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樂文明•傳承優秀傳統文化（一）｜禮的靈魂在於仁

【編者按】禮樂，是中國文化的標誌。中國自古號稱“禮義之邦”，禮樂之道為中國人確立了共同的價值理念和行為準則，中華民族也由此成為多元一體的偉大民族。了解禮樂文化，是了解中國文化，也是中國人自我理解的重要前提。民族復興需要文化自信，禮樂文明正是我們堅定文化自信的底氣。

即日起，中國網正式推出“禮樂文明·傳承優秀傳統文化”欄目，闡發禮文化的內涵，揭示其精神真諦，探討如何發掘其中的精義，加以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提升大眾的文化自信與文化自覺，助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今天推出第一篇《禮的靈魂在於仁》。

文化學者 宋逸民

禮在中國文化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發揮了極其深遠的影響。我曾經將禮的意義歸納為三點：對於共同體而言，禮意味著秩序；對於人際交往而言，禮意味著尊重；對於個體而言，禮意味著教養。毫無疑問，禮在今日依然不可或缺。幾十年前，著名思想家梁漱溟先生就呼籲：要“大興禮樂教化，從人的性情根本處入手，陶養涵育一片天機活潑而和樂恬謐的心理。”

在經歷過一百餘年對“禮”的污名化批判之後，今天越來越多的人，已經非常自覺地在弘揚中華禮樂文化，這是文化自信的表現。但是，我以為今天弘揚禮樂文化，最需要重視的就是把握好仁禮關係。我們必須明白“禮的靈魂在於仁”。在孔子儒家那裏，禮和仁的關係，可以表述為“仁以成禮，禮以顯仁”——仁是禮的內在本質，禮是來彰顯仁德的。如果沒有仁，禮就會流於形式；因此仁是更關鍵、更基礎、更根本的。如果説仁是體，那麼禮就是用。誠如王陽明所説：“故仁也者，禮之體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無一而非性也……故克己復禮則謂之仁，窮理則盡性以至於命，盡性而動容週旋中禮矣！”仁德是所有禮的本體，忽視了仁德，禮就成了失去了靈魂的空殼，禮所要求的敬、謙、節、讓，莫不會成為虛偽的表演。

歷史上和現實中，確實有這樣的舍體而求用的現象。《左傳·昭公五年》記載了一個古人區分“禮”和“儀”的著名故事。春秋時期，魯昭公有一次去晉國訪問，“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魯昭公對於繁複的禮儀十分熟稔，沒有出現任何差錯。晉平公稱讚其“善於禮”，而晉國大臣女叔齊則説：“魯侯焉知禮？”魯侯怎麼能夠算得知禮呢？他提出一個著名的判斷：“是儀也，不可謂禮”，將禮與儀作出了明確區分。在他看來，魯昭公所做都是一些禮儀形式，算不上禮。所謂“禮”，是“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將此稱之為“本”，而將“儀”視之為“末”，認為“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昭公“屑屑焉習儀以亟”，不懂這些具有根本性的大道，僅僅執著于細微的禮儀末節，因此不能説其知禮。這位魯昭公就是孔子兒子出生時，給孔子送來鯉魚的那一位魯君。孔子對他頗有感激之情。後來陳司敗直接問孔子“昭公知禮乎”，孔子出於“為尊者諱”的“禮義”，勉強答曰“知禮”，但是私下裏還是承認自己這個説法“有過”的。可見，孔子對魯昭公是否知禮的看法，與女叔齊是一致的。

為什麼説魯昭公不懂得“禮”呢？其實，就是因為他僅僅掌握了禮之“儀”而丟掉了禮之“義”，雖然儀節非常熟稔，但這種嫺熟不過是一種形式罷了。其實，我們在生活中也容易犯同樣的錯誤，即只謹守外在的儀式流程，而內心缺乏誠敬。更有甚者，社會上還有很多人，將“禮”作為攫取功名利祿的工具。因此孔子才會感慨：“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失去了仁德，失去了誠敬，禮樂也失去了莊嚴，淪為一種令人生厭的形式過場。如此一來，越是行禮如儀，越是令人厭憎。我們經常批評的那種“形式化”，不就是因為這樣的形式是缺乏真誠的嗎？本來，禮是陶冶人的性情，是“成人之道”，這樣一來，禮反而成為束縛人性正常發展的桎梏，豈不悲乎！

大型禮樂演出《金聲玉振》劇照     資料圖 齊魯晚報

我們今天談到禮，往往與儒家聯繫起來。其實，在孔子之前，禮已經存在了幾千年。禮是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而出現的，乃是一種自然而然的社會化現象。荀子所謂“先王制禮”，則是社會發展到了更高階段，才有像周公這樣“聖王”出現，通過綜合整理，將禮進一步系統化、制度化，成為具有統攝性的制度之禮。到了春秋時代，周代禮樂文化經過幾百年的演變，已經失去靈魂，日漸僵化沉淪，僭越、虛偽盛行，此所謂“禮壞樂崩”是也。

