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是中國筆頭最勤的作家之一，著述浩繁，就連書信的數量也極為龐大。據黃山書社于2014年推出的新版《茅盾全集》，其書信總共約1500封之多。其中，新中國成立前保留下來的書信大約有200封，但實際上他寫就的書信數量必定遠勝此數。
如此豐富的書信存量，卻少有人對其進行系統研究。中國現代文學館研究員、中國外國文學學會莎士比亞研究分會秘書長北塔所著新書《“信”者“信史”也——茅盾書信研究》，將這一長期處於旁證地位的雜文學體裁拉回舞台中心。該書精選了茅盾與郭虞裳、周作人、鄭振鐸、施蟄存等中國現代文化名人的書信，既填補了茅盾研究的一個空白，也為更深入地了解作家提供了一個更親切而可信的視角。
日前，記者借第三十屆全國書博會的機會，與作者北塔進行了深入交流，並結合對該書的解讀，得以發掘出茅盾幾件鮮為人知的史實。
直呼“騙人”的一本書，
如今在孔夫子舊書網上
售價500元
《“信”者“信史”也——茅盾書信研究》中，北塔精選了茅盾與中國現代文化名人的二十多封書信，而且在不經意處也為我們勾勒出許許多多名家不為人所知的心態和性情。讓北塔與記者同覺得最有趣的，是茅盾給魯迅研究專家王德厚寫的一封信。正是這封信中，茅盾大動肝火，直呼“騙人”——茅盾平常幾十年如一日低調謙卑，只有在他實在忍無可忍的時候，才會如此怒不可遏。
1977年7月1日，茅盾給王德厚先生回了一封信。信中寫道：
六月二十六日來信收悉，我未曾看過一九四七年重慶文光書店印行的《魯迅舊詩新詮》，亦不知編著者司空無忌為何許人，或許竟是文懷沙化名，亦未可知。文懷沙曾見過，但我確未看過該稿。“引”中謂“此詩（書）初稿甫成，承茅盾先生改正錯誤之處甚多”云云，不是事實。一九四七年五月後我從蘇聯回上海，旋即赴香港。文懷沙為人浮薄，我們都避之……
“茅盾雖然在作品中痛斥過社會的黑暗、人性的醜陋和衙門的橫暴，但在現實生活中，尤其在人際交往中，他為人低調謙卑，溫文爾雅，説話細聲細氣，幾乎沒有對誰發過火。但在寫這封信時他老人家居然動了肝火，雅斥道‘文懷沙為人浮薄，我們都避之。’”北塔介紹，這是茅盾為數不多的一次“發火”，因為他實在被惹急了，覺得自己被瞞騙了幾十年，不發泄一下對文懷沙的不滿不足以平息怒火。
1977年到1978年，王德厚和茅盾之間多次通信，基本上都是討論《魯迅舊詩新詮》這本舊書。此書由重慶文光書店1947年出版，作者署名為司空無忌。其實早在1961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現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就此事問過茅盾，茅盾寫信回復：
我不認識所謂司空無忌其人，也許是個化名而我未知之。但我不記得曾對誰説起過來信所提兩事。
司空無忌是文懷沙在民國時期使用的一個筆名，可見，寫信的時候，茅盾便已經有所推測。
先不管文懷沙編著的《魯迅舊詩新詮》學術價值幾何，但作者確實憑藉著這本書撈得了不少“好處”。或許文懷沙覺得僅僅是“魯迅”的名頭還不夠，還得反覆提及茅盾，為他賺取“流量”和關注度。不僅如信中所説，在“引”中説“承茅盾先生改正錯誤之處甚多”。在解讀魯迅的詩時，往往從“茅盾先生曰”或者“茅盾先生語予曰”開始。“整本書幾乎到了‘言必稱茅盾’的地步，但作者又不註明出處，會讓讀者誤認為茅盾深度參與了此書的編著，作者和茅盾過從甚密，一起研討過魯迅的詩。”北塔笑解，茅盾對魯迅的詩當然很熟悉，也難怪一些不明就裏的讀者會將文懷沙所説的與茅盾所説的混為一談。
《魯迅舊詩新詮》1947年出版，一直舉著茅盾的“旗幟”招搖過市，在大眾口袋裏賺口碑和銀兩。茅盾本人竟然對“冒名”的事情知之甚少，直到王德厚寫信給他。出於對茅盾的崇敬和愛護，王德厚又將這本書寄給了茅盾仔細研讀。1977年7月11日，茅盾讀過之後，憤怒地寫了第二封信給王德厚，雖然茅盾不能完全確定司空無忌是誰，但他認為“這是個狂人，寫這本書《新詮》就是為了騙人，卻在‘引’及‘按’中故意拉入一些文藝界人以示交遊之廣闊，也是為了騙人。”由此可見，茅盾實在忍無可忍了。
“或許茅盾認為，文懷沙年輕時就急於出名，又不願意辛辛苦苦寫文章，踏踏實實做事。他發現，‘傍名人’是出名的終南捷徑，跟名人在一起時間長了，慢慢地自己也仿佛成了名人。”北塔推測。有趣的是，如今，這本《魯迅舊詩新詮》還被有些人稱為“魯迅舊體詩研究的開山之作”，在孔夫子舊書網上的售價高達500元。
茅盾走上文學創作之路，
或受到魯迅推動
