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書院裏的療愈：打開抑鬱孩子們的心門

書院的學員在基地農耕。本版圖片均由受訪者提供

書院。

書院的學員在搭建竹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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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離杭州建德市40多公里的一個村莊，有一處院落，這裡三面環山，石子路兩旁的木屋和白色樓房裏，住了三四十個人，十幾個家庭。

他們並不是遊客，而是一群老師和抑鬱的孩子及家人。天氣好時，他們在戶外的長桌上就餐，在搖晃的鐵皮椅子上看書，在草地上聽溪流聲、曬太陽。

然而，就在一年多前，這裡並不平靜。

比如那位總是戴著套袖幹活兒的爸爸，來自河北石家莊，是一名公交車司機，工作時，他最害怕接到家人電話——那意味著孩子又出事了。女兒初二時確診抑鬱症，之後3年住院10多次。

還有那個總是在廚房裏忙活的媽媽。她叫孫霞，從上海來時，孩子已經在家躺了3年，他只在父母睡著後才偷偷到客廳裏吃東西。她睡覺時想到這件事就猛地坐起來，幾年時間頭髮白了大片。

福建媽媽王春訪談時常常露出笑容。但一年前兒子確診被迫害妄想症時，她“無論如何都無法接納”，最絕望時想過一走了之，“我跟孩子一起走”。

聽説杭州有家書院治愈了幾十個抑鬱症患者，有家長坐著高鐵，開著車，往大山裏趕來。“越往後開，人越少，山越陡。”有人充滿懷疑。

王春也抱有懷疑，但那時她“就像在大海裏，快沉了，只要有一塊木板就會緊緊抓住”。

和很多家長一樣，王春迫切希望找到治愈孩子的密碼。然而，書院的院長金向群告訴她，“只有父母改變了，孩子才能徹底好起來”。她感到疑惑：“我改變什麼，我活得好好的，孩子生病了和我有什麼關係？”

“我一心一意為孩子好，我有什麼錯？”一位家長説。還有一位年入100萬的高管母親説：“我一生如此輝煌，我沒錯啊。”

對此，58歲的金向群已經習以為常。這些年，他干預過幾十個中度、重度抑鬱症孩子的家庭，很少有父母一開始就意識到自己有問題，但多年的干預經驗令他堅信，“孩子出了問題，家庭一定存在問題”。

他是誤打誤撞走上這條路的。原本，金向群給企業家講“心性教育”。2016年，陸續有企業家找到他，説孩子學習不下去，請他幫忙。他由此開始關注青少年抑鬱的問題。

金向群説，那個時候很多孩子只是輕度抑鬱，“讓孩子放鬆下來，讀懂孩子，改變孩子當下的認知，生活就能回到正軌”。

但近幾年，書院接收的孩子抑鬱問題越來越嚴重，有的從小學就出現情緒問題。“唯學業”、控制、爭吵、溺愛是很多家庭的通病，“孩子和父母面對面，卻走不進對方的心”。

“孩子是父母的投影”，金向群意識到，想要真正改變一個孩子，必須改變家庭這個“水環境”，“家庭就像魚缸，大魚的狀態會影響水環境，水環境會影響到小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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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閱了幾十份抑鬱孩子的“家庭檔案”後，金向群發現，來書院的父母集中在50歲左右，靠高考改變命運，“他們就把這份所謂成功的經驗用到孩子身上，抓孩子學業”。

一位媽媽直言，優秀就是“考上一個好大學，有一份好工作”。還有一位媽媽説，自己上過大學，在親戚朋友中“過得比較好”，她一心培養孩子讀書，“你已經坐電梯上去了，孩子不坐電梯還非得扛個重物走上去，家長肯定捨不得”。

上海媽媽孫霞也是靠讀書走入大城市的。20世紀90年代，她坐著飛機全國各地跑，父親“很自豪地跟村裏講這件事”。為了照顧孩子，她換了一份輕鬆的工作，不在外面過夜，不打牌，不刷劇，同事喊她逛街也不去，“覺得愧對兒子和丈夫”。

孩子上幼兒園後，她陸續給孩子報了圍棋、游泳、小號、奧數的輔導班。

“太實用主義了。”孫霞的兒子吳宙説，那時他學這些並不快樂。上初中後，吳宙的輔導課增加到8門。到了初三，吳宙經常晚起、遲到。孫霞拽著他起床，“考不上好高中就考不上好大學”。

