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間聲色與石雕之妙——關於川南宋墓石刻

政治史、思想史之外，兩宋時代的日常生活史，是最教人以為親切的故事。飲酒、烹茶、焚香、撫琴、作畫，士大夫引領的諸般韻事，流風生活史浸潤于後世而成為人們艷羨的近古時代風雅之淵藪。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揚之水長期從事古代名物研究，近日通過四川瀘州、瀘縣、合江三地博物館的考察聞見，經由宋墓石刻講述了兩宋蜀地普通人的生活，“可以説，宋墓石刻中的仆妾即是製作者以觀察世態之眼驅遣斧鑿表現日常瑣細而極石雕之妙。”本文為揚之水在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與人文高等研究院講座“川南宋墓石刻的世間聲色”的文本內容，《澎湃新聞·古代藝術》經其授權刊發。

一、“氣象風流久皆在”

蜀中的侈麗繁華以及遊宴歌舞的風氣之盛，在前、後蜀的時候就已經令人矚目。尹鶚《金浮圖》上半闋：“繁華地。王孫富貴。玳瑁筵開，下朝無事。壓紅茵、鳳舞黃金趐。玉立纖腰。一片揭天歌吹。滿目綺羅珠翠。和風淡蕩，偷散沉檀氣。”這是前蜀氣象。

前蜀亡，這“一片揭天歌吹”復由後蜀接過。宋人尊為詞之鼻祖的《花間集》，編纂者便是後蜀衛尉少卿趙崇祚，而他正是後蜀宋王趙廷隱的長子。成都龍泉驛十陵鎮青龍村發現的趙廷隱墓出土各式彩陶伎樂凡五十，是可與文學書寫和歷史書寫互證的實例。宋初置教坊，樂工即來自西蜀和南唐兩個詞曲中心，而尤以西蜀為多。

彩陶伎樂成都龍泉驛十陵鎮青龍村趙廷隱墓出土

遊宴歌舞的傳統，兩宋時候的蜀中愈益發揚光大。岳珂《桯史》卷十三雲“蜀伶多能文，俳語率雜以經史，凡制帥幕府之醼集，多用之”。宋楊湜《古今詞話》：“成都官妓趙才卿，性黠慧，有詞速敏。帥府作會以送都鈐帥，命才卿作詞，應命立就《燕歸梁》云云。都鈐覽之，大賞其才，以飲器數百厚遺，帥府亦賞嘆焉。”

詞史上的第一部詞學專著《碧雞漫志》即成就于成都碧雞坊。王灼《碧雞漫志·自序》中説道，“乙醜冬，予客寄成都之碧雞坊妙勝院，自夏涉秋，與王和先、張齊望所居甚近，皆有聲妓，日置酒相樂，予亦往來兩家不厭也”。“予每飲歸，不敢徑臥，客舍無與語，因旁緣是日歌曲，出所聞見，仍考歷世習俗，追思平時論説，信筆以記”。

地處川南的瀘州地區繁華富庶不及西蜀，但北宋時候也已是商賈輻輳，五方雜處之地。宋祝穆《方輿勝覽》卷六十二《潼川府路·瀘州》一節擷古賢與本朝名人的論説概括瀘州形勝曰：“東接巴郡，西連僰道，本漢江陽，肘江負山，古巴子國。枕帶雙流，舟車之衝，最近蠻獠，為邊隅重地，權任益重。”

北宋唐庚《題瀘川縣樓》：“百斤黃鱸鲙玉，萬戶赤酒流霞。榆甘渡頭客艇，荔枝林下人家。”

詩人又有《贈瀘倅丘明善》（二首），其一雲：“吳頭楚尾秀山川，一分才華佔得全。和氣暖敷冬有日，清風寒壓瘴無煙。分麾共領南門鑰，簪筆終歸北闕天。寄語江陽夷落道，安排春織待新編。”末句詩人自注曰：“育井夷人織蠻布為弓衣，小其文織梅聖俞詩。”瀘倅，即瀘州通判。“南門鑰”，即南門鎖鑰之意，可見權任之重。這裡的“夷落”，當指僚人聚落。蠻布弓衣以梅堯臣詩為飾，則可見“夷落”文風頗盛而情趣不淺。

瀘州歌舞之盛也不輸西蜀，甚或過之。《贈瀘倅丘明善》二首之二即道“歌動竹枝終日楚，笛吹梅弄數聲羌”。

二、“一樣嬋娟別樣情”

