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宗變雅開新格——談談屈原的詩歌與人格

　　屈原 劉旦宅

　　屈原圖 傅抱石

　　為陸儼少作九歌卷 劉旦宅

中國是詩的國度。在我國燦若群星的抒情詩人中，屈原當為首席。他的《離騷》《九歌》《九章》《招魂》《天問》等作品，無不表現出異常傑出的藝術才華，無不閃爍著崇高人格的絢麗光彩。

在詩歌史上，屈原是一位標誌性人物。可以説，從屈原開始，詩歌從民間集體口頭吟唱逐步向個人文學創作過渡。

在《惜誦》一詩中，屈原開宗明義道：“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在全詩終了他又申明：“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屈原之作，所抒何情?答曰：愛國之情。

對於屈原的愛國思想，自古至今眾説紛紜。司馬遷在《屈原賈生列傳》中稱道，屈原“眷顧楚國，係心懷王，……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洪興祖在《楚辭補注》中説：“屈原之憂，憂國也。”在《楚辭集注·序》中，朱熹雖然以儒家的中庸之道對屈原進行了批評，但仍指明瞭屈原的“忠君愛國”之誠心。他説：“屈原之為人，其志行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為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特別近現代海內外學者，多稱道其愛國精神，這是符合屈原其人及其作品實際的。

清代文人郭嵩燾曾為屈原撰寫了這樣的楹聯:“哀郢矢孤忠，三百篇中，獨宗變雅開新格；懷沙沉此地，兩千年後，惟有灘聲似舊時。”分別以屈原的名篇《哀郢》和《懷沙》開頭，訴説屈原的生平成就，歌頌他的忠貞高潔。

有人認為，屈原是“愚忠”，其實不然。屈原忠君是“忠”而不“愚”，是有原則的。他希望楚王“乘騏驥以馳騁”，“馳騁”在他所導的“先路”上。也就是遵循“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的“道路”(《離騷》)。他敢於忠言直諫，不阿君之過錯。他勸告君王，要“撫壯棄穢”，改正錯誤的言行(《離騷》)。他屢屢忠言直諫，以致遭到國君的厭惡，“茲歷情以陳辭兮，蓀詳聾而不聞”(《抽思》)，竟至早晨進諫而傍晚就慘遭疏遠，“謇朝誶而夕替”(《離騷》)。忠言直諫，給他招來災禍，“惜誦以致愍”(《惜誦》)。他在《離騷》中表白：“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屈原的愛國，飽含了他對人民的同情和熱愛。他規勸楚王勵精圖治，主張聯合齊國，抵抗強秦。《離騷》中反覆咏唱：“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反覆強調：“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當秦軍攻下郢都時，他寫下《哀郢》一詩。詩歌開始的四句，就表明瞭他對百姓疾苦的同情：“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司馬遷在寫《屈原賈生列傳》之後，在讚語中發人深思地説：“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遊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司馬遷同情屈原，崇敬屈原，而激憤之情，溢於言表。

在詩歌中，屈原多次以形象的筆法描述了他心靈深處去與留的矛盾和鬥爭。在《離騷》中，詩人以靈氛之口指出：“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而詩人“欲從靈氛之吉佔兮，心猶豫而狐疑”。隨之又以巫鹹之口，稱讚了一系列君臣相知的歷史人物，鼓勵他“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然而，詩的主人公去國遠遊，卻在“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仆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詩的主人公留了下來。這是多麼深沉而感人的愛國愛鄉之情!

