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戈為武：文獻中記錄的中華武術觀

演講人：吳洋 演講地點：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館 演講時間：2023年5月

吳洋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院長，副教授。研究方向為中國古典文獻學、中國古代文學、中國古代學術史、先秦兩漢文學等。專著有《朱熹〈詩經〉學思想探源及研究》，編著有《〈古文觀止〉精粹解讀》等，發表論文多篇。

　　5月19日，河北省灤南縣第三實驗小學學生在操場上練習武術。新華社發

　　《紀效新書》書影 資料圖片

　　2008年發行的戚繼光紀念郵票 資料圖片

　　河南嵩山少林塔溝武校的學生在上課。新華社發

武術，是中國傳統的一項體育運動，在我國的歷史文獻中又被稱為“武功”“技擊”“武戲”“武藝”等，民國時期又有“國術”之稱，我國東南部地區習慣稱之為“功夫”，它包括踢打摔拿、器械攻防以及相關的醫療養護知識與實踐，既注重體格之鍛鍊，又關注精神之修養，以格鬥為目的，兼及體操之功能和舞蹈之美感，是漫長的歷史發展中形成的優秀文化遺産。

本期講座，我們主要從文字、文獻等方面，介紹武術歷史流傳點滴。

武有七德

武術發源於軍事戰爭，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已經有“武”字，其字形為上戈下止（腳）。

“武”字從“止”從“戈”，“止”為人的足部之象形，“戈”為當時最常見之兵器，古文字學家于省吾先生指出，“武”字其“本義為征伐示威。征伐者必有行，止即示行也；征伐者必以武器，戈即武器也”。

甲骨文中表達軍事征伐示威之“武”，在進入西周之後被迅速賦予“德”的內涵，成為周代禮樂制度的重要內容，並且延續千年不衰，成為中國軍事思想和中華武術思想的核心內容。

據《左傳》記載，西元前597年，晉楚展開“邲之戰”，楚軍獲勝，楚莊王在戰後並未因此得意忘形，他將“武”之含義解釋為“止戈為武”，即能夠停止戰爭才是真正的“武”。這種觀念可以説吸收了《詩經》中歌頌周武王用武功平定天下、恢復和平的詩篇所宣揚的內容，亦繼承了《尚書》中“明德慎罰”“義刑義殺”的理念，並且影響到後世“刑期無刑”“殺以止殺”“戰以止戰”之觀念，也由此開始了中華民族愛好和平又勇於捍衛正義的精神品質塑造之路。除此之外，楚莊王還提出了“武有七德”的觀念，即：“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樂”“豐財”。如果我們略作引申，則楚莊王所説的“武之七德”可以進一步理解為制止暴力、消滅戰爭、施行德政、傳承功業、安定人民、團結友邦、充盈財富。這些內容同樣依據的是《詩經》中歌頌周文王和周武王伐紂建周功績的詩篇所傳遞的主題。在2600多年前，我國先民就已具有了這樣的政治理想，並在之後反覆強調，還將這一理想制度化為帝王之謚號，以提醒和告誡後世的執政者——《逸周書·謚法解》中記載，“武”這一謚號所代表的內容為“剛強直理”“威強叡德”“克定禍亂”“刑民克服”“大志多窮”，前四者都是在強調武功的同時，也強調要堅守正義、忠恕、美德和法則，而最後一條則是對後世的警告：不可好大喜功、窮兵黷武，不加節制的“武”不僅會令人困窮，更會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楚莊王提出的“武之七德”，不僅包含了悲天憫人、天命所歸的和平理想，而且還具有追求德政的政治理念，更強調安居樂業、增加財富的現實意義，一個立體的“武德”觀念從此樹立起來，並且被代代傳承、不斷豐富，成為中華武術的道德核心。

相容並包

如果説“武德”是中國武術歷史傳承的精神內核，那麼中國武術得以生生不息的源泉與動力就是“相容並包”和“求真務實”。

在明代東南沿海的抗倭戰爭中，明朝曾從廣西調遣壯族“狼兵”參與抗倭，其中一支“狼兵”由田州土官岑猛的妻子瓦氏夫人率領，取得了輝煌的戰績。瓦氏夫人所率領的“狼兵”有所謂的“岑家兵法”，擅長小隊作戰。杭州師範大學體育與健康學院副教授李吉遠認為，在抗倭戰爭中起到決定作用的戚繼光的“鴛鴦陣”，當年可能就借鑒過“岑家兵法”。瓦氏夫人擅使雙刀，並將刀法傳授給了項元池，項元池又將雙刀法傳授給吳殳，吳殳在他的武學名著《手臂錄》中作《雙刀歌》以記錄此事，他還將自己從河北“漁陽老人”處學得的劍法融入瓦氏雙刀法，並且將瓦氏雙刀法進一步演化為槍法。正是吳殳的學習與改造，使得廣西壯族的武術與中原武術互相交流融合，形成了新的武術招式與技術理念。