川南宋墓石刻的內容和佈局在發展過程中雖已漸趨程式化，但表現形式卻很少雷同，同樣題材、同樣行事，比如啟門、挽幔、捧盒、持鏡、奉酒、焚香，不僅百人百面，姿態相異，年齡有別，且髮式、穿戴以及圖案中的細部處理也各有區別，正如生活中的家家各不同，頗有他處所不見的豐富。藝術語言則以寫實為主，也許很多形象就是身邊人物的寫真，而非按照流行的審美趣味刻意雕琢，因此女子的面容眉眼，與同時期的其他藝術形式相比，更富於表情，也更見性情，甚且帶出一點戲劇性。

這裡有著工匠的慧黠與幽默，當然更有著對人情的體貼和理解，對世態百相之了然。就墓葬藝術而言，與墓室壁畫多為群像不同，石刻每以單體為幅，近乎于“肖像畫”，那麼注重“這一個”，自在情理之中。此外，也與畫像磚可以同模而批量生産不一樣，石刻沒有這樣的便利，卻反而成為創意造言的激勵。

宋墓石刻（啟門）瀘州博物館藏

宋墓石刻瀘州博物館藏

瀘州宋墓石刻形象塑造最用心力的，應該説是活躍于不同場景中的男女承直，亦即司馬光《涑水家儀》所雲“內外仆妾”。雖然無法僅僅依據手中持物和服飾的不同而判明役使名目，但總可以會得石刻的這些形象設計，意在表明或家居有僮仆，或出行有衙役，總之，衣食住行，所需事事周備。

宋墓石刻 （挽幔）瀘州博物館藏

宋墓石刻（挽幔）瀘州博物館藏

宋墓石刻 （挽幔）瀘州博物館藏

宋墓石刻（面巾和抿子）瀘州博物館

抿子

宋墓石刻瀘州博物館藏

可以説，宋墓石刻中的仆妾是製作者以觀察世態之眼驅遣斧鑿表現日常瑣細而極石雕之妙。

瀘州博物館藏這一方石刻，桌案兩邊各一個侍女，其中之一頭上巧挽著雙髻，當中不偏不倚簪一個花朵兒，穿一領不長不短扣身衫，係一條不寬不窄的腰帶兒，斜簽了身子，似言似笑，亦言亦笑，精采更在手指處，——手指處，不惟推出遠景見得畫面之外有故事，並且豐富近景，畫面之內也添了情節。

宋墓石刻瀘州博物館藏

南宋万俟紹之有題作《婢態》的一首詩可以與石刻同看，詩曰：“才入園中便折花，廚頭坐語是生涯。不時掐數週年限，每事誇稱舊主家。遷怒故將甌碗擲，效矉剛借粉脂搽。隔屏竊聽賓朋語，汲汲訛傳又妄加。”

宋墓石刻

女僕的行事詩筆如畫，不過詩作者卻是以一個俯看的視角微含譏諷，工匠則是平等親切的傳神寫真。以此再看合江博物館藏一方宋墓石刻，也不免有所會心。

宋墓石刻

方方一塊石，中間是女僕形象的一個獨幅特寫：圓領袍，偏著頭，籠著袖，雖是粗筆勾勒，卻以身體“表情”與眉眼表情的渾然為一，而成就一副不屑的神情。從服飾來看，伊人多半是粗使之仆，即如唐五代之“袍袴”。

工匠以愛憐之心塑造的一個奉巾小鬟“小小年華才月半”（辛棄疾《蝶戀花·席上贈楊濟翁侍兒》），稼軒詞中之句或可借了字面意來作石刻的榜題。

宋墓石刻

看起來此不過日常生活中一個普普通通的場景，殊不知婦人兜鞋是兩宋藝文中的一個“典型形象”。

秦觀《浣溪沙》一闋：“香靨凝羞一笑開。柳腰如醉暖相挨。日長春困下樓臺。/照水有情聊整鬢，倚闌無緒更兜鞋。眼邊牽係懶歸來。”

呂渭老《思佳客》：“夢裏相逢不記時。斷腸多在杏花西。微開笑語兜鞋急，遠有燈光掠鬢遲。/辭永夜，失深期。一枝黃菊對傷悲。夜涼窗外聞裁剪，應熨沉香制舞衣。”