那時，學校也經常開家長會，周測，公佈排名，強調“差一分就差一操場”。孫霞説，學校最後一次開中考動員大會時，吳宙連准考證也不想去拿了。

到了高二，吳宙確診抑鬱，厭學。孫霞讓朋友、老師勸孩子上學。吳宙去了一次“覺得難受”，鎖在房間裏不出來。

有一次，兒子連續幾天沒有出屋，敲門也不應，孫霞從家中6樓的客廳陽臺上邁出去，踩著一個空調架，爬到孩子房間的陽臺上去看他。那次之後，吳宙再也沒鎖過門，但心門依然緊閉。

早在2021年9月，孫霞就到過一次書院。當時，吳宙休學一年，金向群告訴她要放下孩子的學業，她聽不進去，“現在這個社會，高中都沒畢業怎麼行？”

她把目光轉向各種“複學營”，看到孩子出來吃飯、早起，就肯定孩子，給孩子寫信，但孩子越來越煩，把信扔到了垃圾桶。她又學著“傾聽、接納孩子”，説“媽媽知道你不容易，對你沒什麼要求”。

但實際上，她迫切希望孩子好轉、複學。有一年時間，她睡在客廳的沙發上，記錄兒子幾點睡覺、起床，一旦兒子有好轉跡象，就問：“是不是要出去散步？要不要請家教？”

“語氣很焦急。”吳宙回憶，那時家裏的環境令他倍感壓抑，“感覺他們始終對自己有期待，不能理解自己”。

孫霞發現，以前兒子還去客廳吃飯，後來越來越不願出房門，“（生命的）小火苗快熄滅了”。

她變得小心翼翼，不敢再讓孩子複學，寬慰孩子：“父母有吃的，也總會有一口你的。”這讓吳宙覺得“父母好像更放棄他了”。

2022年9月，吳宙再次複學失敗，孫霞和孩子都陷入絕望。

這種挫敗感折磨著很多書院的父母。一位媽媽説，兒子因抑鬱從名牌大學休學後，家長群裏每天滾動著讓孩子相親、買房、去國外上大學的消息，她更加焦慮。“本來我的孩子跟他們是一樣的，突然間我們的生命都快淹沒了”。

“現在整個社會都覺得沒有學業就沒有未來，這是社會集體無意識的一個特點。”金向群見過很多孩子，只要學習，“其他什麼都不用做”。有的孩子20歲了一碗麵條也沒下過，鞋也不會刷，“不做事，只用腦，容易懸在空中不接地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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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溺愛，控制、評判更是充斥在很多家庭中。一個孩子給家裏的狗糧加水，怎麼加父親都不滿意。一對父母讓孩子選吃的，孩子選了漢堡，父母又責怪孩子，“還不如不吃”。

“類似的事情無時無刻不在發生。”書院的家長表示，有的家長規定孩子一進門就換衣服。有的父母不允許孩子不優秀，“一表揚孩子就飄了”。

吳宙就生活在這種控制和否定中，“父母很少誇我，一直拿我和別人比”。

吳宙從小敏感、細膩，“會無緣無故擔憂一些事情”。他覺得爸爸不喜歡他的性格，“希望我成為一個男子漢”。上高中後，他想全選理科，爸爸讓他選一門文科，“高考風險小”。

休學期間，他喜歡研究網路、航空航太，父母覺得他“浪費時間”。“他們從來沒想過我在想什麼，只希望我照著他們規劃好的人生軌跡走，這樣的人生還有什麼意義？”

在金向群看來，“唯學業”的家庭更容易導致控制，“想要考好成績，父母要控制，而被控制的孩子是沒有能量的”。

王春的兒子蘇羽確診被迫害妄想症後，時刻感到恐懼，吃飯害怕兩個菜有化學反應，雨水滴到手上擔心有毒。到書院一年後，這種被迫害妄想症狀消失，他能夠正常生活、交流。

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他坐在書院一張長椅上，向記者緩緩回憶自己的童年。

“小學四年級以前還是挺快樂的。”他説，自從五年級媽媽開始管他，週末便被補習班填滿了，日常生活也變得“軍事化”。

有一次，他“學習拖拉”，媽媽讓他拿著塑膠袋到外面撿瓶子去賣，兩餐沒有給他飯吃。一次他沒有訂正錯題，媽媽在校門口揍他，他感覺“自尊心受辱”。有次他期末考試“只考了八十幾分”，媽媽“大發脾氣”，他狠狠扇自己的臉。

