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長法：海洋文化遺産是中華文明的邊疆還是中心？

(東西問)詹長法：海洋文化遺産是中華文明的邊疆還是中心？

中新社北京8月4日電 題：詹長法：海洋文化遺産是中華文明的邊疆還是中心？

中新社記者 史元豐

第44屆世界遺産大會7月31日在福建省福州市落幕，作為本屆世界遺産大會的重頭戲，中國世界遺産提名項目“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通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44屆世界遺産委員會會議審議，成功列入《世界遺産名錄》，令中國世界遺産總數升至56項。泉州作為宋元中國傑出的對外經濟與文化交流窗口、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以及世界海洋貿易的中心港口，遺産項目獲得世界遺産地位。相較于其他中華文明，是否意味中國海洋文明同樣具有特殊重要地位？

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副理事長、南方海洋實驗室海洋考古團隊首席科學家詹長法近日在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時表示，2018年泉州“古刺桐”文化遺址項目曾經參加申遺，今年“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在世界遺産大會上再度申遺，不僅項目名稱有所變化，而且申遺遺産點從16處增加到22處，新納入了包括冶鐵、陶瓷和管理海外貿易的機構市舶司等6處考古遺址遺跡。此次成功申遺説明泉州作為中國海洋文明的重要代表城市，其地位更加突出，中國海洋文明與其他中華文明一樣，同是中華文明的重要歷史遺存，加強海洋文化遺産的保護意義宏大而深遠。

資料圖：位於泉州石獅蚶江鎮石湖村的六勝塔，是古代商船由泉州灣主航道駛向內河港口的地標。孫虹 攝

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從秦漢時期開始，福建沿海城市一步步成為中國的海上走廊，泉州更是成為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今天，福建依然是中國對外合作的重要省份之一，坐擁東南國際航運中心。今年世界遺産大會時隔17年再次來到中國，且泉州項目順利申遺成功，您認為有何特殊意義？

詹長法：此次“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遺産項目順利申遺成功在預料之中。

泉州現有各級文物保護單位800多處，對於一個地級市而言，這個數字是驚人的。而且，泉州素有“世界宗教博物館”之稱，是一個多元文化共存的城市。在泉州，外來宗教文化與本土儒、釋、道文化互相交融，相互吸收，和睦相處，這在世界上其他國家是很少見的。

不僅如此，遠在750多年前，泉州就早早邁入“全球化”時代，擁有高度發達的貿易網路和領先世界的“水陸物流系統”，成為“世界的櫥窗”。

199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由30多個國家近百位學者組成的“海上絲綢之路”綜合考察團，乘坐“和平方舟”號遊輪從義大利威尼斯港起航，歷時130天，沿著古代海上貿易之路向東行駛考察，于次年2月14日抵達泉州，進行了為期5天的綜合考察並舉辦主題為“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國際學術研討會。那次意義重大的考察也説明瞭中國泉州在海上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地位。

此次泉州項目的成功，不僅具有文化歷史意義，也定將成為“海上絲綢之路”世界遺産項目申報的定盤石。

　　詹長法。受訪者供圖

中新社記者：您曾表達文化遺産不僅存在於陸地，也深藏于水下或海底。中國擁有1.8萬公里的海岸線，6500多個大小島嶼，海洋文化遺産藏量豐富，價值重大，但現狀卻並不樂觀。近年來，中國日益加大了對沿海水下文化遺産的保護投入和支援力度，從單一的水下考古走向全方位的水下文化遺産保護，從沿海走向遠洋，您認為這些舉措在世界範圍內有何深遠影響？

詹長法：中國海域面積約470萬平方公里，海洋資源不僅包括海下的油氣和礦藏等，海洋遺産更是其重要組成部分。與人類活動産生關聯的沿海古村落、碼頭、古代港口遺跡、海洋貿易物品以及古代國家的海權海防意識等，都屬於海洋文化遺産。

