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玫瑾解讀未成年人犯罪心理特徵 他們因何犯罪？

 犯罪心理學專家李玫瑾：孩子犯罪是家校教育的缺失

當遇到有關未成年人的惡性事件發生時，人們驚詫、痛心的同時也不禁反思，家長、學校、社會，到底該怎樣努力，才能把一個孩子安全、健康地撫養長大？

未成年人犯罪有何心理特徵？他們因何而犯罪？當今社會又該如何預防及懲戒未成年人犯罪？近日，央廣網獨家專訪犯罪心理學專家李玫瑾。

定義——“校園霸淩”準確嗎？

對於媒體報道中常見的“校園霸淩”一詞，李玫瑾認為，校園欺負、霸淩和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是不同性質的概念，她按照惡劣程度對這些行為進行了劃分。

李玫瑾認為，欺負在小學甚至在幼兒園都會有，它更像是孩子的淘氣，一般沒有特別惡劣的後果，只要老師干預就基本都能夠解決。

進入初中後，更多發生的則是霸淩。李玫瑾説，“霸淩中‘淩’這個字，實際上是有淩辱的含義，為什麼它叫霸淩？因為在初中這個階段，人進入到青春期，會迅速長高，達到成人的高度，也出現了性別的特徵。“在這個過程中，想要耍酷的男孩對於錢的需求自然增多，所以這時候就會連帶著出現一些侵財的行為，比如攔截小同學要錢，或者向同班的一些老實的孩子索要錢財，甚至還出現盜竊、偷竊這樣的行為。”她説，不光是男孩，女生也會出現霸淩行為，究其原因，大概率是女孩出現了“嫉妒”心理。霸淩帶來的傷害，遠比欺負要重。

第三個層面則是違法。2020年12月2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通過，自2021年6月1日起施行。這部法律中規定了九種不良行為，包括吸煙、飲酒、賭博、離家出走等，李玫瑾提示，孩子出現這“九種不良行為”，往往是輟學、逃學的早期徵兆，家長、學校、派出所民警都應提高對孩子的關注。從程度來看，未成年人出現這個層面的行為還未涉及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最重的懲罰是治安行政處罰。

第四個層面，則涉及犯罪了。李玫瑾解釋道，“什麼是犯罪？就是一個國家，它以刑法立法來告訴你哪些行為是不能幹的。為什麼叫刑法？因為它是要刑事處罰的。當然刑事處罰的方式很多，我們知道用的最多的一般就是監禁。”所以到了犯罪層面的行為，就比較嚴重了，會危害他人的生命健康、他人的權益，或是擾亂社會整體秩序。但根據刑法的規定，未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一般情況下不負刑事責任。

誤解——不滿14周歲就無需承擔法律責任嗎？

未成年人犯罪的心理是怎麼樣的？李玫瑾認為，其中一個特點是“佔便宜”。

她認為，法治教育中的一些表達方式給了未成年人錯誤的引導，使得一部分未成年人單純地認為不滿14周歲就無需承擔法律責任。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法律一定要健全，不能給孩子錯誤的引導。有些時候有些資訊，你可以悄悄地做，但絕對不應該對外講。”李玫瑾認為，針對犯了罪的未成年人，如果性質不是很嚴重，司法機關可以替未成年人保密，但不該讓未成年人知道刑事污點可以消除，這種做法會讓不太懂事的未成年人誤解成人的良苦用心。

有關未成年人犯罪的惡性案件，往往最後的審判結果，並沒有社會大眾呼籲的那麼嚴重，這給大眾造成了疑惑。李玫瑾説，這個問題在業內已經爭論許久了。“我經常跟別人説，你有沒有想過，我們的監獄裏如果關的都是很小的孩子，那這個社會病在哪？説明是我們成年人社會有問題了，才會讓這麼多未成年人關進監獄。你把小孩子關進監獄能解決問題嗎？不能。所以真正需要改變的什麼？是成年社會。”李玫瑾認為，這需要成年社會反省，其中需要反省的重要內容，是在普法和執法的過程中，如何不給未成年人誤導，如何恰當地給未成年人講解法律中的某些條款。