除此之外，據暨南大學中外關係所教授馬明達在《歷史上中、日、朝劍刀武藝交流考》一文中的研究，戚繼光在抗倭戰爭中發現倭寇刀法淩厲，於是他在所獲日本刀法的基礎上加以改造，著成《辛酉刀法》，以此教練士卒對抗敵人。後來，程宗猷和吳殳都鑽研日本刀法，並將心得記錄在各自的著作中。這種雙手刀法在中國一直流傳不輟，到清末民國時期，一派由河北黃林彪傳給馬鳳圖，馬鳳圖曾將該刀法改編成“破鋒八刀”，作為當時軍人的大刀教材得到推廣；另一派由吳橋謝德恒兄弟傳給劉玉春等人。1928年“中央國術館”成立，馬鳳圖傳人馬英圖和劉玉春傳人郭長生將各自所傳加以整合，稱之為“二趟苗刀”。今天所謂的“苗刀”即源流於此。

另外，馬明達教授在《燕山常巴巴軼事輯述》一文中指出，西北地區以天啟棍和八門拳為主的傳統武術體系，很可能都源自一位名叫常燕山的回族民間武術家。馬明達指出：“他在傳授武術時，打破民族壁壘，一開始就注意協調好不同民族拳家之間的關係，從而為以後的和睦相處奠定良好的基礎。”這與瓦氏夫人參與抗倭並傳授雙刀法的歷史故事有著相似的積極意義。歷史上中國武術相容並包的特點，有利於在自身發展過程中取長補短、開拓創新。

中國武術之所以能夠做到“相容並包”，與其一貫的“求真務實”追求是密不可分的。為什麼瓦氏雙刀、岑家兵法甚至日本刀法等能夠被古代武術家借鑒，就是因為它們都經過實踐，曾經被證明是有效果的武藝技巧。可以説，“相容並包”本身也是“求真務實”的一種體現。

我們之前提到的“武之七德”中，“禁暴”“戢兵”“安民”“豐財”也屬於相當“務實”的德行。古人在武術傳習的實踐中也在不斷豐富這些觀點。魏文帝曹丕在談到射箭時曾説，設好靶子去射，遠比不上打獵射。他與將軍鄧展比劍，虛虛實實，四次取勝，然後對鄧展説“願鄧將軍捐棄故伎，更受要道也”，這都表現出曹丕在武術上強調實踐、求真務實的特點。戚繼光出於軍隊戰爭要求，堅決杜絕任何不實用的武術招式，他在《紀效新書》中曾明確提出：“凡比試武藝，務要俱照示學習實敵本事真可對搏打者，不許仍學習花槍等法，徒支虛架，以圖人前美觀。”體育史學家唐豪先生在《內家拳自序》中也説：“古之拳家，以花法套數惑世，戚南塘三百年前，已慨乎言之。”可見，“求真務實”一直是中國武術的重要追求，儘管歷史上“花槍”“花法套數”層出不窮，但是江湖騙術從來不能遮擋真正武術家和學者的火眼金睛。

武術是以格鬥為目的的，因此必須具備對抗功能，也只有在對抗中才能展現出武術的最大魅力。放眼當今世界，拳擊、泰拳、跆拳道、空手道、柔道、巴西柔術、綜合格鬥等，都已經具備科學的訓練方法、合理的段位標準和公平的對抗比賽，也因此成為世界範圍內廣泛流行的體育項目。而中國武術歷史悠久、流派眾多，如何才能建構起一套讓大家共同認可的標準呢？從歷史上來看，中國的武術家從來沒有放棄武術的對抗性和實戰性。如果我們能夠繼續秉承“相容並包”“求真務實”的原則，進一步吸納世界上其他武術在技法和規則上的特長，融合自己的傳統與特點，傳承中國武術的精神內涵，真正保持中國武術的格鬥本質，是能夠讓中國武術在屬於自己的道路上闊步前行的。