在《抽思》和《哀郢》中，詩人明確回答了為何不忍離開故國的原因。他咏唱道：“願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鳥飛返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他本想去國施展才能，實現理想，然而，看到故鄉的人民正遭受災難，想到鳥兒和小獸都不忍心離開長期賴以生存的故土和共同生活的夥伴，就不願再離開了。國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時刻縈繞在詩人的心懷。

屈原詩作中提出的“美政”，其內核是重法愛民，舉賢授能，強國富民。他歌頌明君賢聖“遵道而得路”。他主張“舉賢才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離騷》)，要“明法度之嫌疑”（《惜往日》)。他向楚王表示：“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措輔。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茍得用此下土。”他反對“時俗工巧”，“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競周容以為度”（《離騷》）。他主張君臣“兩美必合”、薈萃“眾芳”、“矩矱所同”的君臣之道；反對壅君誤國，讒佞當道，朋比為姦。

上述德政主張，在當時無疑是有積極進步意義的。屈原愛國愛民的深厚感情，和他“興國”的“美政”理想，是通過崇高而壯美的藝術語言表達的。由此，可以這樣説，屈原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以文學形象成功表現進步政治理想的抒情詩人、愛國詩人。

屈原的一生堅持人格完美。為了實現自己的崇高理想——“美政”，他強調提高自身的品德修養。他説：“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常。”“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遭到挫折時，他仍然堅持高尚操守：“不吾知其亦已兮，茍余情其信芳。”（《離騷》）甚至當他被放逐，已屆垂暮之年，仍然“帶長鋏”“冠切雲”（《涉江》）。

屈原突破了“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這一儒家處世哲學。在嚴峻的現實中，他並不“獨善其身”，隨波逐流。詩人斥責“眾皆競進以貪婪”，“世溷濁而不分”，表示“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離騷》）。

在長期流放生活中，詩人曆盡苦難。漁父勸他：“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他則報之以“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寧赴湘流，葬于江魚之腹中！”（《漁父》）由此可見，屈原的道德審美意識是：生命誠可貴，“清白”價更高。

歷代的研究家，多讚屈原人格高潔。司馬遷的《屈原賈生列傳》、班固的《離騷序》，皆引用了西漢劉安《離騷傳》對屈原的讚頌“其志潔”“其行廉”，“蟬蛻于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在《吊屈原賦》中，賈誼將屈原比作高翔晴空的鳥中之鳳，讚頌屈原“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臧”。

義大利第一個民族詩人但丁(西元1265—1321年)和屈原有相似之處。在流放生活中，他採用中古夢幻文學形式創作了《神曲》三部曲。它的主題是，在新舊交替時代，人們怎樣從迷惘和錯誤中經過苦難與考驗，達到真理和至善的境地。詩人所認為的真理和至善，雖然還局限在基督教神學觀點中，但是，他追求真理的精神和關懷人類命運的熱情，是具有進步意義的。

學者們公認，但丁的《神曲》給中古文化以藝術性的總結，同時，也出現了文藝復興人文主義思想的曙光。馬克思、恩格斯對但丁皆給予極高的評價。恩格斯説但丁是“無與倫比的完美典型”。他還深刻指出：“封建中世紀的終結和現代資本主義紀元的開端，是以一位大人物為標誌的。這位人物就是義大利人但丁。”我們認為，但丁和屈原同樣都是偉大的愛國詩人和堅持人格完美的詩人。但是，但丁生活在十三世紀末十四世紀初，相當我國的元代，距屈原已隔一千六百餘載。

早年的魯迅，在他的《摩羅詩力説》中，曾經把歐洲浪漫主義運動和拜倫、雪萊等八位摩羅詩人介紹到中國，並以他們的反抗精神、戰鬥力量和革命浪漫主義的詩歌作為武器，參與當時的政治、文化、思想鬥爭。摩羅詩人們對我國的文學乃至文化，都有著深遠影響。中國人民熱愛他們，崇敬他們。但是，如果從世界文學發展史來看，他們卻又晚于但丁數百年。

總之，在世界文學發展史上，屈原也具有舉足輕重的突出地位。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會將屈原與哥白尼、拉伯雷、何塞·馬蒂列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紀念屈原為人類作出的傑出貢獻。海外學者，多將屈原放置於世界文學、東方文學的廣闊領域中進行研究，將屈原及其詩歌作為世界文化寶庫的藝術珍品進行評價。無疑，這些研究給我們今天理解屈原提供了有益啟示。

屈原不朽的精神文明之果，是中華民族的光榮和驕傲，也是全人類的財富。

（作者：李增林，係北方民族大學首任校長，寧夏詩詞學會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