魯迅與茅盾同為現代文學巨人，甚至一度有雙峰並峙之勢。這也使得兩人之間的關係，成為一個為外人感興趣的問題。從茅盾的書信中，對兩人的交往可有一個基本判斷。
茅盾晚年跟魯迅在上海做了鄰居，魯迅去世之後，茅盾拖著病體，從烏鎮匆匆趕回上海，親力親為地跟許廣平等一起料理魯迅的各項後事。這段在茅盾的回憶錄裏只是一筆帶過，但在他1936年11月7日致許廣平的信和1936年11月23日致蔡元培的信中，卻交代了茅盾參辦魯迅後事的三件要事。
他先是代表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籌備會擬了三份公告並聯繫報刊發佈，爾後就設立“紀念文學獎金”一事，茅盾擬就啟事，讓紀念會正式委員分發，還請許廣平過目審定，親自聯繫印刷(分別用油印和鉛印)。除了呼籲社會各界向魯迅紀念基金捐款，他自己也于1936年11月21日，向魯迅紀念基金捐了100大洋。若無這兩封書信，我們是極難看到這一段歷史的。
躬親料理魯迅身後事，足見二人情誼之深厚；茅盾也經由與周作人的通信談及魯迅的文學觀念，二人的通信極為頻繁，只是“討論的基本都是學術問題，普通讀者很難讀懂，闡釋空間也很大。”北塔解釋。
但可以確切地得出結論，茅盾一直奉魯迅的思想為圭臬。最明顯的是在自己主持的文學出版事業中，對魯迅進行了積極的呼應。
“五四”時期，以魯迅為代表的新文學界，對“弱小民族文學”予以極高評價。依照魯迅在1909年版《略例》中的説法，“又以近世文潮，北歐最盛，故採譯自有偏至。惟累卷既多，則以次及南歐暨泰東諸邦，使符域外一言之實。”在世界文學或者歐洲文學格局中，魯迅最初偏向的是北歐文學，原因就在於他認為北歐文學在當時最為興盛。而北歐這些國家恰恰都是小國，甚至弱國。潛臺詞便是：文學之是否發達與國力之是否強盛未必成正比，弱國可以是文學強國。
這一見解得到了茅盾的認同。在加入《新青年》後，茅盾將翻譯對象逐漸集中于俄蘇文學與弱小民族文學。有學者進行專門統計，在茅盾主持革新後，1920年-1921年(其後由鄭振鐸接任)，《小説月報》翻譯總量中，弱小民族文學85篇，俄羅斯文學75篇，其他國家文學明顯較少，英國文學、日本文學、美國文學均不足10篇。
而更鮮為人知的是，茅盾走上文學創作之路，或許也直接受到了魯迅的推動。
茅盾在1921年8月11日致周作人信中説，“魯迅先生説‘象文學史上的一頁，未必有益於國人’，真痛快，徹底講來，自是小説有影響於人心，文學史僅僅為研究者參考。”這裡所謂的“文學史上的一頁”，並非指一位作家一部作品在文學史上佔有一個位置，而是指文學史寫作本身。魯迅認為，文學史編寫工作沒有多大意義。相比較而言，有益於國人的是真正的文學作品。創作遠勝於拼拼湊湊的文學史寫作，影響力也遠勝評論。
在此之前，周氏兄弟尤其是魯迅的創作在社會上已産生較大影響，而茅盾依然以評論家的形象置身文壇。魯迅的這句話如同當頭棒喝，説到他心裏去了，於是茅盾才情不自禁地高呼“真痛快”。也許那時他已經開始動了心思，要調整自己的文學定位——不僅是評論家，更應該是創作家。
1926年，茅盾開始動筆寫小説，自此一發不可收，才有了後來影響深遠的巨作《子夜》等，而追溯其創作小説的初始動機，或者也包含魯迅這句話的推動。
勤懇官員：茅盾的另一面
除作交遊之用，尺牘還有一項現實功能，那就是文牘。新中國成立後，茅盾曾擔任過諸多重要職務。茅盾作為文人作家的一面，在其文學作品中能夠淋漓盡致地得以呈現，但茅盾作為政府官員的一面，就要從書信中一探究竟了。
1954年，尼赫魯一行訪華。10月20日上午，時任文化部部長的茅盾接到通知，尼赫魯將於23日下午同郭沫若及茅盾談科學、文化方面的合作事宜。當天下午，他就寫信給周恩來談引進印度電影的事宜，請示説：
印度影片頗有進步好片，我國亦未映過……如果交換影片成為事實，對於我方影片在印度擴展放映圈一事，當可有所裨益……
周恩來在茅盾的信上直接批復：
沈部長，歡迎印度藝術團明年來華並交換或互購兩國影片。
周恩來
十、廿一
可以説，茅盾的這一提議得到了中印雙方的首肯。次年，電影交流就達到高潮，而且遠遠超過了互換電影的範疇，開始互派電影代表團、互辦電影周。茅盾後來從未提起這件事，在研究界也幾乎無人提起茅盾在這件事上所作的一些貢獻。
此外，茅盾還曾投書給巴金談如何接待波蘭作家協會的一把手來訪事宜。通過一封封書信，“積極擔當，認真負責，勤懇細緻，親力親為——作家之外的官員形象便躍然紙上。”北塔説。
書信，是一面鏡子，透過書信，我們觸碰到了更真實的茅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