南宋姚勉有《讚趙直閣所藏四美人圖》四首，其一便是《春·兜鞋踏青》，詩曰：“晴絲暖絮浮春光，牡丹醉裏微風香。繡簾不卷日低柳，百囀黃鶯啼斷腸。玉兒步整金蓮穩，回首光流花麵粉。嬌慵欲去未肯行，一徑落紅愁踏損。”

無論詩詞還是繪畫，也不論兜鞋者是妓女，是思婦，是閨秀，總之它是時人眼中的一种女子“表情”，也是世相中的一分“流行色”。石刻的創作構思很可能既來源於生活，又來源於藝術，其時流行的歌詩、繪畫，都是製作者方便取用的當代資源。

宋墓石刻，頭插尺寸超常之大梳子的女子

服飾的多樣，也是工匠的用心之處，且每每由此見出風俗。陸游《入蜀記》卷六説到途經歸州所見婦人粧束，“未嫁者，率為同心髻，高二尺，插銀釵至六隻，後插大象牙梳，如手大”。這樣的打扮當不限于歸州一地，頭插尺寸超常之大梳子的女子，也見於瀘州博物館藏宋墓石刻。

宋墓石刻中的婦人粧束

宋墓石刻中的婦人粧束

宋墓石刻中的婦人粧束

宋墓石刻中的婦人粧束

合江博物館藏宋墓石刻

合江博物館藏宋墓石刻（局部）

湖北蘄春羅州城南宋窖藏

合江博物館藏宋墓石刻

春幡

春日係綴幡勝簪戴于首的風習，晚唐五代已經流行，入宋更盛，並且納入禮制，朝廷頒賜貴胄百官的春幡通常出自文思院的製作，而以質地不同區別尊卑，見《宋會要輯稿·禮六二》“節賜”一節。

北宋高承《事物紀原》卷八《歲時風俗部》“春幡”條雲：立春之日，“今世或剪綵錯緝為幡勝，雖朝廷之制，亦縷金銀或繒絹為之，戴于首，亦因此相承設之。或于歲旦刻青繒為小幡樣，重累凡十余，相連綴以簪之”。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記正月裏的風俗故事，曰“春日，宰執、親王、百官，皆賜金銀幡勝”。吳自牧《夢粱錄》、週密《武林舊事》中的立春紀事，與《東京夢華錄》大抵相同。

陸游《立春》詩曰“採花枝上寶旛新”，《人日》則曰“春旛已陳跡”，句下自注：“前一日立春。”兩詩均為紹熙五年春作于山陰。“寶旛”“春旛”，乃同一物事。

楊萬里《秀州嘉興館拜賜春幡勝》雲“綵幡耐夏宜春字，寶勝連環曲水紋”。李邴《小衝山·立春》“玉冷曉粧臺，宜春金縷字，拂香腮”，卻又是流光閃爍的佳人插戴。“宜春”、“耐夏宜春”云云，均指幡勝所著吉語。

朝廷頒賜百官，民間也自行製作。絹帛之類難於存留，今可見到的實物，多為發現于佛塔地宮的金銀幡勝，原是善男信女的供養物。幡勝每著吉語，適與禮拜佛陀祈福消災的願心相同，大約是原因之一。

江蘇宜興北宋法藏寺塔基出土鏤花銀春幡一枚，春幡中間一方用於裝飾吉語的牌記，上覆倒垂的蓮葉，下承仰蓮座，吉語牌上打制“宜春耐夏”四個字。

“綵縷旛兒花枝小，鳳釵上、輕輕斜裊”宋墓石刻中女子頭上的春幡

燈毬

燈毬是上元節裏的應令插戴，它並非川南風物，也不是蜀中獨有，而是由北宋至南宋通行于各地。正月十五的一大盛事是張燈，此際天子也每常“與民同樂”。蔡絛《鐵圍山叢談》卷五：“宣和六年春正月甲子，實上元節。故事，天子禦樓觀燈。”都城如此，他處也各有其盛，而吳郡最有巧制。

范成大《吳郡志》卷二雲“上元影燈巧麗，它郡莫及。有萬眼羅及琉璃球者，尤妙天下”。作者在《上元紀吳中節物俳諧體三十二韻》中也特別提到這兩種樣式的燈，道是“萬窗花眼密，千隙玉虹明”，且于兩句之下分別注雲“琉璃毬燈每一隙映成一花，亦妙天下”；“萬眼燈以碎羅紅白相間砌成，工夫妙天下，多至萬眼”。

