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漢堡大學教授田海：中國何以存在“關公崇拜”？

中新社柏林7月18日電題：中國何以存在“關公崇拜”？

——專訪德國漢堡大學教授田海

中新社記者馬秀秀

近期，德國漢堡大學漢學教授田海(Barend ter Haar)的著作《關羽：由凡入神的歷史與想像》中譯本出版。此書結合大量史料遺跡及田野調查資料，考察關羽的成神之路，追溯相關信仰的歷史演變，揭示了口頭文化的關鍵作用。

歷史上，中國的“關公崇拜”經歷了怎樣的發展？如何看待“關公崇拜”與西方宗教信仰的異同？田海教授圍繞上述議題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並對當下德中人文交流給出建議。

以下是採訪實錄摘編：

中新社記者：為什麼會想到通過“口頭文化”研究關羽？

田海：因為我想了解中國的社會結構，如果不了解祭祀活動、祖先崇拜等，就很難了解其社會層次。20世紀80年代時，我發現“關公崇拜”在中國很普遍，而彼時西方相關研究又很少。所以就想通過研究關公，了解中國宋朝以來的社會發展。

當時我在日本留學，對關公廟的“分佈”比較感興趣。這種“分佈”是一種客觀資訊，可據此分析“關公崇拜”在何時何地比較發達。後來我發現“關公崇拜”比小説《三國演義》出現得更早。借助客觀的“分佈”資料來研究文獻等對“關公崇拜”的影響，是我的最早動機。

後來因為一些原因，研究暫且擱淺。2010年，我決定重新進行這項研究。那時，關於關羽已有很多出自中國、日本等國家和地區的比較好的研究。我一面參考這些研究，一面重新整理學生時代及之後收集的資料。

結合識字率來看，識字率較高的社會，更多民眾會看懂《三國志》這類歷史小説和文獻。而過去中國的識字率較低，很多人不見得能看得懂。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價值觀念如何受到影響？鋻於此，我把口頭文化作為分析重點。

2019年，馬來西亞舉辦國際關公文化節。晉劇《關公》出國演出，在關公祭典上亮相。中新社記者陳悅攝

中新社記者：在中國歷史發展中，口頭文化發揮著什麼樣的作用？根據您的研究，中國為何存在“關公崇拜”？

田海：在我看來，口頭文化是傳播資訊最基本、最有效的途徑。雖然寫字、畫畫等方式也能溝通，但就感情傳達而言，還是要通過見面和聲音表達態度。口頭文化研究需要大量資料，“關公崇拜”就是一個資料豐富的題目，可用以分析口頭文化如何影響中國歷史。

在我看來，“關公崇拜”其實是比較偶然的事情，與關羽的歷史成就沒有太大關係。一方面，關羽的出生地在鹽池附近，鹽池和商業有關，交通物流發達，而這種地理位置有利於崇拜的“口口相傳”；關羽又是“兵人”身份，有故事背景，而且民眾願意相信他跟他的朋友劉備、張飛(結拜兄弟之後)要重新建立漢朝的理想。其實張飛也有故事背景，但張飛的出生地沒有商業交通方面的便利；劉備是“應該成為皇帝”的人，歷史上皇帝一般不會成為“神”。

另一方面，失敗的人比成功者更有意思，這是很多文化中都有的現象。如《水滸傳》《三國演義》《紅樓夢》等小説中，都是最後失敗的人更有故事。人們常常談論他們為什麼會失敗、本來應該成功等。而且失敗的人一般少有後裔，所以很少有人可以決定後人對當事人的看法，比較有利於形成討論。

2017年，在關公故里山西運城市，500名書法家在300米長卷上同時書寫“關”“義”“忠義仁勇”。中新社發鮑東升攝

中新社記者：歷史上，中國“關公崇拜”經歷了怎樣的發展？對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有何影響？

田海：按照我的分析，“關公崇拜”經歷了兩個階段的發展。第一個階段是地方性現象，先在關羽出生地山西附近産生，後在更廣的北方傳播。同時，我發現“關公崇拜”在南北方的傳播形式不同。在北方，關羽一般都是某地方共同體的象徵，如某個村、城市或軍隊崇拜他；在南方，也有傳播和信仰關羽的人，但範圍相對有限，成為共同體的象徵，一般是明朝的事。

第二個階段是清末關羽成為“新的玉皇大帝”，這與民間的扶箕活動有關。這種扶箕活動下的“關公崇拜”也傳播至台灣島。此前關公在台灣只有軍隊和官員會崇拜，但清末後“關公崇拜”在台灣越來越盛行，這是比較新的現象。

“關公崇拜”對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産生了很大影響。一是形成了民間故事為人樂道，二是對地方戲産生影響。這是兩個可以研究的方向。此外，還可以用口述歷史的方法，去訪問“關公崇拜”盛行地區的長者，看看他們有什麼故事或印象。于我而言，在遙遠的歐洲，只能用文獻來研究。但另一方面，文獻的廣泛存在也表明瞭“關公崇拜”的重要性，不然不會有那麼多人記錄。

福建省長汀縣客家鄉村“鬧春田”已有上百年的歷史。每年的正月十二(舉河村)、正月十四(舉林村)，村民都會把關公的塑像抬到泥田裏，奔跑打轉、喜慶狂歡，祈求風調雨順、五穀豐登。中新社發肖遠泮攝

中新社記者：在您看來，“關公崇拜”與西方的宗教信仰有何異同？

田海：“關公”與天主教的“聖人”雖不能説完全一樣，但也比較相近。人類需要奇跡。基督教徒也需要奇跡，不過他們的奇跡強調的是耶穌上帝；天主教也有很多普通人成為聖人的奇跡，這方面與關公的奇跡相似。在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中，有很多難以解釋的偶然現象，宗教為解釋這種現象提供了某種可能性。從這方面來看，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有相近之處。

山西運城關公故里巨型銅像。中新社記者韋亮攝

中新社記者：今年是中德建交50週年。您如何看待文化交流在兩國關係發展中的作用？在促進文化交流方面，中德雙方應作出哪些努力？

田海：新冠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德中之間的交流。畢竟只用文字、視頻等溝通是不夠的，要了解對方，增強文化交流，需要真正到對方國家。尤其在有不同意見和看法時，更需要通過溝通來了解對方，通過文化交流改善關係。

在文化交流方面，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很重要，歐洲遊客到中國觀光，中國遊客也來歐洲，這自然是好現象。此外，學術交流、媒體工作也很重要，學術常常把簡單問題複雜化，而媒體則需要更通俗簡單地傳遞一些思想。

具體而言，比如德國漢學家有基本的講中文的能力，可以幫助德國與中國實現更好的溝通；而研究西方歷史文化的中國學者，也可以來德國訪問。此外，兩國加強對方國家作品的翻譯工作，也有助於一國更好了解對方國家。(完)

受訪者簡介：

田海(Barend ter Haar)，德國漢堡大學漢學教授，曾先後任教于荷蘭萊頓大學和德國海德堡大學，2013-2018年任牛津大學邵逸夫中文講座教授。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傳統中國的宗教文化、薩滿文化、當代中國宗教、中國文學等，代表作有《中國歷史上的白蓮教》《講故事：中國歷史上的巫術與替罪》《天地會的儀式與神話：創造認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