、家庭、社群、自然等都能以禮樂處之的時候,便實現了和諧,推其極致便是“太和”的境界。在曲阜孔廟,有一座明代嘉靖年間樹立的牌坊,上刻“太和元氣”四個大字。我們都知道,孔廟的所有題刻皆是讚美孔子的,此“太和元氣”也不例外。這個“和”最能代表孔子的思想和人格,也最能體現禮樂的境界與追求。
據《近思錄·聖賢》記載,大程子評議孔子、顏子和孟子:“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並秋殺盡見。”宋儒用“元氣”來讚美孔子,並非偶然。我們知道,氣是中國哲學、中國文化的獨特範疇。西方哲學家説這個宇宙世界的起源是水,火或原子。中國哲學家則説宇宙是氣組成的。元氣就是最原始的氣,是宇宙的最根本的能量,是生命之本源,它化生萬物。
“太和”,我們更不陌生。在北京故宮有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無不突出“和”。什麼是“太和”?這個詞來源於《周易》“保合太和,乃利貞”,這是最美好的一種狀態。其實,和就是一種多元平衡的狀態。太和就是最高的和諧平衡狀態。所以用“太和元氣”來形容和讚美孔子的智慧、孔子的思想、孔子的人格,不僅是説孔子境界之高,而且其中蘊藏著最為深沉的能量。
有子在“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這句話後,接著説:“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和諧,必須通過禮樂來實現。禮樂文化內蘊著和諧的精神,也不斷地追求著和諧的境界。不論是禮所建基的仁、理、情、時,還是別、謙、讓、節等精神,以及序、中等目標指歸,最後皆歸元于“和”這一境界。禮不是造成“吃人”的枷鎖,而是通向“成人”的橋梁。如果我們嚮往美好健康新生活,追求“情理交融、美善合一”的境界,那自然離不開禮樂的滋養與熏陶。至聖先師“不學禮,無以立”的教誨,梁漱溟先生“大興禮樂教化”的呼籲,不正需要我們今天認真聆聽、篤實踐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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