與如此燈景相應，縮微的燈毬遂成此際簪戴于首的節物。周必大《立春帖子·皇后閣》“新年佳節喜相重，屈指元宵五日中。雪柳巧裝金勝綠，燈毬斜映玉釵紅”，既與雪柳、金勝對舉，那麼這裡與玉釵相映的紅燈毬當是插戴于首。《老學庵筆記》中列舉的“燈毬”，便是指這一類。

作為節令插戴的燈毬，元夕即已晃耀于首。週密《武林舊事》卷二“元夕”條雲，“元夕節物，婦人皆戴珠翠、鬧蛾、玉梅、雪柳、菩提葉、燈毬”。陳元靚《歲時廣記》卷十一引《歲時雜記》曰“都城仕女有神戴燈毬，燈籠大如棗栗，加珠茸之類”。又引古詞曰：‘燈毬兒小，鬧蛾兒顫，又何須頭面。’”

憑藉文字，可知這小小“燈毬兒”的婉秀倩巧，但式樣之究竟，依然難得其詳。

幾年前在定州博物館觀展，看到展廳裏一件定州北宋凈眾院塔基地宮出土金花銀瓶，瓶腹繞一個另外打制如同提梁一般的遊龍，瓶蓋原有鈕，但已殘失，就在殘失處挑出一根彎了幾彎的銀竿，銀竿中腰彎出一個小環，環下懸綴一頂四週垂係銀墜的傘蓋，銀竿頂端的小鉤上一挂四個下垂銀墜的小球。

定州北宋凈眾院塔基地宮出土金花銀瓶。“燈籠大如棗栗，加珠茸之類”

定州北宋凈眾院塔基地宮出土金花銀瓶（局部）

南宋侯寘《清平樂·咏橄欖燈毬兒》：“縷金剪綵。茸綰同心帶。整整雲鬟宜簇戴。雪柳鬧蛾難賽。/休誇結實炎州。且看指面纖柔。試問苦人滋味，何如插鬢風流。”

金棺銀槨係墜的銀燈毬濟寧汶上縣寶相寺塔地宮出土

宋人筆下的蜀地上元盛況也可用作它的補景。莊綽《雞肋編》卷上：“成都自上元至四月十八日，遊賞幾無虛辰。……元夕，每夜用油五千斤，他可知其費矣。”

蘇軾作于元祐五年的《次韻劉景文周次元寒食同遊西湖》句有“遨頭要及浣花前”，其下自注：“成都太守自正月二日出遊，謂之‘遨頭’，至四月十九日浣花乃止。”

《老學庵筆記》卷八：“四月十九日，成都謂之浣花，遨頭宴于杜子美草堂滄浪亭，傾城皆出，錦繡夾道，自開歲宴遊，至是而止。”

一方面，可見風俗傳佈的時間跨度和空間跨度，一方面也可見“插鬢風流”的節令時物，固不以主仆為限，乃至這一人間喜樂也教它不為生死所阻隔，因此會將這一形象用於墓葬石刻。

宋墓石刻

五代吳越國康陵出土一枚“玉香囊”，報告説它出土于棺床頭骨近旁，由兩個空心的半球扣合而成，頂端中心有個小孔穿係銅絲環，底端中心也有個小孔，吊綴銅絲環鏈，環鏈中腰穿一個銅絲纏繞的橄欖球，末端一個小玉墜。半球直徑2.1、高1.8釐米（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五代吳越國康陵》，頁45，文物出版社二〇一四年）。尺寸如此之小，似難容物，因不免懷疑它或非香囊之屬。前兩年的一次南方之旅，有機會親睹此物以及伴出的其他玉飾件。“兩個空心的半球”，都是只有淺凹，幾乎不存置物的空間，兩相扣合，大小不及拇指肚，而分量極輕。與《簪花仕女圖》中美人的插戴以及南唐墓銀步搖相對看，可以推知所謂“玉香囊”，當是一枚玉燈毬。同墓出土數量不少的玉飾件，其中或有與它合成一挂的構件。