對此，春秋時代的思想家們都有反思。道家宗師老子批評：“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儒家開山孔子也批評：“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樂雲樂雲，鐘鼓雲乎哉？”道家反對禮，今人很容易理解，但崇禮的孔子也批評禮，豈不是矛盾的嗎？其實，孔子及後儒對“禮”的反思，並不是徹底否定，他們所反對的僅僅是虛偽、僭越的禮。禮本來是一種文明樣態，但任何一種文明都不可避免地出現異化。異化就意味著走向自己的反面。道家是因為反對異化，而對人類文明近乎一股腦地否定，而主張回歸自然。孔子則不然，他在思考：禮為何會異化？如何才能避免禮流於形式化？

禮的最大異化就是流於“虛偽”。在孔子看來，“虛偽”恰恰是因為人心之“不仁”。孔子之所以對“巧言令色足恭”“恥之”，就是因為其中“鮮矣仁”；之所以批評“鄉願為德之賊”，就是因為其“無是非”，本身就是一種“不仁”；孔子之所以對“為禮不敬，臨喪不哀”不欲觀之，就是因為那僅僅是禮的形式化。所以，孔子甚至説：“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性情中和之人如果不可得的話，那也應是有真性情的狂狷者才值得交往。所以，明末張宗子《陶庵夢憶》所謂“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疵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正是與孔子真精神相貫通的。梁漱溟先生講，“發自真性情的禮，率真，質樸，合乎本心。不合乎人情，巧言令色都不是禮”，誠哉斯言！

孔子“寓作于述”，創立儒學，將仁禮合一。其中，禮是繼承（述），仁是創新（作）。孔子之所以提出“仁”的學説，就是希望將仁的精神灌注到世俗的禮之中，使其更加合乎天道、人性，才能成為推動修齊治平的重要方式。所以，儒家之禮與世俗之禮，有同有異。換句話説，我們日常所批評的那些討厭的繁瑣、虛偽之禮，也是儒家所反對的。所以，儒家在歷史上不斷地倡導移風易俗，為的就是要將異化的禮俗重新加以整飭，注入“仁”的精神，使之恢復生命力。

孔子一生崇禮，禮型塑了他的生命，而孔子的生命卻充滿積極向上、樂觀豁達的勃勃生機，並沒有陷入虛偽、迂腐與僵化之中。他在“立於禮”之前，能夠“興于詩”，生命與天地自然萬物相感通，那是仁心的躍動；在“立於禮”之後，能夠“成于樂”，生命達到與天地自然的圓融和諧，那是仁心的圓滿。你看他，一生之中艱辛備嘗，但不論遇到何種的困境，他都能“弦歌不衰”，樂觀以待。讀《鄉黨》，那樣一位謹守禮樂的士大夫的形象，並不令人生厭。子貢眼中是“溫良恭儉讓”的氣象，那正是禮教熏染下的生命溫度。子夏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正是孔夫子在弟子們心中的形象，這種生命富有感通力、感染力和感化力，所以孟子説“七十子之服孔子”是“中心悅而誠服”，是必然的。這一切源自他那顆“活潑潑”的“仁心”。“仁”是生命的自我覺醒，是心中裝著他者，是將人當人，因此仁心才會生發出“愛”“誠”“公”“恕”。孟子所謂“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于背，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的生命之輝光，必然在“仁禮合一”之中才能呈現！

其實，不僅孔子如此，儒家先賢中，這樣的真性情可謂生命的常態。大家如果喜歡讀各種傳記，你就會發現，真正的偉大人物，都富有天機活潑的真性情。2021年10月，我與業師楊朝明先生應邀赴福建武夷山參加首屆“武夷會講”，更真切地感受到朱子故里的自然與人文之“雙美”，更了解到朱子的真實的生命情態。我那時才意識到，對於朱子，過去僅僅讀《四書章句集注》等，看到的僅僅是其思想文理密察的一面，于其生命情調是不甚了了的。我們過去總是根據教科書的描述，將理學家想像成不茍言笑、缺乏情趣的道學先生。然而，事實並不如此。作為理學宗師的朱子，實際上是一位真正的“活潑潑地”性情中人。哲學史家陳榮捷曾評論説：“朱子教學，是其最快樂處。閒情逸趣，則在旅遊與詩酒之興。”確實，我翻閱當地學者編寫的朱子文化叢書，發現朱子確實喜歡名山大川，飲酒烹茶，與二三子徜徉乎山水之間，往往發為詩歌吟咏。在當下的清明時節，發現朱子也有“滿意分攜一杯酒，登山臨水意未休”，“書冊埋頭無了日，不如拋卻去尋春”這樣的豪邁灑脫的詩句，竟撩動了我這沉寂枯悶之心，觸發縱情山水之念。天機活潑如孔子、如朱子，依然感發著我們，而那些用禮來當作枷鎖束縛別人並自我束縛的人，早已掃進了歷史的垃圾袋裏，煙消雲散。這就是“仁禮合一”的魅力！

今天流行一句話：人生需要儀式感！確實，“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人應該在溫飽解決之後，有更高層次的精神需求。但是，如何區別清楚“儀式感”與“形式化”二者的異同，恐怕是首先必須加以厘清的。我們應該明白，我們所期待的“儀式感”，其實是“儀式”帶給我們的“誠敬”與“莊嚴”，而這一切都源自“儀式”之魂——我們內心的“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