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研究唐詩宋詞 結論很顛覆
用大數據分析:唐代詩人白居易作品量第一 但影響力排十名之外 宋詞名篇中收錄詞作最多的不是蘇軾、辛棄疾而是周邦彥
用大數據分析唐宋詩詞,結論可能超出你的想像——唐代詩人中作品量居第一的白居易,影響力排在十名之外;宋詞名篇中收錄詞作最多的不是蘇軾、辛棄疾而是周邦彥;綜合影響指數表明,杜甫高於李白、辛棄疾強于蘇軾……
以上新發現,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唐宋文學編年係地資訊平臺建設”首席專家、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講席教授王兆鵬分析所得。
唐詩是中國詩歌史上第一座高峰。唐代詩歌五萬多首,詩人三千余位,詩人和詩作都達到前所未有的量級。宋代詞人近一千五百位,詞作超兩萬一千闋。
從個體詩人來看,唐詩宋詞裏誰的作品最多?王兆鵬的大數據顯示,白居易名列唐詩作品量的榜首,詩作近三千;杜甫和李白緊隨其後,都超過千首大關。宋詞中辛棄疾的詞作量位居第一,有六百餘闋,其次是蘇軾、劉辰翁。宋詩的篇數,則由陸游稱雄,凡九千多首,其次是劉克莊和楊萬里。
根據綜合影響指數排名,唐代詩人影響力第一的是杜甫,其次為李白、王維,而作品量居第一的白居易,影響力排在十名之外。宋代詞人作品量和影響力第一的都是辛棄疾,蘇軾和周邦彥分別居第二、第三。高居宋詩影響力榜首的是蘇軾,作品量雄居榜首的陸游緊隨其後。
提到唐詩宋詞的名家,人們習稱“李杜”“蘇辛”,似乎李優於杜、蘇勝於辛。但綜合影響指數表明,杜甫高於李白、辛棄疾強于蘇軾。更令人意外的是,最受追捧的詞人不是蘇、辛而是周邦彥。在一百首和三百首宋詞名篇中,周邦彥各佔十五首和四十首,佔有率遠高於蘇、辛。
用客觀的數據去衡量、分析頗為主觀的詩詞鑒賞,是否科學、能否可行?在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專訪時,王兆鵬強調,雖然數據能在一定程度上描述顯示文學史的發展面貌和進程,但也有明顯的局限性。
30年前開始研究
積累了上百萬條數據
問:《大數據裏的唐宋詩詞世界》課題的初衷是什麼?
答:我1992年就開始做唐宋詩詞的定量分析了。初衷是每人心目中都有自己的唐宋詩詞名篇。究竟歷史上哪些唐宋詩詞被視為名篇,我想用統計數據來分析衡量。
問:那您是如何利用大數據來衡量唐宋詩詞品質的呢?這些數據是如何統計出來的?
答:唐宋詩詞作品的品質,目前還沒找到有效數據來評估、衡量。我目前正在努力嘗試構建文學作品品質的評價指標體系,以便蒐集數據。這需要比較長的過程。此外,個人建立的評價指標體系,需要學界的認同和共識。
問:關於文學指標體系,學界目前的研究現狀怎樣?