也是從那時開始，他感到不適，“每天早上各種喊痛”。

然而，王春沒有察覺到兒子的身心變化，沉浸在兒子要小升初的焦慮中。她讓孩子早起運動、學習，“我自己能做到，為什麼你不能做到？”

王春説，她知道孩子被打心裏不舒服，但“沒想到那麼嚴重”。小時候，哥哥也常被打，“但他還是很孝順”。

除了控制，蘇羽一直活在父母的爭吵中。爸爸“説話很衝，不茍言笑”。媽媽讓他上補習班，爸爸覺得沒必要。生病後，媽媽讓他去醫院，爸爸堅持讓他看中醫。就連喝牛奶兩人看法也不一致，爸爸認為牛奶涼，不適宜小孩喝。

“他們給出的指令經常是相反的。”蘇羽説，他不知道應該聽誰的，“內在變得紊亂”。

他上初二後，爸爸失業，父母經常爭吵、冷戰，“家裏就像冰窖一樣”。在學校，他也沒有朋友，因為頭皮感染、頭皮屑亂飛，他被同學嘲笑。

“沒有一個可以安放自己的地方。”蘇羽説，那段時間也是他抑鬱最嚴重的時候，他開始出現幻聽幻覺，待在屋裏吃垃圾食品，看小説。

“重度抑鬱的孩子生命能量都消耗光了，父母的任何期待和壓力他們都承受不起。”金向群説，“他們看不到希望，與父母、他人、天地斷了連結，就像一個人在大海上漂著，無依無靠，隨時會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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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向群看來，想要打開一個重度抑鬱孩子，需要重建他與周圍世界的連結，最重要的是重建與父母的連結，“改善家庭的‘水環境’，讓孩子感受到安全感”。

“只有父母松下來，孩子才能變。”有時候，老師們要採用一些方法，讓父母們意識到松下來的重要性。

孫霞2022年10月到書院學習時，總擔心還留在家裏的孩子。老師們讓她不要給孩子發短信、管孩子吃外賣。後來，她回到家總忍不住看孩子，老師讓她每次想看孩子時，就給陽臺上的花澆水。結果，由於澆水太頻繁，花一星期後就枯萎了。

“老是這樣去關心他，孩子會受不了的。”從那之後，孫霞去公園、逛街、看電影，“回到自身上來”。兒子的心也漸漸打開，先是到客廳活動，接著和他們吃飯，再後來願意出門了。

然而，兒子一齣門，她又想讓孩子複學。老師讓她去醫院門口看精神病人的狀態。她被觸動，“孩子能活著就很好了”。

為了改善家庭的“水環境”，書院的老師也會調節夫妻關係。孫霞夫妻倆常因為鞋、碗的擺放問題生氣。老師開線上家庭會議，説丈夫是“控制思維”，“自己去擺，不要求別人”。孫霞總嫌丈夫做事慢，被指出這是一種“評判思維”，她讓丈夫去買菜、做飯。

“要求同存異。”孫霞説，金向群經常告訴他們，每個人都有一把認知尺子，“不要用你的尺子去要求別人”。

後來，在老師的指導下，爸爸給孩子寫了一封信，説可以不上學，“有好幾條路”，並向他透露，可以到書院學習一段時間。

孫霞記得，第二天孩子就出來了。當時，他們已經很久沒有和孩子吃過飯，聽到兒子屋裏有動靜，兩人都豎著耳朵沒説話，孩子坐下後，丈夫扒拉了兩口飯，躲到一旁哭，“看到希望後喜極而泣”。

知道吳宙喜歡研究網路，老師們以書院需要重新裝網路為由，引導他去書院。2023年4月，吳宙跟父母來到書院，直到現在也沒有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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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很多孩子剛到書院時仍然抗拒。北京媽媽劉盈盈回憶，兒子來書院那天，車開到半道，他“明顯不耐煩”。進了書院，他留意門是否上鎖，“一看不對，馬上跑”。剛放好行李，他就買了後天的返程票。

劉盈盈記得，晚上吃飯時，金向群特意把兒子安排在一個同齡人旁邊，“讓他沒有壓力”。中途，兒子就金向群的口音打岔，大家也沒有發表看法，“該幹什麼幹什麼”。

吃完飯後，幾個年輕人帶他去喝茶，他看到一張茶桌，躺了上去，蹺著二郎腿。老師也不惱怒，在他腦袋旁沏茶，告訴他曾有家長躺在這張桌子上體驗“死亡葬禮”，並給他看當時的錄影。