文武兼備

宋代學者洪邁曾經指出：“三代而上，文武不分。春秋列國，軍將皆命卿，處則執政，出則將兵。”驗之先秦文獻，此説良是。《周禮》中記載“保氏”之官負責教育當時的貴族子弟，其中重要的教育內容就是“六藝”，即“禮”“樂”“射”“馭”“書”“數”。六藝中的“禮”“樂”，乃禮儀規範；“書”“數”，是文化知識；“射”“馭”，則為軍事才能，也就是“射箭”和“駕馭馬車”兩種“武藝”。《周禮》中所展現的古人早期文武兼備的理念與實踐，在《左傳》中有著鮮活的例證。比如，《左傳·宣公十二年》（西元前597年）晉楚“邲之戰”之前，楚國派出一輛戰車去向晉國軍隊挑戰。這輛馬車由許伯駕駛，樂伯為車左負責遠射，攝叔為車右負責近戰。他們駕駛馬車衝到晉軍營壘前，與晉軍交戰後掉轉馬車返回自己陣營。此時晉軍派出三輛戰車追趕，樂伯利用高超的箭術射退左右兩輛晉軍戰車，卻發現只餘下一支箭，而身後還有一輛晉國鮑癸的戰車追趕。這時，突然一隻野鹿出現，於是樂伯用最後一支箭，射殺野鹿，隨即許伯停下馬車，攝叔將死鹿獻給追擊而來的鮑癸，並説：“雖然時節未到，但是我們只有這一頭鹿作為禮物，希望能夠送給您的手下。”鮑癸看到這一情況，對手下説：“他們的車左是一名懂得箭術的神射手，他們的車右善於辭令，他們都是君子啊。”於是，鮑癸停止了追擊，放楚人離開。

《左傳》所記載的這一故事，是春秋時期典型的“君子式”作戰模式。許伯、樂伯、攝叔作為挑戰者，各司其職，不辱其命，是忠於職守。古代射獵，“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為上殺”，也即從左側小腹斜向右肩，一箭穿心，這種方式不僅減輕獵物的痛苦，同時也保證了獵物體內之潔凈，是為上殺。古人射獵還有所謂“三不獻”，即“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面傷”和“踐毛”都是迎面射向獵物，均有“誅降”之嫌，“不成禽”則是誅殺幼小。樂伯“射麋，麗龜”，既説明箭法高超，更説明其恪守法則。攝叔獻鹿，實屬走投無路，但是他言辭不卑不亢，熟悉時令，謙恭有禮，從容不迫。鮑癸放棄追擊，正是基於時人對“君子”的尊重。

拿以上所舉“射”“馭”二藝來説，當古人形容一個人“駕駛”技術高超的時候，會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四牡騑騑，六轡如琴”，形容一個人“射箭”技術高超的時候，會説“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這都是將“武藝”與人的風度緊密聯繫到一起。

《禮記·射義》中説“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這是將“武藝”的技巧提升到德行與禮法層面。

在《孟子》中，記載孟子與其弟子公孫醜討論如何才能做到“不動心”（即意志勇敢堅定）。孟子舉出北宮黝、孟施捨和曾子三種培養勇氣的方式。後人推測，北宮黝大概是一位武士，其培養勇氣的方式在於“爭勝”；孟施捨可能是一位將領，其培養勇氣的方式在於“不懼”；曾子是孔子的弟子，他繼承了孔子培養勇氣的方式，即“守義”：如果心中覺得不義，那麼即使是面對一個毫無戰鬥力之人，他也會畏縮；如果心裏覺得符合正義，那麼“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認為北宮黝和孟施捨都不如曾子的方法得其要領。然後，孟子又提出自己的方法，即“養吾浩然之氣”。此“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孟子的“浩然之氣”是與“義”相合而從內心中産生，正其心，誠其意，合於義，反求諸己，以心持志，則無疑無懼，浩然無敵。雖然孟子討論的是人的意志問題，但是他借助武士、將領和儒者“養勇”的不同方式展開論述，將“武勇”的外在功夫轉化為“養氣”和“正心”的內在精神修煉，塑造的是中華民族一直秉持的剛烈的浩然之氣，也深刻影響了歷史長河中武術內外兼修之品格。

我們還可以從《左傳》中看到，吳王夫差侵伐魯國，魯國大夫微虎徵募勇士準備夜襲吳王，孔子的弟子有若即在其中；齊國侵伐魯國，孔子年輕的弟子樊遲擔任車右，冉求則率領左師，持矛突入齊軍，獲得勝利；衛國發生內亂，孔子弟子子路救主失敗，結纓而死。孔門弟子，以講求仁義、研習禮樂、文質彬彬著稱，然而依然不乏不避鋒刃、舍生取義之人。即使後來對於儒家頗多批評的墨子，主張兼愛、非攻，但是其著作中《備城門》等二十篇皆為具體的守城之法，且墨子長途跋涉從齊至楚，制止公輸班攻宋，其俠義之精神與軍事之才能，展現出與儒家異曲同工的“文武兼備”特點。儘管後世隨著官僚系統和選官制度的發展，特別是科舉考試的成熟，文武逐漸分途成為歷史事實，但是“文武兼備”作為從古至今綿延不絕的人文傳統，不僅成為國人的理想始終不乏實踐之人，也在某種程度上塑造了中國武術的特殊品格。