答:大數據時代的文學數據,需要分類分層建立起文學史數據的指標體系,以確保數據的信度和效度。但目前用大數據來做唐詩宋詞研究的學者不多,為學界共用的唐宋詩詞大數據也相當有限。
從1992年到現在,我雖然積累了一百多萬條和唐詩宋詞有關的數據,但還不完備、不均衡。有的時段數據多,有的時段數據少;有的這一類數據多,那一類數據少;有的詩人數據多,有的詩人數據少。我們常感慨“書到用時方恨少”,數據更是這樣。全方位分析唐詩宋詞時,常常覺得數據不夠用。
在我看來,文學評價指標體系應該以作品為中心來建立。作家的影響力是以作品的影響力為前提。而作品評價,可分兩個維度,一是相對穩定作品的內在文學價值,二是動態不居作品的外在影響力。其文學價值,可考慮從內容和形式兩個層面來評估。
作品影響力則從創作者、評論者、普通讀者三個層面來衡量。一是對創作者的影響,包括引用、化用、仿傚、改編、翻譯等,體現出作品的典範性和吸引力;二是對評點者的評論和學者的研究,反映出作品在文學批評、學術研究層面的美譽度和關注度;三是在普通讀者中的傳閱度和知曉率。確定作品的價值、影響的基本要素和結構後,再構建計算模型,然後由電腦在相關資源庫、語料庫和網路運作,挖掘提取相關數據,最後計算出每篇作品的得分。
數據無法測度藝術含量
和審美價值高低
問:您在課題裏提到,據統計,東漢到隋末近六百年,詩歌總共才五千余首,而到唐代,詩歌第一次超過萬首並直接跨越到五萬多首。唐詩比之前的八代詩增加了七倍多,詩人由六百餘位增加到三千余位,詩人和詩作都達到前所未有的量級。這個數據從何而來,有參考哪些重要的文獻資料嗎?
答:數據來源於我的老朋友尚永亮教授的兩篇論文:《八代詩歌分佈情形與發展態勢的定量分析》和《唐知名詩人之層級分佈與代群發展的定量分析》。
問:白居易的詩數量最多,影響力卻在前十名開外,這是如何判定的?
答:用數據衡定的。我們用了多種數據,對唐代詩人影響力進行排名。白居易的影響力,在現當代大於古代。他的綜合影響力,遠不如李白、杜甫。
問:那您通過大數據判定唐詩宋詞品質的依據是什麼?
答:目前只能用大數據衡量唐詩宋詞影響力的大小——包括對後代詞人創作的吸引力,在後代詞評家中的美譽度,在普通作者中的知名度等等。目前暫時還不能用數據測度唐詩宋詞藝術含量和審美價值的高低。
文學中心在北宋初
就完全移到南方
問:用大數據研究唐宋詩詞有無遇到一些學術上的困難,又是如何克服的?
答:文學研究從來沒有數據意識,困難不僅在於到哪兒去找數據,更在於找什麼樣的數據。究竟什麼樣的數據有用有效,既需要理論的支撐,也需要在實踐中檢驗。理論上,我們不斷探求,從統計學、計量資訊學和計量歷史學中去尋找理論和方法的啟示;實踐上,反覆試驗,失敗了重來。最痛苦的是,數據庫建好了,文章也寫完了,忽然發現數據來源不全,只好從頭補齊數據,寫好的論文又推倒重來。
問:您在大數據具體研究中還有哪些新發現呢?
答:數據的意義,既能確證傳統的結論,也會修正傳統的結論,更能發現新問題,改變傳統的認知。比如,中國文化地理有一個著名的結論,中國文化中心,是由北方中原逐步向南方移動,第一次南移是東晉永嘉之亂,第二次南移是唐代安史之亂,第三次南移是宋代靖康之亂。三次戰亂推動了文化中心的南移,靖康之亂後,文化中心就徹底移到南方。我們的大數據發現,文學中心在北宋初就完全移到南方,南方作者的數量全面超越北方,無需等到靖康之亂後。而且,戰爭不是推動文化中心南移的唯一因素。
我們還發現,宋代的文學中心,是逐步向東南沿海移動。按今天的地市級行政區劃來統計,宋代福建南平的作者人數最多,名列第一,福州居第二,這很讓人驚訝。與此相關的是,宋代進士人數福州第一,南平第二。可見當時南平、福州教育發達,進士多,詩詞作者也多。教育與文學是高度正相互的。
此外,我們還發現蘇東坡詞的創作高峰是在黃州,他三分之一的詞是在貶謫黃州期間寫的,他的名篇佳作一半是在黃州寫的。比如宋詞的第一名篇《念奴嬌·赤壁懷古》就是在黃州寫的。黃州成就了蘇軾詞作的輝煌。
文/本報記者 張恩傑 統籌/劉江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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