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歸軒賦》與王陽明的鄉愁

作者：張學松（河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中國流寓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鄉愁是流寓賦的基本主題，但在王陽明之前的流寓賦，其鄉愁的內涵主要是對古國、故都、故土、故園的眷戀與懷念，而明代心學大師王陽明于正德十四年（1519）在贛州所寫《思歸軒賦》則別開生面，抒發了有別於傳統的別樣鄉愁。

《思歸軒賦》由王陽明在贛州府衙所構築小軒命名為“思歸”開篇，展開了門人的三段對話。首先門人説王陽明多年來奔波勞苦於兵事，不分寒暑昏朝，頭髮蕭疏，面容憔悴，勞心勞力，所換來的卻是“呶呶”“嘵嘵”的攻訐之聲。而故鄉“長谷迢迢”“窮林寥寥”，或“耕”或“樵”無所不宜。“退身以全節”“斂德以亨道”“怡神養性以遊于造物”，這不正是先生一直以來所期望的嗎，“今日之歸，又奚以思為乎”？

這段話所言，是勸王陽明退隱鄉園全身避禍。《傳習錄》説王陽明“自徵寧藩已來，天下謗議益眾”，奄豎張忠、許泰甚而給王陽明羅織了多條罪名。正因官場如此凶險，門人勸陽明歸隱鄉園“而耕”“而樵”以避禍全身，自得人生之樂。

接著門人又説王陽明之思歸猶如孔子在陳之懷歸，“吾黨之小子，其狂且簡，倀悵然若瞽之無與偕也”，正待先生“裁之”呢！

這段話以孔子在陳懷歸之典喻陽明，二者思歸皆緣于異國他鄉政治環境所迫，歸鄉之目的即“裁”“狂簡”鄉黨之小子。

最後門人又説王陽明“得其歸”，而“斯土之人”則“失其歸”。“斯土之人”之所以“失其歸”，是因為王陽明歸鄉，紛亂不堪的天下從此無人治理了。但天下“貿貿”是“不得于道”的緣故，王陽明歸鄉“而後得于道”“道得而志全，志全而化理，化理而人安”，如此“斯人之徒，亦未始為不得其歸也”，最後依然落腳到陽明歸鄉正得其宜，“而奚以思為乎”？

門人的這段話裏暗用了《論語·微子》的典故。所謂“天下之大也，而皆是焉”“若是其貿貿”，正是隱士桀溺所言“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王陽明所處的政治背景正如孔子當年所處的政治背景，孔子當年慨嘆説：“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孔子席不暇暖，汲汲所為，正在於改變“滔滔”之“天下”使歸於“道”。王陽明的歸鄉也在於“得于道”，“夫道得而志全，志全而化理，化理而人安”。所謂“志全”即實現了王陽明“成聖”的理想；所謂“化理”即通過禮樂教化而改變世道人心，移風易俗；所謂“人安”即天下太平人心安寧。這是一幅由個人而天下的美好藍圖，是陽明“致良知”而經世致用思想的鮮明體現，它不僅僅是一種入世的積極人生態度，更有變革天下的崇高思想境界。

門人的三段話代表了王陽明人生的三重境界，因此，王陽明在聽了門人的三段話以後説：“之言也，其始也，吾私焉；其次也，吾資焉；又其次也，吾幾焉。”“吾私焉”，即門人的第一段話所言，歸鄉退隱遠禍避害以求自我人生之樂,並通過道德自我修持而成聖，即“成己”或曰自渡。“吾資焉”，即門人第二段話所言，即歸鄉授徒講學履行我之天職本分以改變士風，簡言之即“渡人”。“吾幾焉”，即門人的第三段話所言，即歸鄉求道教化人心救治天下，簡言之即“救世”，這是陽明的最高人生理想。成己，渡人，救世，雖有層次之分境界之別，但都彰顯了陽明胸懷天下的大格局。由此而言，陽明的歸鄉豈一個“思”字了得！

王陽明的歸鄉並非沒有思鄉的成分。《思歸軒賦》寫王陽明聞門人之言，憮然嘆曰：“吾思乎！吾思乎！吾親老矣，而暇以他為乎？”王陽明在正德十年（1515）至十四年間，曾六次上疏乞歸，除仕途凶險之外，作者身罹病患，祖母年邁也是實情，故而其歸鄉著實有思鄉念親之一般意義的鄉愁。但它卻遠遠超越了一般意義的鄉愁，其內涵更為豐富。過去學者們在論述王陽明《思歸軒賦》時，往往籠統地歸結為退隱和思鄉，但對其深遠而崇高的思想價值與精神境界的挖掘還是遠遠不夠。

《思歸軒賦》何以能達此境界？首先是源於王陽明一生追求“成聖”。《王陽明全集·年譜》載，王陽明讀私塾時，嘗問塾師曰：“何為第一等事？”塾師曰：“惟讀書登第耳。”王陽明道：“登第恐未為第一等事，或讀書學聖賢耳。”當時王陽明只有12歲，便已將“成聖”作為人生的第一目標。正德元年（1506），王陽明謫貶龍場驛丞。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叢棘之中，遍佈虵虺魍魎，蠱毒瘴癘，環境極為險惡，陽明認為“聖人處此，更有何道”，於是乃悟“格物致知”之旨，謂“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王陽明龍場悟道具有多種因素，而“成聖”的人生追求則是極為重要的因素。

王陽明不僅以“成聖”為自己人生目標，且教育子孫、弟子立志“成聖”。《贛州書示四侄正思等》曰：“爾輩須以仁禮存心，以孝悌為本，以聖賢自期。”《傳習錄》載：“何廷仁、黃正之、李候璧、汝中、德洪侍坐，先生顧而言曰：‘汝輩學問不得長進，只是未立志。’候璧起而對曰：‘珙亦願立志。’先生曰：‘難説不立，未是必為聖人之志耳。’”

其次，王陽明把傳道授業看作是他的天職。王陽明28歲中進士，34歲在京師已開始授徒講學。貶謫龍場期間，又受聘主持貴陽書院。自此，一直不廢講學，尤其晚年，弟子彌眾。《傳習錄》説：“先生每臨講座，前後左右環坐而聽者，常不下數百人。”

王陽明心學理論大要有二：一為“致良知”，一為“知行合一”。“致良知”源於孟子的“性善説”，《傳習錄》指出，“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所同具者也”。但良知“不能不昏蔽于物欲”，“致良知”就是去除昏蔽良知之物欲的功夫。如何去除昏蔽良知之物欲？“須學以去其昏蔽”。教育家的天職即啟發學子“去其昏蔽”。王陽明心學雖強調向心向內求善，但又特別強調實踐的功夫，所謂“知行合一”，故而其心學理論在於教化人心經世致用。《傳習錄》説：“後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軋，……而禍亂相尋于無窮矣！仆誠賴天之靈，偶有見於良知之學，以為必由此而後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則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王陽明捨身傳道救世之心於此可見一斑。

最後，王陽明追求成為“三不朽”之完人。“完人”並非沒有缺點，而指王陽明“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兼具。王陽明為國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事則義，克己勤勉，巨著皇皇，其道德文章無需多言，僅就其事功而言，在有明一代少有人比肩。《王陽明全集·年譜》載王陽明年幼在京師曾出遊居庸關，“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觀其一生，無論在京都或地方，為官政績均頗卓著：正德年間平定各地匪寇，生擒朱宸濠，威震朝野；晚年出征思田，聲名遠播。一個具有“經略四方之志”又躬身踐行甚而“知其不可而為”的人，即使官場失意而退歸鄉園，豈能忘懷天下？

《光明日報》（ 2022年07月18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