魏文帝曹丕，組織撰集我國最早的類書《皇覽》，其撰寫的《典論》中保留下來的《論文》一篇成為文學批評史上的名作；另有創作詩賦百餘篇，其中《燕歌行》一度被看作我國最早的一首完整的七言詩。除此之外，曹丕善騎射、擊劍、雙戟，他在《典論》的《自敘》中討論武術的內容，更是成為了解當時武術發展情況的寶貴史料。

唐順之，明嘉靖八年進士，明代唐宋派古文的代表人物，嘉靖八才子之一，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江淮，參與抗倭，親自“躍馬布陣”“持刀直前”，其所作《武編》被《四庫全書·子部·兵家類》收錄，還曾向戚繼光傳授槍法，令戚繼光嘆服。由於明朝倭寇之患一度甚烈，所以導致明代中後期出現了文人談兵尚武之風，除了唐順之，還有鄭若曾、何良臣、茅元儀等人，李吉遠先生在《明代武術史研究》一書中有詳細介紹，此不贅述。

黃百家，清初著名學者黃宗羲之幼子。黃百家傳黃宗羲之學，補綴其父《宋元學案》，精通數學，後入明史館，編《天文志》和《歷志》。黃氏父子在清初學術史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而往往為人所忽略的是，黃宗羲所作《王征南墓誌銘》和黃百家所作《內家拳法》是有關“內家拳”的重要史料，也可以説是明末以來拳分內外之濫觴，而黃百家則是“內家拳”的主要傳人之一。馬明達先生在《説劍叢稿》一書中曾經指出：“明末清初，南北文人中曾出現一股研討兵學和崇尚武藝的風氣”，除了黃氏父子之外，南方有吳殳、陸世儀等人，北方有傅青主和顏元、李塨等人，顏元曾説過“文武缺一豈道乎”，這與當時明清易代、國家擾攘的歷史背景相關，同時，學者們也開始反思長時間文武分途後，重文輕武所造成的武備鬆弛、士風疲弱、遊談無根、空言誤國之惡果，從而轉向更加務實的學術取向。

清末到民國時期，面對西方列強的侵侮，國人再次掀起追求“文武兼備”的浪潮，特別是面對西方現代文明，為了破除迷信，讓中國武術自我樹立，走上科學發展道路，以體育史學家唐豪先生為代表的一批學者，開始從事中國武術史的研究。唐豪先生整理武術文獻，考索歷史真實，實地蒐集資料，寫作了《太極拳與內家拳》《內家拳》《少林武當考》《少林拳術秘訣考證》《中國古佚劍法》等眾多專著。唐豪友人劉蔚天在唐豪所編“武藝叢書”的感言中説，唐豪的著作，“把荒誕的，邪魔的，神秘的種種關於武藝的謬説，或者竟利用這謬説作煙幕，掩護自己‘安身立命’企圖者們的狂言，作一度‘清算’；同時還把前代遺留下來‘武藝’上的東西——合理的使它存在，不合理的要無憐惜地剔除出來，揚棄了它——作一度新的整理和估價。更要指明的是：所謂‘武藝’本身在人類歷史進展上，目前以至將來的社會，它應該佔著怎樣的位置和價值？這樣明瞭了以後，我們才能得到一個正確的，帶有科學性的實踐標準，才不致蹈于盲目的努力，從實踐中可以更接近地證明了所謂‘武藝’的價值在那裏”。顯然，唐豪先生的武術史研究，並非單純的史學研究，他是希望通過這一工作，為中國武術的研究與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解決困擾中國武術的現代性問題、科學性問題和實踐性問題，讓中國武術能夠在現代社會重新煥發生機，讓中華民族能夠借助武術，以強壯的精神和體魄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時至今日，隨著新的教育體制和教育理念的完善，隨著體育運動的普及和生命觀念的更新，“文武兼備”的傳統與理想在今天得以真正繼承和實現，越來越多的武術家和武術習練者都具有了現代體育和科學知識，能夠將古老武術的演練方法和精神內涵加以傳承和發展；越來越多受過系統學術訓練的學者開始從事武術史研究和武術實踐，高校和研究單位的民族傳統體育學學科建設也漸趨合理。我們相信，中國武術作為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優秀文化遺産，將建立起完備的學術、實踐與文化系統，讓自身得到進一步發展，讓世界更了解中國武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