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裏畫外，他的經歷本身，便是中國電影界的寶貴遺産

畫裏畫外，他的經歷本身，便是中國電影界的寶貴遺産

長影老編輯王霆鈞回憶李前寬導演的電影人生

近日，中國著名導演、國家有突出貢獻電影藝術家李前寬先生逝世一週年之際，王霆鈞、王乙涵合著反映李前寬、蕭桂雲電影傳奇的長篇報告文學《畫裏畫外》，由中國電影出版社出版。

引人關注的是，這部作品是王霆鈞在長影工作三十多年，從長春到北京，歷經28年對李前寬、蕭桂雲導演跟蹤採訪完成的“跨世紀”之作。7月的一天，王霆鈞接受了北京青年報記者的獨家採訪，講述了李前寬導演的電影人生，以及銀幕背後那些鮮為人知的往事。

李前寬先生去年在浙江寧波慈溪病逝，享年80歲。李前寬、蕭桂雲伉儷導演的《佩劍將軍》《開國大典》《重慶談判》《七七事變》等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片，為中國電影歷史寫下了輝煌一頁，成為里程碑之作。

創作

讓“只有半年時間”的生命贏得了七年

説起和李前寬導演的相識相知，王霆鈞語調不時因激動而起伏。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李前寬蕭桂雲聯合導演了《開國大典》之後又拍了《重慶談判》等史詩巨片，王霆鈞應《電影文學》之約，採訪撰寫了一篇名為《前折蟾宮桂雲開天地寬》的報告文學，刊載以後，反響很大。隨著二位導演的社會影響越來越大，想採訪他們的人也越來越多，其中不乏著名作家。然而，李前寬蕭桂雲依然選擇由王霆鈞繼續完成對他們的採訪和寫作。“我交上的‘作業’，他們看得十分認真，一字一句地修改。”這樣的信任和熱情，使王霆鈞深受感動。

因為都是長影人，每次去見李導夫婦，既是採訪，也是拜訪，都是“在聊天的氣氛中進行”。而且兩位導演藝術家的講述繪聲繪色，“尤其是李前寬老師極具表演才能，他講故事有情節有細節，精彩極了”。王霆鈞記得，自己寫了一大半時，因為換電腦，不慎將文檔全部丟失，萬分著急之下想起之前列印了一稿給蕭導，便試著詢問。幸運的是，蕭導很細心，從長春舉家遷往北京的時候還將那一稿保留下來。王霆鈞坦言：“倘若找不回來，我是不是還會繼續採訪、寫作下去就很難説了。”

直到現在，王霆鈞説起來都會覺得痛惜和遺憾——2018年初，從長影走出來的李前寬導演還提出再為長影拍片的想法。“他從長春返回北京，我們見了一面。聽説我正在寫長篇紀實《電影之光》，寫的是東影創業史，他就十分興奮，要求我先寫電影劇本。由此我們開始了電影劇本《東方欲曉》的聯合創作。可惜的是，劇本完成後生不逢時，新冠疫情暴發，投資鏈中斷，拍攝擱淺。”

那時候，王霆鈞才知道，李前寬導演幾年前已經確診晚期肺癌，醫生暗示他的生命只有半年時間，他實際是一邊配合治療，一邊投入到忘我創作中。“在我們合作的時候，他的病情奇跡般地好轉，幾次復查結果都不錯。因為摯愛的電影吧，他頑強的生命力又贏得了七年時間。”王霆鈞説，在這七年中，李前寬導演完成了電影劇本創作和一些回憶友人的文章，還畫了不少畫。《東方欲曉》擱淺之後，他們又操作了幾個題材。“在談到其中一個紀錄片的時候，李導還打電話給我談了具體想法。他説，這個我先動筆，然後你來整理成電腦文檔。我説行。之後，李導一直沒有再打電話過來，我以為他一直在忙著。突然看到噩耗，我當時大腦一片空白。”

在王霆鈞看來，在當代電影藝術家中，很難有誰能夠超越李前寬對電影的貢獻，“他不僅僅局限在電影創作上，而是對中國整個電影事業做出了傑出貢獻，比如央視電影頻道的開通、中國電影博物館的建成，還有北京國際電影節的促成和國務院辦公廳《關於促進電影産業繁榮發展的指導意見》的頒布等，這些都是澤及後世的作為”。

