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7月31日電
杜曉帆。本人供圖
第44屆世界遺産大會7月31日在中國福州閉幕。本屆世遺大會上，中國“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項目入列《世界遺産名錄》，英國“利物浦海上商城”卻因已遭受不可逆轉的損害而被除名。
復旦大學國土與文化資源研究中心主任、文物與博物館學系教授杜曉帆日前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時指出，自然遺産會越來越少，但文化遺産還會不斷更新，因此對世界遺産數量設定上限是不太可能的。
杜曉帆曾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駐華代表處擔任文化遺産保護專員長達15年，親身參與過諸多中國世界遺産項目的申報工作。他認為，世界遺産體系推動了中國文化遺産保護的發展，促進了中國遺産保護觀念的轉變，今天的中國也有充分的意願和信心，為世界遺産保護作出更多貢獻。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從1985年加入《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産公約》(簡稱“《世界遺産公約》”)到日前泉州申遺成功，中國的世界遺産保護工作經歷了怎樣的歷程？
杜曉帆：1972年11月16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第17屆會議在巴黎通過了《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産公約》。197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産委員會成立，成為公約管理機構，同時建立《世界遺産名錄》。1985年，侯仁之、陽含熙、鄭孝燮、羅哲文四位先生聯名簽署了一份全國政協提案，建議彼時尚處於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積極參加並推動既有益於本國，也有益於世界人民精神文明的國際文化科學事業。同年，中國加入《世界遺産公約》。
資料圖：北京故宮博物院。中新社記者杜洋攝
1987年，明清故宮(北京故宮、瀋陽故宮)、秦始皇陵及兵馬俑坑、莫高窟、泰山、週口店北京人遺址、長城等6個項目通過審議，成為中國首批世界遺産。樊錦詩先生多次對我説，敦煌莫高窟申遺時的申報材料都是她手寫的，還特別強調當時甚為難得地用上了幾張彩色照片，當時的條件有多難可想而知。
如今，第44屆世界遺産大會不僅將泉州項目列入世遺名錄，還將長城評為世界遺産保護管理示範案例。可以説，世界遺産體系推動了中國文化遺産保護的發展，促進了中國遺産保護觀念的轉變，今天的中國也有充分的意願和信心，為世界遺産保護作出一些貢獻。
事實上，中國也已經在這麼做。無論是吳哥窟的保護工程，絲綢之路的跨國申遺，還是未來可能在非洲開展的自然文化遺産工作，中國都希望通過世界遺産這樣一個平臺，加強和各國的文化交流對話，為促進全球和平發展和可持續發展貢獻中國力量。
中新社記者：東西方對於自然和文化遺産的界定曾長期存在爭議，您怎麼看？中國作為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延續至今的國家，中華文明傳統理念對世界文化遺産保護事業而言有哪些意義？
杜曉帆：中國世界文化遺産發展的歷程可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對世界遺産價值體系的學習。上世紀80年代，剛加入《世界遺産公約》的中國，對世遺體系的很多規則都不夠了解，更多的是依據傳統文物保護的思路嘗試推進。
資料圖：初夏黃山，雲霧繚繞，清新自然。汪新平攝
中國擁有泰山、黃山、峨眉山-樂山大佛、武夷山四個“混合遺産”(自然與文化“雙世遺”)。其中，“混合遺産”在當年的申遺過程卻並不順利。西方社會普遍認為，自然和文化是割裂的，人創造的和自然的東西應該區別看待，而在東亞社會，特別是在中國講求“天人合一”的傳統文化下，人們習慣於把自然和文化當成一件事去看待。
第二階段的特點是價值的衝突和理念的表達。1994年，《奈良真實性文件》的討論與發佈，正式將東方和西方社會在文化遺産保護工作中的價值衝突推上了國際舞臺。這場討論，不僅讓國際學界正視東亞木結構建築與西方不同的材料屬性，並且促使中國重新思考了傳統觀念與國際文件之間的深層關係，進一步從文化語境的角度，深入考慮了通過世界遺産體系來保護自然和文化多樣性的初衷。
2000年，基於中國文物特點所制定的《中國文物古跡保護準則》發佈，既體現出中國文物保護工作與國際共識的接軌，也代表了一份紮根中國實踐、彰顯本土特色的宣言。