知道他對公益感興趣，老師們還帶他看以往舉辦公益活動的場所、資料，並提出暑假要舉辦夏令營，他可以擔任志願者老師。

劉盈盈注意到，兒子當晚就“有點不想走了”。因為他要回北京參加活動，老師還是送他去火車站，並約定活動結束後再回來。“這一天他接收的資訊量很大，需要好好消化一下。”十幾天后，他主動回來了。

“只有孩子感受到安全感，才會願意留下來。”金向群説，這需要書院的每個人都能平等對待他們，“幫助他們成長”。

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一位老師説，曾經有一個孩子罵她，她又生氣又委屈，“我都這麼努力了，起碼稍微配合一下”。但很快，她覺察到自己“有所求”，“要不斷把‘我’剝離掉，但凡心不純，對方就能感受到”。

陪伴第二個孩子時，她更加耐心。那個孩子剛去時用手吃飯，無法自主入睡，幾米的路要走1個小時。幾個老師輪流陪著他走。男孩站在原地發呆，老師就站在旁邊，陪他發呆、看葉子、摸小狗。孩子走路的速度逐漸加快，跟金向群走時最快，“因為金老師沒有一絲情緒”。這位老師説。

在書院，不管是小孩、老人，富有的普通的，有病的沒病的，大家都坐在一張桌子上吃飯。蘇羽剛到書院時總覺得案板上有黴菌，看到其他人吃飯都沒事，他也漸漸放鬆下來。

蘇羽説，確診被迫害妄想症後，他在醫院住了一個多月，每天做康復訓練，“把頭固定一個姿勢，放到一個儀器下，很痛苦”。但他覺得書院的老師“尊重個人意願”。有一次，他想獨自去杭州玩半個月，老師們同意了，但建議他玩5天。“他們談話態度平和，意見也相對合理。”他接受了。

一位老師記得，吳宙剛到書院時躺在房間不出門。老師去喊他，貼耳邊叫他、拍他的背，他紋絲不動。第二次叫他，依舊毫無反應。後來，父母去叫他，他把父母罵出來。老師説：“我們內心沒有情緒，因為該給到的已經給到了，再去喊就是討好了。”

不過，老師給他送了飯。“關鍵不在於送不送飯，在於要看到孩子想要突破自己、但還沒體現在行動上的心。”

吳宙説，自己剛到書院時有些排斥，後面慢慢感覺到“他們不帶功利性地陪伴”，開始敞開一點心扉，“偶爾跟他們講兩句話”。有時候，他控制不住情緒，罵老師，他們“還是全然接納”，“你在他們身邊感覺到放鬆，心松下來慢慢就有能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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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書院，老師會一邊讓家長通過他人、孩子“照見自己”，一邊幫助孩子建立與他人、自然的連結。

在石家莊做公交車司機的那位爸爸經常評判別人，受他影響，孩子對很多事情也看不慣。老師們讓其他家長指出他有情緒的語言、行為，幫他分析。一次開車路上，他看到一輛貨車停在馬路邊，下意識評判，“哪有把車停路邊的，真是不自覺”。劉盈盈注意到，孩子皺了一下眉，開家庭會議時向他指出這個細節。

“像剝洋蔥一樣一層層扒。”這位爸爸説，他起初嘴硬不承認，其他家長指出後，他“心裏感覺到痛”，但還是不敢寫下來，“怕寫了別人不高興”。

後來，他和孩子住，又開始嘮叨當天的事，孩子的情緒也來了，半夜去敲老師房間的門，要和老師住，哭訴“爸爸又有各種情緒”。“孩子一跟我住就出問題。”這個爸爸被觸動，開始認真記錄情緒，有情緒時“能不説話就不説話”，孩子的情緒也好了。

“只有讀懂自己，才能讀懂孩子。”金向群經常告訴父母，想要破解孩子的情緒機制，先要看到自己的情緒，“父母的成長是對孩子最大的愛”。

王春到書院後總盯著孩子。老師讓她和孩子分開住，“你就成長你自己”。

通過“讀”自己，王春對孩子有了更多的共情。有一次，她正給孩子發短信，丈夫在旁邊告訴她“不能這樣子，不能那樣子”。她感覺“後腦勺長了兩隻眼睛”，打字時手抖，“有很強烈的逼迫感”。