近幾年，中國涉及海洋遺産領域的大學和研究機構已達上百家，猶如雨後春筍般地涌現出來。對於海洋文化遺産的高度重視，不僅與整個國家的發展有密切關係，也與海洋安全和周邊國家交流互鑒有深遠意義。

從事海洋遺産保護、規劃及開發利用應做到陸海統籌。如今，我們在海洋歷史遺存的保護研究領域投入大批科研力量，不僅可以完成水下遺産的歷史分佈摸底，也將對世界“海上絲綢之路”研究貢獻更多力量。

中新社記者：有西方觀點認為，與西方海洋文明相比，中華文明是內陸文明，認為走向海洋，中華文明是後來者。事實上，儘管中國古代農業文明一直佔據優勢地位，但海洋文化也對中華文化的發展産生了重要的助推作用，這點從水下文化遺産考古就不難看出。在您看來，中國海洋文明和西方海洋文明有何共同之處，又有何差異？

詹長法：從西元前3世紀至西元15世紀，中國古代的航海業與航海技術一直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宋元時代進入全盛時期，當時的刺桐港(今福建泉州)已成為當時世界最大的貿易港之一。明初鄭和七下西洋，更是達到中國航海的頂峰。

不論是中國的海洋文明還是西方的海洋文明，都會帶來社會經濟的繁榮和文化的交融。

從事包括水下考古在內的海洋文化遺産研究，對中國與周邊國家對話有著深遠作用。例如，南海的水下遺産是中國僑民歷史遷徙、形成的記錄和史證，加強此領域的研究將為中國與周邊國家民眾建立起新的關聯關係，促進、推動彼此間的文化認同。

資料圖：“南海I號”沉船上的瓷器。中新社記者 陳驥旻 攝

中新社記者：2019年，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理念一經提出便受到各界關注。“海洋命運共同體”不僅是“和諧海洋”的延續，也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海洋領域的運用和發展。您認為，加強海洋文化遺産保護研究，將會為中國與周邊國家的合作與文化認同帶來哪些改變？

詹長法：不論是“人類命運共同體”還是“海洋命運共同體”，其共性是文化遺産，是無論身處何地都能找到歸屬和認同的一種情感。

我們常講“人文鑄魂”。沒有人文，就沒有靈魂；沒有靈魂，就找不到彼此間的共同結合點。中國的海洋文化遺産是中國與周邊國家歷史上人類海洋活動、涉海活動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化遺存。

加強中國與周邊國家間的海洋文化遺産的研究與合作，是增進彼此了解的有效途徑，也是加深彼此間文化認同的一劑良藥。

海洋文化遺産是全人類的，值得每個人去關注，功在當代，利在韆鞦。

中新社記者：多年來，您在中外文化遺産保護與合作交流領域做了很多工作。自20世紀90年代初至今，您不斷促成中意兩國在文物保護領域的多項合作。您認為在文化遺産保護領域，應如何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

詹長法：歸根結底還是專業人才培養的問題。首先要“走出去”，第二要“引進來”。

多年以來，在文物保護和修復人才培訓方面，中國除多次與義大利建立合作外，還與美國、法國、德國、日本、南韓等國家也建立了不少合作。如今，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在文物保護修復領域我們擁有世界一流的設備儀器，但其使用率和利用率卻並未達到預期效果，人才的專業程度也還有待提高。這是值得我們冷靜思考的問題。

接下來，有必要在人才培養方面拓展更多的合作渠道，讓有真才實學的高技術型人才“走出去”，到歐洲等技術先進國家的相關科研單位去研修學習。同時搭建更多合作平臺，將技術過硬的專家“引進來”，解決我們的關鍵技術問題。