王霆鈞説，李前寬導演一直對《東方欲曉》唸唸不忘。蕭導在整理他的遺物時發現，已經畫出了不少分鏡頭，只等疫情過去；《抗美援朝》的電視電影版如何剪輯，他也已謀劃好……“我們寫李前寬和蕭桂雲伉儷導演，就是想留下一筆寶貴的電影文化遺産，因為他們的經歷太珍貴了。”

自從被任命為總導演那天，李前寬就説，總導演就是總當導演，總在導片子。在他看來，導演是沒有固定崗位的，只要在為電影的事操勞，就是導演的工作崗位。王霆鈞認為，李前寬導演不是倒在養病的床榻上，而是倒在了導演崗位上。如今，讓王霆鈞感動的是，近一年來，線上閱讀的很多網友和身邊的朋友都在為這本書的出版費心盡力。當電影出版社決定出版的時候，“我將此事告知蕭老師，她很高興。我想倘若李導地下有知，也會感到欣慰吧”。

悄悄報考

成為北電第一屆美術系學生

1942年冬月，李前寬出生在大連，在學校，他就能寫能畫能唱又能演，還是學校文藝大合唱的指揮。1959年夏天，18歲的李前寬順利通過瀋陽魯迅美術學院的復試。但他同時得知：這一年北京電影學院增設了電影美術系。“電影美術，既有美術又有電影，多好！”於是他又悄悄報考了嚮往已久的北京，很快就接到了北京電影學院的“准考證”。時間緊迫，李前寬趕路時，考試就已經開始。等李前寬深夜到北京下了火車，一路打聽到位於小西天的電影學院時，監考老師説：“你怎麼才來？素描和設計都已經考完了。”李前寬心裏一涼，連忙説：“老師，我接到准考證連一天都沒耽誤就來了。你就讓我考吧。”後來，他破例直接參加攝影係素描考試，設計考試單獨安排補考。發榜時李前寬不僅成績很好，復試時有位教授説，“這孩子的才思和反應應該考導演係”。

考完回家之後，有同學叫他“畫家”，還祝賀他被瀋陽魯迅美術學院錄取。李前寬到學校一問，主管畢業的主任説：“學校已經決定了，讓你到瀋陽魯藝。北京就不去了。”但李前寬有自己的主意。他寫了兩封信，一封信寫給瀋陽魯藝聲稱自己不去了，另一封信寄到北京電影學院請求把錄取通知書寄到家中。很快，北京電影學院寄來了《新生入學須知》，要求他在8月底報到。

不甘於命運的擺布，李前寬最終成為北京電影學院第一屆美術系學生。一入學的新生見面會，導演系主任田風就在李前寬心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清瘦的田老師話説得很嚴厲：“你們如果不在學業上狠下苦功夫，進了學院的門也邁不進電影事業的大門。”在學校，除了圖書館，李前寬往田老師住處跑得最勤，經常拿著寫生習作請田老師指教。田老師也愛才，冬天，他們一起看畫展、聽音樂會、看戲，春天，他們到北海茶館觀察生活，秋天，一起到田野寫生；夏天，他們去海邊游泳。

1964年秋天，李前寬到長春電影製片廠工作。離校的時候，他幾次去向恩師告別，都遭到拒絕。當時田風老師成了“反革命小集團”黑後臺，停職反省，檢查交待。不見田老師就離校，感情上接受不了。李前寬又一次到田老師家，敲了半天，沒有回音。他鼻子發酸，懇求：“田老師，我是前寬。我一定要見你一面。你不見我，我就在這站著不走了。”門開了。老師瘦了，鬍子拉碴，頭髮老長，面容憔悴。屋裏一股嗆人的煙味，煙頭堆成了小山。師生二人四目相對，眼睛泛著淚花。

李前寬鞠了一躬，説：“田老師，我就要到長影報到去了。你可要保重啊！”田老師凝視他片刻，上前一步，伸手在他肩上重重地拍了拍，沙啞卻語重心長地説：“前寬，到長影好好幹，事業是幹出來的，不是説出來的。”過了一會兒，他從筆筒裏抽出兩支毛筆説：“前寬，這是我在日本留學的老同學王式廓送給我的狼毫筆，送給你吧。”李前寬沒想到和田老師的這次見面竟然成了訣別，這兩支筆也成了永遠的紀念。但老師説的話像在心裏種下的種子：“前寬你應該學導演，走我的路。我是先學美術後改導演的。學美術對你沒有壞處，它可以鍛鍊你的觀察力、記憶力以及造型能力。世界上好多大導演都是幹過美術的，像蘇聯的愛森斯坦、庫裏蕭夫，日本的黑澤明，包括中國的許幸之、淩子風等等，都有很好的美術功底，他們的分鏡頭劇本不是寫出來的而是畫出來的。以後你也走這條路。”