她突然理解了孩子寫作業時被盯著的感受，意識到孩子不是一個木頭，而是一個生命，“我只表達我的需求，沒有去感知孩子的生命”。

後來，王春發現，自己一直“唯學業”，是因為沒有安全感。王春説，父親“很看重錢”，常對她説，讀個大學，把我一棟房子都讀沒了。每次跟父親要生活費時，她都讓弟弟找爸爸要。

有一次，她身上連吃飯的錢也沒有了，不好意思跟同學借，在操場上轉了一圈又一圈，那種無助的感覺她至今記得。她在大學堅持早起、運動、洗冷水澡，一刻也不敢鬆懈。

結婚後，她希望丈夫能給自己安全感，但丈夫很“佛係”。她又把這種不安傳遞給孩子，常對孩子説：“不要以為生存那麼容易。”

“我很害怕沒錢，擔心以後生病、養老。”在書院，王春發現有的家庭很有錢，但還是“有這麼多不順”。過年時，弟媳到書院看她，“沒錢沒房”，但她發現弟媳“性情很好”，家庭和睦。

“錢很重要，但人更重要。”王春時常提醒自己“要成長”。隨著心態變得平和，她發現夫妻關係在向好，孩子的恐懼也在減少，孩子拿筷子的速度加快，神情也沒那麼惶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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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霞也在成長。看到孩子到書院後經常躺著,她又著急了，每次去做飯，眼神都是擔心，孩子又退回去了。老師們讓她觀察孩子的表現。

孫霞發現，自己不進食堂，孩子會坐著吃飯，但一進去，孩子看到她就回房間，“我的擔心會帶給孩子壓力”。

書院的老師經常舉辦體驗類活動，讓爸爸們在母親節時綁上帶水的氣球，體會妻子懷孕的不易。讓孩子們去鎮上要一頓飯，感受生活的樂趣。讓媽媽們躺在床上，體驗一場“葬禮”。

孫霞對那場“葬禮”印象深刻。當時，她穿著一身白衣躺著，家長們挨個給她念悼詞。

“像真的死過一次。”她坦言，以前抓孩子學業也是為了自己的面子。躺在床上時，她發現人死了，什麼都帶不走。“只要孩子能健康、幸福，就好了。”

看到媽媽的成長，吳宙的心也在一點點敞開，先是等其他人都走了，再去廚房，之後抱著電腦去餐桌，再後來拿著手機吃飯。

起初，吳宙吃完飯就把碗放到桌子上，劉盈盈看到也不生氣，“不經意間”提醒他，把碗拿到廚房裏。過了幾天，吳宙把碗放到水槽旁，對劉盈盈説謝謝。劉盈盈又抓住機會引導：“你幫我洗吧。”到書院一兩個月後，吳宙開始主動洗碗。

“要耐心引導他，又要放下期待和控制。”吃飯時，看到吳宙夾了好幾個雞腿，劉盈盈和老師也沒有評判他“自私”，只是以輕鬆的語氣説：“哎呀，你把雞腿都夾走了，我們沒得吃了。”吳宙趕緊把雞腿夾到他們碗裏。後來，吳宙跟劉盈盈學會了做第一頓飯，還和其他孩子合作，給書院幾十個人做飯、洗碗。

剛到書院時，他“幾天不跟人説一句話”，後來主動和人打招呼、聊天。有一次，他兩天沒看到劉盈盈，向她表達想念：“你去哪了？好久沒見到你了！”

在這裡，大自然也是打開心門的鑰匙。平日，大家會結伴去山上散步，一路上經過農田、水塘、大片的綠樹，有人沿路採摘幾枝粉色的櫻花，插到廚房、臥室的玻璃瓶裏。

一個重度抑鬱患者剛到時經常“斷片”，金向群帶她去橋上看魚，到菜園拔草，在鍋灶上燒火，“調動全身的感官與自然連結”。之後，她“斷片”的次數越來越少。

一個女孩喜歡和大家在石子路上打羽毛球，她説自己家周邊都是大馬路，冬天霧濛濛的，屋裏不開燈很壓抑，但這裡經常能看到陽光。

平時，金向群會不定期組織大家砍柴、鋤地、種菜，“回歸生活”。“我以前太飄，頭腦活躍。”一個90後女孩覺得，舉起鋤頭鋤地時，就像練搏擊，有一種力量感和發泄感，“回歸到了身體真實的感受”。