資料圖：當地時間2021年6月25日，義大利羅馬，弗拉維安露天劇場(Flavian Amphitheater)、羅馬鬥獸場以及地下墓穴(hypogea)在經過修復後對媒體開放。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中新社記者：您曾于1989年—1995年赴義大利國家文物修復研究機構羅馬修復中心(今義大利文物保護與修復高等研究院)研修學習，2005年獲頒義大利“仁惠之星”騎士勳章，您不但在中歐文化遺産保護與交流方面貢獻突出，還對中國文保領域專業人才培養格外重視。為何如此？

詹長法：文物承載的不僅是古人巧奪天工的技藝，更延續了歷史、文化、風土人情，積聚了古代人們的智慧與文明。文物保護修復工作具有複雜性和特殊性，文物修復師既要具備工匠精神，又要有很高的歷史文化素養和專業學科技能。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文物修復一直被我們歸為傳統工藝，對於專業人才的培養，行業內普遍採用傳統的“師承制”技藝傳承模式，並未上升到學術領域。這樣一來，不但實際工作中遇到的多學科交叉等問題得不到很好解決，而且在文物保護修復領域也無法與世界對話接軌。

在西方，20世紀60年代就已形成了規範化的專業修復理論，而那時中國的文物保護與修復大致才剛開始。所以自1995年我留學回國以後，就一直致力於此領域專業人才的培養，先後開辦了70多個國內、國際文物保護和修復培訓班，並開展系列文物保護修復實踐工作。

中新社記者：中國和義大利都是文化大國，也是擁有世界遺産類別最齊全的國家之一。義大利在文物保護理論和實踐方面處於世界領先地位，您認為未來應如何促進中意文化遺産的交流和深入合作，進而增進中西文明交流互鑒？

詹長法：從1995年，義大利政府向中國政府贈款380萬美元用於西安文物保護和修復中心的設立工作開始，到此後開展文物保護與修復培訓，參與授課的50多位專家也都是從義大利選拔而來，他們為中國培養出了第一批文物保護研究和修復技能的中堅力量。

多年來，義大利與中國在文化遺産保護領域擁有良好的合作基礎，而且義大利在文物保護理論和實踐方面擁有世界領先的技術。同樣作為世界遺産大國，中國與義大利一個在東方，一個在西方，兩大文明古國應建立更多合作機會，加強東西方文化交流與技藝切磋，引領世界起跑。

資料圖：泉州安平橋。它是中國現存最長的跨海梁式石橋，始建於1138年，是泉州與南部沿海地區的陸運節點。王東明 攝

中新社記者：曾有西方學者指出，海洋並不是邊疆而確確實實是人類文化和世界歷史的中心。您怎麼看？

詹長法：古老的西方海洋文化具有開放性，由於當時很多國家不具備農業生産的充分條件，便在航海活動中謀求生存和發展，他們創造的海洋文化富有冒險精神、開拓精神和競爭意識。他們是由海洋走出去，自然也將海洋變成了文化歷史的中心。

但此觀點在當下存在爭論，應結合實際去看待。

其實，海洋對人類並無限制。如果我們把海洋作為人類共有的對象，在各民族多邊主義文化的基礎上稱之為“邊疆”似乎並無問題，當然這也需要結合法律等諸多因素考慮。

但如果反過來，視其為人類文化和世界的中心，雖然在地位認同上沒有問題，卻需要考慮到它的個性與特殊性，比如從世界觀、歷史發展觀等角度綜合考慮，而非以概念為其定義。(完)

(趙旭參與本文寫作)

詹長法，1956年出生於河南。中國文化遺産研究院原副院長，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副理事長，南方海洋實驗室海洋考古團隊首席科學家、博士生導師。1979年畢業于蘭州大學化學系，1989年至1995年赴義大利國家羅馬修復中心(今義大利中央文物保護與修復高等研究院)研修學習，並獲頒義大利“仁惠之星騎士勳章”。長期致力於文物保護的修復理論與實踐探索、教育培訓以及海洋遺産保護研究，積極推動中國與義大利在文化遺産保護領域的全方位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