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世界遺産保護貢獻法治智慧
我國已形成較為完備的世界遺産保護管理監測體系
□本報記者 趙麗
□本報實習生解亦鴻
7月31日，第44屆世界遺産大會在完成各項議程後於福建福州落幕，這是中國第二次成為大會東道國。中國作為世界遺産體系中的重要參與者，不僅體現在申報、保護了眾多的世界遺産，更在於逐步形成世界遺産保護的法治方案，建立起融合、獨特的世界遺産價值認知。
中國為世遺保護貢獻了哪些法治智慧？如何構建世遺保護長效機制？圍繞這些問題，《法治日報》記者近日採訪了清華大學國家遺産中心主任呂舟。本屆世界遺産大會，呂舟受邀參加“城市歷史景觀保護與可持續發展”邊會，他還是“北京中軸線”申遺文本編制團隊的負責人。
法治守護世遺瑰寶
不斷貢獻中國智慧
記者：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巴黎舉行第十七屆會議，通過了《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産公約》，達成了保護世界文化遺産和自然遺産的國際共識。中國于1985年加入公約。如何看待中國為世界遺産保護髮展提供的法治保障？
呂舟：世界遺産有三個基本支柱——一是要符合突出普遍價值；二是保證真實性完整性；三是保護狀況，而法治建設就是保護狀況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世界遺産的立法需要兩個方面結合。從趨勢來説，越來越強調整體性，自然和文化的結合，物質和非物質的結合。中國從法治建設角度，清楚地認識到這種保護髮展的趨勢，在立法上將這些內容融合，形成了更加整體化保護的法律框架，這是一種制度創新。
中國將生態文明建設、歷史文化保護的基本原則寫入憲法，頒布了從中央到地方各級的法律法規和規範性文件330余件，建立起比較完備的世界遺産保護管理監測和研究工作體系。目前已建立自然保護地11800多處，約佔陸域國土面積的18%，正在推進長城、大運河等國家文化公園和黃河文化遺産廊道建設。
記者：2004年的蘇州、2021年的福州，中國兩次成為世界遺産大會的舉辦地。這17年間，中國的世界遺産保護事業經歷了怎樣的變化？
呂舟：17年來，中國不僅在遺産總量上進入世界前列，更在遺産理念、全球視野、遺産實踐、保護方法與能力等諸多方面趕了上來。從蘇州到福州，中國遺産專家的對話能力和協調能力也顯著提升。
本屆世界遺産大會，中國專家的積極參與為世界遺産保護事業的發展作出重要貢獻。
大會討論了關於申報的“前置程式”。“前置程式”旨在幫助締約國在提交正式申遺之前對項目進行審查，提高締約國申報的水準、提高申報的成功率。中國專家認為應該支援這項議程並貢獻智慧，因為這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幫助大多數締約國更好地把遺産價值講述出來。
“北京中軸線”申遺
同步推進保護條例
記者：在本屆世界遺産大會“城市歷史景觀保護與可持續發展”邊會上，“北京中軸線”保護管理和申遺研究成果成為各方關注的熱點。對北京老城的整體保護為世界城市歷史景觀保護提供了哪些經驗？
呂舟：以“北京中軸線”申遺為牽引，北京老城的保護實踐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倡導呼籲的城市歷史景觀保護理念、方法高度契合，也將促進北京市在城市歷史景觀保護上進一步探索。
201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了《關於城市歷史景觀的建議書》，為進一步做好歷史城市保護指明瞭方向。它提出要整體來看城市裏各個方面的問題，而不能孤立地只保護歷史建築，還應該考慮更廣泛的環境要素，包括社區要素、人的參與和可持續發展等。
中國在這方面走得非常靠前。早在2006年，中國就發佈了很多有關的法規，包括世界遺産保護管理辦法、申報辦法、巡視辦法等，長城、大運河等都有自己的保護管理條例。總體上來説，從文化遺産的角度，中國在世界上是法治走在前列的國家。
最近剛剛列入世界遺産保護名錄的泉州，幾年前也通過了泉州遺産保護條例。我們現在正在做“北京中軸線”申遺，申遺的同時也在做相關的保護條例。
怎樣才能形成對北京老城的整體保護？我們注意到，中軸線是一條非常重要的“脊梁”，能夠把很多歷史街區串在一起，形成對老城的整體理解。在保護過程中，我們還特別考慮到周邊的山脈、水系，以及它們和北京老城之間的關係。
當前以“北京中軸線”申遺為指引的北京老城保護實踐，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倡導的城市歷史景觀保護理念、方法高度契合，為世界城市歷史景觀保護提供了可借鑒的“北京模式”。
諸多挑戰不容忽視
長效機制亟待健全
記者：世界遺産保護面臨的複雜形勢，是本屆世界遺産大會參會代表共同關注的重要議題。您認為當下世界遺産保護主要面臨的挑戰是什麼？
呂舟：當下主要面臨的是城市裏的世界遺産保護和發展之間的矛盾，以及氣候變化給世界遺産保護帶來的新威脅。
本屆世界遺産大會通過的《福州宣言》，講了許多新的、未來要應對的挑戰。比如氣候變化會影響世界遺産保護——西藏地區原來是很乾旱的，但現在降雨量增加，原來適應乾旱地區的遺産形態，現在就會面臨新的問題；海平面上升，導致鹽城灘塗的候鳥棲息地會受到影響；很多木質結構建築也會面臨新的白蟻問題；最近河南鄭州等地出現的極端天氣，也會對遺産保護産生影響。
同時，旅遊業的發展也是一個挑戰。現在很多遺産地都表示要嚴格控制遊客數量。
世界遺産本身是不可複製的，一旦損壞就無法彌補了。因此，我們要強調高品質發展，提高文化遺産價值傳播的水準，讓更多人了解遺産的價值。
本屆世界遺産大會通過的《福州宣言》提出，要推動遺産教育。這不是説要培養專業人才，而是要在全民當中講世界遺産的意義以及遺産的突出普遍價值。現在關於這方面的教育基本上是空白的，如何把世界遺産教育滲透到小學，讓學生從小了解自己所在地的遺産價值，這非常重要。
記者：您認為應該如何用法治手段建立健全長效機制？
呂舟：中國將世界遺産保護納入國家戰略，構建起了較為完備的世界遺産保護、管理和監測體系。在責任落實方面，中國有相應的文物保護單位，有自己的責任管理機構，責任可以落實落細；在交易方面，也有相應的法律法規，雖然現在社會上出現了比較多的流散文物，但不會造成大的問題；在打擊和防範文物犯罪方面，目前由於處罰力度減弱，對犯罪分子的震懾也會相對減弱，可能有潛在風險。
未來要將主要精力放在加強文化和自然遺産保護利用的人、財、物保障和制度創新、機制健全等核心條款的研究上，少一些原則性、宏觀性、綱要性的條款，多一些實質性、具體化、可操作的規定，使法規條文明確、具體、管用，打破管理上的條條框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