她把這種感受寫成了一首詩。“骨頭像生了銹，關節僵硬，一活動就發出年久失修的聲音，像重新認識自己的身體。一點一點撿拾、拼湊、復蘇、關愛。在天地之間，去散步吧！願我有個好身體，願我有個好天氣。”

她在自然中體會忘我的快樂。“山上的野花簇擁著，從潮濕的溪流中傾瀉下來，美得使人發癢，看久了會讓人忘記自己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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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孩子的連結增多，老師也會幫助每個孩子覺察情緒、重塑認知、在做事中找回價值感。

一個女孩剛到書院時總想自殘，老師幫她一次次分析觸發情緒的事件。有一次，她在網上發視頻，被一個病友説胖。她想回罵、拉黑對方，又想給對方解釋為什麼這麼做。老師幫助她分析每一個念頭：想罵她是因為情緒需要發泄，拉黑是害怕再被傷害，想解釋是不想對方受到傷害。

“反擊不僅不會讓對方理解，還會讓對方拿‘刀子’扎自己。”老師讓女孩發狀態好的視頻，淡化“小我”，“從你罵了我我不舒服的‘利己思維’，到我也可以幫到你的‘利他思維’，情緒就化解了一大半”。

還有一次，女孩去鎮上賣蛋糕，由於蛋糕沒做好，銷量慘澹。注意到她的沮喪，家長們都説出錢要買，但她並不開心，“只是在安慰我”。她因控制不住情緒自殘。

老師又引導她：“接受不了自己做不好，要盡分隨緣。不想聽安慰，可以直接表達，自己要學會覺察、化解情緒。”通過一次次覺察，女孩自殘次數越來越少，到現在半年多沒有自殘過。

吳宙第一次覺察到情緒是到書院兩個月之後。當時，大家一起去划船，他感覺要下雨，快速往回劃，剛靠岸天就下起暴雨。他很焦慮，“另一艘船的人還沒回來”。吳宙説，以前一直處在焦慮抑鬱中，“像籠罩在（頭上）的雲撥不開”。那次之後，他越來越有覺察情緒的意識，“慢慢站了起來”。

後來，他主動給書院做網站，受到大家稱讚。他感覺有了用武之地，“心裏像點燃了一束火苗”。之後，他又參與徒步、拍攝書院的紀錄片，斷了藥。

剛斷藥那幾天，他無精打采、沒有食欲。發現“還能正常生活”，他徹底擺脫藥物，像扔掉了“拐杖”。

看到吳宙的“心力漸漸起來”，老師們又開始發掘他的認知“卡點”，“擴大他內心的自由度”。

交流中，老師發現，吳宙做事時不會考慮對方需求，只想花最多的錢，用最好的方案，一旦被否定，“立馬不幹”。老師們一遍遍給他講：“換思維方式去考慮這個問題。”

有時，吳宙還是會“情緒爆發”，但覺察情緒的能力更強了。有一次，他和一個工作人員聊網路的事，對方説不清楚，他忍不住發火。覺察到生氣，他自我提醒：“不能評判別人。”

目睹兒子的變化，孫霞的觀念也在改變，她不再糾結孩子複學的事，“現在網路上學的渠道很多，讓他琢磨自己的興趣”。不過，吳宙坦承對未來有恐懼：“如果我離開這裡，可能沒人要我。”

金向群相信，只要一個孩子有健康的人格、良好的習慣、專業的能力，一定能在社會有立足之地。

只是，重建一個孩子的認知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金向群覺得，更緊迫的，是讓父母、老師及早識別孩子的“心理亞健康”狀態，避免孩子發展到抑鬱症。“孩子自私自我，在學校有人際交往障礙，總説身體不舒服。出現這些信號，大人要及時干預孩子的心理問題。”更重要的是讓教育回歸常識，“教育應該以幸福人生為導向，而不是以學業為導向”。

最近，書院又來了一個男孩，第一天男孩“24小時無法安靜”，走路需要人扶，吃飯需要人喂，不停喊叫。這一次，打開他心門的，是這些曾經失去生活意義、被抑鬱困擾的孩子們。

劉盈盈的兒子陪他吃飯、睡覺，扶他走路，幫他擦汗。蘇羽給他唱歌。吳宙用鏡頭記錄這一切。幾天后，男孩可以端著盤子吃飯了。“你笑啦。”吳宙的語氣裏也透露著喜悅。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孫霞、王春、劉盈盈、蘇羽、吳宙均為化名 中國青年報記者尹海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