唐周昉《簪花仕女圖》（局部）

出土的玉飾件

南唐墓銀步搖

是不是可以認為，燈毬作為頭飾，晚唐五代已開始流行了呢？

三、“新翻歌舞勸飛觥”

《全蜀藝文志》卷十七錄宋冉居常《上元竹枝歌和曾大卿》三首，其三曰：“珍珠絡結繡衣裳，家住江南山後鄉。聞道使君重行樂，爭攜腰鼓趁年光。”所謂“使君重行樂”，如前面所説，乃指成都主政者因每年自正月二日至四月十九日浣花例行主持遨遊宴樂，而得“遨頭”之名。在一地行政長官的帶領下，官民的狂歡一直持續到四月十八的浣花節。這個超長的節日自然為歌舞的創作和出演提供了極好的條件。春日裏的成都牡丹會更為之錦上添花。

最為奢侈的牡丹會卻是在張镃的府第。週密《齊東野語》卷二十“張功甫豪侈”條：“張镃功甫號約齋，循忠烈王諸孫，能詩，一時名士大夫莫不交遊，其園池聲伎服玩之麗甲天下。”“王簡卿侍郎嘗赴其牡丹會，雲：眾賓既集，坐一虛堂，寂無所有。俄問左右雲：香已發未？答雲：已發。命卷簾，則異香自內出，鬱然滿坐。群妓以酒肴、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姬十輩，皆衣白，凡首飾衣領皆牡丹，首帶照殿紅一枝，執板奏歌侑觴，歌罷樂作，乃退。復垂簾，談論自如。良久，香起，卷簾如前。別十姬易服與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則衣紫，紫花則衣鵝黃，黃花則衣紅。如是十杯，衣與花凡十易。所謳者皆前輩牡丹名詞。酒竟，歌者、樂者無慮數百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客竟恍然如仙遊也。”（循忠烈王即張俊，封循王，謚忠烈。）

合江大橋鎮黃包山趙院子宋墓出土

四人都是朝天幞頭，正中大花一朵，擊拍板者簪蜀葵，此外三每人平均簪牡丹。雖未及張功甫牡丹會之萬一，但如此“頭上春風紅簌簌”齊嶄嶄出現在歌宴舞席，想必也很有“照殿紅”的效果。

龍笛，“管首制龍頭，銜同心結帶”

所謂“龍笛”，長久以來都是用作笛的美稱，以喻笛吹如龍吟，不過《元史·禮樂五》“宴樂之器”一節中列舉的龍笛，卻是“制如笛，七孔，橫吹之，管首制龍頭，銜同心結帶”。安丙家族墓中的一號墓亦即福國夫人李氏墓中室與後室間的過道左壁石刻，樂伎之一橫吹的笛子，正是“管首制龍頭，銜同心結帶”。可知以龍首裝飾笛管而命之曰“龍笛”，當不是自元代始。

史浩《蝶戀花·扇鼓》：“桂影團團光正滿。更似菱花，齊把勻嬌面。非鏡非蟾君細看。元來卻是吳姬扇。/一曲陽春猶未遍。驚落梁塵，不數鶯喉囀。好著紅綃籠玉腕。輕敲引入笙歌院。”

宋墓石刻

歌舞遊宴的傳統，能文能詩的蜀伶活躍于官府私第，川雜劇的興盛發達，兼之山川地土養成的靈心慧質，更有會聚八方的文化交融，是川南宋墓石刻的社會成因和歷史背景。以整個南宋為底色，從藝文的角度來審視川南宋墓石刻，並兼及“物”的考校，可以發現與“詩”——此所謂“詩”，總括了詩詞歌賦與劇曲——相應的許多生活內容。于細節的格外用心以及隨之而來的于表現形式的種種獨創，是川南宋墓石刻的特色之一。雖然是墓室營建，但設計者和製作者意欲展示的依然是世間聲色，快活，明朗，熱鬧。

南宋安丙家族墓石刻

此外它的難得尚在於，古人言寫真，即今所謂“肖像畫”，墓葬藝術自然不在論列之內，然而掌握此項技藝的畫手、刻工數量必然不少，他們與宋人筆下的寫真高手當是聲氣相通，而成為推助肖像畫發展的一大批不可忽略的人群，可以説，這也是川南宋墓石刻在今天的重要認識價值之一。

宋墓石刻中的歌舞遊宴場景

（注：本文原題為《川南宋墓石刻的世間聲色》，本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