到了第三階段，中國的探索開始對國際理念産生融合與推動作用。2011年，在對世界遺産類型深入研究後，中國第一次主動將杭州西湖申報為“文化景觀”遺産類型，並順利列入世遺名錄。與1996年廬山國家公園被動申報為“文化景觀”不同，西湖的申報將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自然人文關係，用國際化語言作了充分闡述，標誌著民族精神與世界遺産話語體系的融合。
資料圖：杭州西湖。中新社記者王剛攝
中國在數十年間探索活態遺産保護方法，所建立的“歷史文化名村”和“傳統村落”名錄製度，反過來推動了國際社會有關鄉村遺産的實踐與反思，從多個方面為國際組織制定全球“鄉村景觀”遺産的保護方法作出了多維度貢獻。
世界遺産始終是中國向世界表達價值觀，發出自己聲音的重要舞臺。過去，我們將申報的遺産地看作一個個獨立項目，列入名錄被看作是對遺産地價值的最高肯定。但未來，它們必將作為一個整體，共同向國際社會進一步講述中國的歷史觀、文化觀和美學觀。
中新社記者：世遺名錄到底該不該“封頂”，設一個數量上限？
杜曉帆：從1972年當時的《世界遺産公約》通過，1977年《實施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産公約操作指南》出臺，到1978年誕生第一批世界遺産，如果按照當時的世遺標準設定的話，很多人認為世界遺産應該有一個上限，達到一定數量就應該沒有可以再評的世界遺産，因為沒有那麼多具備“突出普遍價值”的遺産。
資料圖：福建泉州開元寺。王東明攝
過去，人們認為世界遺産是一個不會變化的概念。但隨著世界不斷發展，人類社會越來越多地強調可持續發展的訴求時，人們對世界遺産的理解、認識也在逐漸變化，一些新理念促使專家對世界遺産的認定也越來越充分。
1977年的操作指南只有29個條目，發展到今天已有近300個條目。1980年代後期有了工業遺産的分類，1992年又誕生了文化景觀的概念。如今，各種類型的遺産越來越多，特別是像一些20世紀遺産、工業遺産等新遺産類型的出現，都會令世界遺産的數量慢慢增加。
人們對世界遺産本身的認識，對其“突出普遍價值”以及真實性、完整性等概念的理解，都在不斷發展，因此對世遺設定一個明確的數量限制是不太可能的。自然遺産會越來越少，但人類作用過的文化遺産還會不斷更新。
中新社記者：本屆世界遺産大會上，在中國“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項目列入《世界遺産名錄》的同時，英國“利物浦海上商城”被從名錄中除名。這“一進一齣”對人類保護世界遺産有何啟示？
杜曉帆：這是預料之中的。明年是《世界遺産公約》通過50週年，經過半個世紀發展，其實從世界遺産名錄中除名是一件很難的事。世界遺産有瀕危名錄，其中的一些世遺保護長期得不到改善。世界遺産委員會幾次想將這些項目除名，但當國際社會對世遺的名頭越來越關注，各國將其視為一種榮譽時，世遺的政治性就越來越強，有些國家甚至會採取外交手段來影響世界遺産委員會的決議，導致委員會遲遲下不了除名的決心。直到2007年，阿曼阿拉伯大羚羊保護區因面積銳減等原因被除名。2009年，因建造現代化橋梁工程破壞河谷景觀，德國德累斯頓易北河谷被除名。
無論是自然遺産還是文化遺産，其實都面臨著保護和發展的矛盾。不僅在發展中國家，在發達國家也會産生這種矛盾，二者到底孰輕孰重，考驗各方面的管理智慧。世界遺産畢竟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一個重要國際性項目，其規則具有一定約束性，參加這個項目的國家，都應該無條件地遵守相關規則。
當一個項目入列世界遺産名錄，人們就應該協調好對它的保護、管理和當地社會發展，這是人類共同面對的問題。中國泉州和英國利物浦的案例提醒人們，申報成功、列入名錄不是世界遺産保護管理的結束，反而是真正的開始。(完)
杜曉帆，復旦大學國土與文化資源研究中心主任、文物與博物館學系教授，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兼職教授。1999年獲日本國立神戶大學文學博士學位。曾任甘肅省博物館講解員(1984-1991年)、日本奈良國立文化財研究所特別研究員(1999-200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駐華代表處文化遺産保護專員(2001-2015年)。《世界遺産在中國叢書》12卷主編。
兼任東亞文化遺産保護學會副會長、中國文物保護技術協會副理事長、中國紫禁城學會副會長、中國文物學會世界遺産研究委員會副會長、中國國土經濟學會國土與文化資源研究委員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中國測繪學會文化遺産保護專業委員會副主任、上海市建築學會歷史建築保護專業委員會副主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