為選演員與司令斡旋“解放”了李仁堂

一個導演不僅要有出色的藝術功力，還要有非凡的辦事能力。李前寬就是這樣的人。1972年春節後，冬雪過後的長春寒冷得出奇。這一年，長影恢復了停滯七年的影片生産。按照上邊的指示，先拍樣板戲，再把“文革”以前的優秀影片《平原遊擊隊》《青松嶺》重拍一遍。長影的攝影棚裏亮起了聚光燈，藝術創作者的臉上有了笑容。

廠裏安排李前寬到承德話劇團去摸摸《青松嶺》劇本和演員的情況，為重拍做些準備。李前寬坐著硬板座日夜兼程趕到承德，見到了《青松嶺》的編劇張仲朋，也見到了戲裏的全體演員。劇本好辦，最讓他撓頭的是演員。當時正在進行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李仁堂不能演主角，扮演錢廣的演員還在燒鍋爐，連演員也當不成。

承德話劇團的軍宣隊特意為李前寬安排一場演出，但用的全是B角。李前寬搖搖頭説：“有以前李仁堂演的張萬山在那兒比著，這個張萬山能讓全國觀眾滿意嗎？”軍宣隊覺得李前寬説得對，同意讓他在全省選演員。李前寬走訪了全省的文藝團體，認定必須用《青松嶺》的原班人馬。經過彙報，廠裏很支援李前寬的想法。可是劇團領導十分為難，“這些演員能不能用，劇團説了不算，只有找承德地區的‘黨政軍一把手’牛司令”。

趁著牛司令來劇團審查片子，李前寬向他介紹了長影重拍《青松嶺》的意義，補充説：“長影要重拍的三部片子都是反映河北農村生活的，而《青松嶺》又是承德地區的，這兩個月我在河北跑了好幾個劇團，還沒有發現有能超過‘文革’前《青松嶺》劇組的演員。我已經向長影領導彙報，廠裏同意啟用李仁堂、李樹楠、劉小妹和王忠禮等原班演員。希望得到牛司令支援。”

牛司令知道重拍《青松嶺》意義重大，於是説：“李仁堂的戲是演得不錯，既然長影表態用他，劇團就給他個梯子，讓他做個檢查爬下來嘛！我看就這麼定了。”領導説了話，李仁堂和其他演員得到解放。李前寬圓滿地完成了任務，與李仁堂等演員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李仁堂在《青松嶺》裏的出色表演得到業界一致認同，後來被調到北影劇團工作，演了《淚痕》《子夜》《如意》《被告山杠爺》等影片，塑造了很多經典人物形象。

重導《青松嶺》時，劉國權導演指名要李前寬當場記，“我喜歡這個小夥子，聰明好學，為人正派，是個導演料”。李前寬除了觀察導演怎麼拍戲，還把演員的位置，道具的擺放，演員的調度等等，一絲不茍地畫在特製的場記表上。劉導非常滿意，對大家説：“對這個戲第一個熟悉的是我，第二個就是李前寬。”

有大將軍的胸懷才會拍出氣勢

上世紀七十年代，全國各地文藝團體還處在“鬥、批、改”的氛圍中，演員能參加電影拍攝，可以看作是被落實了政策，也必然為他們後來的藝術生涯鋪平道路。李前寬在那時只是一個普通的副導演，卻憑藉超強能力，促成十位演員走上銀幕，他克服困難的勇氣和執著的擔當，令人敬佩。

1975年，長影準備恢復生産故事片，廠裏將李前寬調到故事片組擔任副導演。他第一次外出組稿便帶回了反特故事片《熊跡》的劇本。《熊跡》的作者是公安部創作組作家王文林，五十年代曾給長影寫過《鐵道衛士》。當時，導演電影《冰山上的來客》而享有盛名的趙心水導演正憋著一股勁想拍好片子，看到《熊跡》劇本的驚險樣式，十分興奮。廠裏決定由他導演，李前寬做副導演。