“我對很多未成年人都講過，人生最好的路，就是不走犯罪那條路。”李玫瑾説，未成年人犯罪的另外一個心理特點，是心智不成熟。“很多未成年人並不明白，‘死罪沒有，活罪難受’，在監獄裏關20年，那滋味是很難受的。任何時間段，你都在監控之下，你所有的行為都要保持統一的標準。人生最美好的時光，就這樣錯過了。”

教育——直接告訴孩子“殺人是犯法的”

李玫瑾認為，未成年人之所以會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要歸咎於家長與學校法治教育的缺失。

在家庭教育中，一些家長會為自己的教育缺失找藉口，認為自己不知該如何給孩子正確的法治教育。李玫瑾認為，遇到這樣的情況，最簡單、最有效的教育，就是直接告訴孩子“你們可以淘氣，但絕不可偷盜與殺人！”

而對於已經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一場少年法庭審判，就是一次有儀式感的教育。“法律中有一部分的內容叫儀式。這種法律儀式，和平時談話是完全不一樣的。我曾經多次參與北京某區少年法庭的庭審。庭審半圓桌形式，桌子是U字形的，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的老師、被害人的家屬、律師等專業人士都會參與。法官按照程式一道一道走，宣讀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的行為和處罰結果。這個過程當中，參與的每個人都要從他們的角度來談對這個案件的看法，當這些人都説完以後，這個孩子腦袋都快扎到桌子底下去了。他聽了這麼多不同角度的看法，他就知道自己錯在哪兒了。”

量刑——行為是量刑的重要標準

年齡是未成年人犯罪後的唯一量刑標準嗎？李玫瑾認為，除了年齡外，行為也是量刑的重要標準之一。

2020年，我國將未成年人最低刑事責任年齡下調至12周歲。然而，近年來，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現象頻發，校園霸淩事件呈現低齡化傾向。解決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問題，除了降低刑事責任年齡，似乎也該伴隨其他方面的思考。

“對於未成年人，在確定他該不該負刑事責任的時候，光靠降低入刑年齡是不夠的。現在降到12歲，假如他11歲也做了一個很惡性的案件，該怎麼去確定？”李玫瑾表示，犯罪是以行為來界定的。“就是説，什麼是犯罪，只要做了這個行為就是了。其‘行為的責任’不要僅根據一個年齡點來判斷，而應該增加與行為相關的客觀表現來判斷。”

李玫瑾曾撰文指出，對於特別嚴重的殺人或傷害至死案件，可以從作案人其行為的四個特徵作為根據來判斷少年“有無責任能力”。一是作案前他對犯罪目標的選擇性，這意味著他有無辨別力和目的性；二是作案前有無犯罪工具的準備性，這意味著他有著知行合一的能力。三是犯罪實施中有無順序步驟性，這意味著他完成目的與計劃的控制與操作力；四是他在作案中及作案後有無反偵查的表現，如掩蓋、滅跡，陳述謊言等，這意味著他有知罪力。她認為，如果四點都具備，説明作案人有犯罪行為的責任力。

懲罰——孩子犯錯，家長需付出代價

“小孩是一個渾孩子的話，那一定大人有問題，那這個大人他為什麼沒有任何連帶責任？”李玫瑾認為，孩子犯了錯，家長同樣需要付出代價。

“我建議要讓孩子的家長付出代價，也就是説因為你不監護不到位，因為你不好好教育孩子，因為你沒有很早地囑咐孩子哪些行為不能做，那麼這個孩子出了問題，那就是家長的責任。”李玫瑾説，受害者也應該利用法律來獲得補償。

“人家的孩子（受害人）還有一個養老功能，他的父母老了以後怎麼辦？所以我建議用‘刑期加上被害者年齡’作為作案人及家庭對被害人或家庭持續賠償的處罰，讓被害人的家庭得到法律救濟。考慮到很多犯罪人的家庭也很貧困，也沒那麼有錢。我建議可以按照他每一筆收入的百分比來進行賠償。這能讓人知道，所有的違法犯罪都是有代價的。”李玫瑾説。

李玫瑾始終認為，社會發展變化會帶來新的問題，法律也會隨之完善，無論立法還是司法，都會體現出人類的智慧。因此如何通過法律來有效地懲罰犯罪的少年，這是擺在我們面前需要思考的問題。（央廣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