趙心水導演讓李前寬全權負責選演員工作。當時，李前寬看了中國話劇院演員石維堅在話劇《楓樹灣》中的表演，覺得他很適合扮演《熊跡》的男主角。但因為家庭有歷史問題，單位不讓他上銀幕。李前寬想，既然能在舞臺上演主角，為什麼不能在銀幕上演主角呢？原來，“文革”中石維堅的父親和“臺屬”繼母雙雙遭到批鬥，二人不忍受辱攜手跳江自盡。在北京地安門後門橋石維堅的家裏，李前寬同他長談了幾個晚上。李前寬決心為他爭取這個機會。

在李前寬看來，辦法總比困難多，只怕沒有解決困難的勇氣和決心。他給公安部黨組寫了一封信，説明《熊跡》是公安部抓的戲，石維堅演主角是最合適的人選，只因社會關係不能出演太過遺憾。然後在王文林的幫助下，李前寬進入公安部食堂，見到了黃慶西副部長。黃副部長是延安時期的老幹部，早知《熊跡》的事，聽了李前寬介紹影片的籌備情況，心有所動。李前寬又抓住機會向各位部長説明《熊跡》是周總理親自指示要拍的題材，意在揭露蘇修亡我之心不死，教育全國人民提高警惕。他説，“我們黨的政策是一致的，石維堅可以在話劇舞臺上演一號人物，也應該可以在電影裏演一號人物”。

李前寬和王文林都覺得啟用石維堅“有戲”，他知道使用演員的意見要通過文化部，就馬不停蹄地跑到“文化領導小組”，拜見時任文化部藝術局長的戲劇家馬少波，並向他彙報了去公安部借石維堅的事。當時，文化部部長于會泳的大秘書是電影學院老師汪流，也是李前寬在校時熟悉的電影文學系教授，李前寬又懇求汪老師一旦看見相關批件，一定儘快通知他。第二天，汪流老師就打電話告訴李前寬，公安部的文件下來了，同意石維堅出演《熊跡》的主角，批示已轉到文化部藝術局並“中國話劇院”。李前寬道了謝，火速趕到中國話劇院院長室，把借石維堅的事敲定。同時給石維堅去電話，讓他到招待所等消息。當疲憊不堪的李前寬回到招待所，一眼就看到正焦急不安的石維堅。他故意繃住勁走向石維堅，快到面前，衝他肩膀就是一拳：“哥們兒成了！”石維堅驚喜萬分，激動的眼淚像開閘的水。

李前寬剛松了一口氣，趙心水導演的電話打了過來，讓他到南京京劇團把王馥荔請到廠裏。趙心水説：“林農導演拍《金光大道》讓她演主角。他們劇組的人去請，無論怎麼説，團裏都是一個字：不！林農是我們前輩，你務必幫這個忙。”李前寬以他的口才和熱情，很快就借來正在演樣板戲的王馥荔，參加了電影拍攝。影片上映後，王馥荔塑造的“大嫂”被觀眾稱為“天下第一嫂”。上影廠謝晉導演看了電影《金光大道》和《熊跡》，決定讓初登銀幕的石維堅、王馥荔演《天雲山傳奇》中的男、女主角。影片上映後引起巨大轟動，這二位在長影走上銀幕的演員，後來成為中國影壇家喻戶曉的大明星。

1982年，李前寬、蕭桂雲伉儷導演的處女作《佩劍將軍》在中國電影史寫下濃墨重彩的一筆。李前寬説，導演要有大將軍的氣度，不能小家子氣的照貓畫虎。蕭桂雲説，有大將軍的胸懷，才會拍出氣勢。8年後他們再次攜手拍出史詩大片《開國大典》和《重慶談判》，開創了中國電影的宏大敘事美學。新世紀以來，作為導演，李前寬擁有開放的視野，不懈探索藝術的執著追求，力圖用新觀念來改造和發展電影。在王霆鈞看來，東坡先生的一首《定風波》，可以作為李前寬、蕭桂雲夫妻的人生寫照：竹杖芒鞋，吟嘯同行，一蓑煙雨任平生。五十年過後，經過了苦難，也經歷了輝煌，回首往事，他們做到了“也無風雨也無晴”的人生意境。

文/本報記者李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