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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運河,流動的歷史記憶

發佈時間:2023-06-20 16:48:59 | 來源:光明日報 | 作者:倪玉平 | 責任編輯:蘇向東

演講人:倪玉平 演講地點:清華大學人文清華講壇 演講時間:二○二三年六月

倪玉平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財政史專業委員會副主任、運河研究院兼職教授,曾任美國哈佛燕京、UCLA訪問學者,荷蘭格羅寧根大學客座研究員、日本中央大學客座教授。“全國百篇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獲得者、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出版《清代漕糧海運與社會變遷》、Customs Duties in the Qing Dynasty,ca.1644-1911,主編《中國運河志·通運卷》等學術著作。

行駛在大運河上的貨船通過杭州拱宸橋(2022年5月27日攝)。新華社發

北京市昌平區大運河源頭遺址公園裏的“白浮之泉”碑亭和九龍池。新華社發

清代徐揚《姑蘇繁華圖》資料圖片

中國大運河包括京杭大運河段、隋唐大運河段和浙東運河段,全長3200多公里,有2500多年的歷史。2014年,中國大運河入選世界文化遺産名錄,在目前入選世界文化遺産的900多個項目中,中國大運河以其時間跨度之長、輻射面積之廣、牽涉人口之多,居於獨一無二地位。

2019年,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工程啟動,大運河入選。大運河作為我們的祖先人工創造的偉大工程,是自我溝通、自我發展的工程,它靈動、實用且包容,充分體現了我們的祖先創造自然、利用自然、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成就。

大運河的歷史

古代中國如何大規模地運送人員和物資?在較長時間裏,在當時的技術條件限制之下,最經濟、最高效、最便捷的方式一直都是水運。西元前486年,吳王夫差在今天的揚州附近開通邗溝,溝通了淮河和長江。邗溝開通後,吳王夫差用它運兵運糧,北上伐齊,打敗齊國之後參與諸侯爭霸。邗溝的開鑿也被視為中國大運河的開端。

戰國七雄之一的魏國以大梁為首都,大梁就是今天的開封。魏國開鑿了一條鄭州和商丘之間的運河,名為鴻溝,極大方便了魏國農業的灌溉和商品貿易的往來。楚漢爭霸時,項羽和劉邦以鴻溝為界,中分天下,這也是後來中國象棋裏楚河漢界的由來。

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運河整體變化不大,不過由於這一時期北方經常發生戰亂,導致北方人口大規模遷移到南方,因此帶來一個很大的變化——隋唐之後南方人口超過北方。隨著人口流入,南方的經濟和農業得到發展,中國經濟中心進一步南移,這也直接影響了隨後古代中國的發展。

隋朝重新統一中國後,隋煬帝計劃北上攻打高句麗,需要源源不斷地從南方獲取財富,因此以洛陽為中心,組織人力開鑿了一條東西走向的大運河,即隋唐大運河。隋朝建都長安,即今天的西安,當時長安至洛陽之間水運航道非常凶險,運糧極為不方便,為解決這個問題,隋煬帝在洛陽附近修築了很多糧倉,包括洛口倉、回洛倉和含嘉倉等。含嘉倉是當時天下第一大糧倉,根據考古學家對它的發掘考察,含嘉倉儲糧可達4.6億斤。

關於隋朝開鑿大運河之舉,歷史上有不同的評價。較為常見的觀點是,隋煬帝急功近利,短時間內召集數百萬民工來開鑿大運河,導致民怨沸騰,農民起義此起彼伏,所以隋朝二世而亡。還有觀點認為,正是大運河導致王朝權力延伸到江南,江南就變成封建王朝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財富蓄水池,所以有人評論:“東南四十三州地,取盡脂膏是此河。”還有人認為大運河工程本身很有價值:“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

繼起的唐朝享受了隋煬帝修建大運河的紅利,盛唐氣象有很大一部分功勞應該歸於這條大運河。由於從洛陽到長安的運糧難題並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唐朝皇帝一度越來越頻繁地去洛陽“就食”,就是皇帝帶著一大堆皇親國戚和文武百官去洛陽吃飯。唐高宗在位27年,在洛陽“就食”時間長達一半;武則天在位20年,18年都在洛陽“就食”。唐中宗時期,關中發生大饑荒,有人勸唐中宗遷都,結果唐中宗堅決反對,他説:“豈有逐糧天子哉!”話雖如此,但實際上唐中宗的父親唐高宗和母親武則天就是曾經的“逐糧天子”。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運道受阻。唐德宗時,因為漕糧沒有按時到達,禁軍發生嘩變。不久,江南的韓滉送來漕糧,知道消息的唐德宗急忙跑到東宮告訴太子:“米已至陜,吾父子得生矣!”由此可見大運河對於唐朝統治安危的重要意義。

北宋王朝定都開封,有效地避開了將糧食運往洛陽和長安的風險,運輸條件得到很大改善,漕運非常高效。北宋時期每年通過運河運抵開封的漕糧多達600萬石到700萬石,是中國漕運史上的巔峰時刻。大量南方物資的到來,促成了北宋開封的極度繁華。後來南宋偏安江南,杭州為首都臨安,獲取漕糧更加便捷。這一時期浙東運河得到了更大的利用。浙東運河連接杭州和寧波,從春秋戰國以來就得到開鑿和利用,南宋的物資可以通過這條運河直達海上,順利開啟海上絲綢之路。

元朝以北京為首都,為保證北京的物資供應,元朝最初採取海運的方式。與此同時,在著名水利專家郭守敬領導下,以隋唐大運河為基礎,逢彎取曲,開鑿京杭大運河,這就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京杭大運河基本格局。京杭大運河開通後,從南到北有效連接了五大水系,包括錢塘江、長江、淮河、黃河和海河,讓中國北方最主要的河流全部連通起來,這是古人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成就。郭守敬還有一個重要的工程和今天的北京密切相關——他開鑿了從通州到京城的運河,同時又從昌平引地下水供給這條運河。南方的船隻可以通過這條運河直接行至北京什剎海,在積水潭碼頭卸貨。元世祖忽必烈看到南來北往的漕船在這條運河上穿梭往來,非常高興,於是賜名為通惠河。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不過他對南京作為都城非常不滿意,他先是想遷都回其老家鳳陽,結果工程修建到一半,又改變了主意,考慮建都開封或西安,甚至派兒子朱標到關中巡視。可惜朱標從關中返回後很快去世,朱元璋受到沉重打擊,遷都之事就此作罷。朱元璋曾經的遷都想法,後來被他的兒子朱棣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完成。由於朱標早逝,朱元璋將皇位傳給孫子建文帝。建文帝上臺後,朱棣起兵發動靖難之役,很快奪取皇位,隨即啟動了營建和遷都北京的巨大工程。朱棣遷都北京,既有個人的政治需求,同時也與當時中國整體局勢的變化密切相關。唐朝以前,中原王朝主要的外部壓力來自西北的匈奴、鮮卑等少數民族,為有效抵禦外來壓力,有必要將政治中心和軍事重心放在西北。宋元之後,中原王朝的外部壓力主要來自北方少數民族,所以首都大都選在北京。而為了滿足政治中心和軍事中心所需要的物資,就需要通過大運河連通南方。因此,能夠有效連接政治中心與經濟重心的大運河,也在隋唐時期的基礎上有了進一步發展。

朱棣以元大都為基礎,花了14年時間才將北京城修建完成。修建北京城是一項極其浩大的工程。為了完成這一艱巨任務,朱棣下詔天下,從全國各地徵調士兵、工匠、物資。這些人員和物資的運輸,大都依靠運河。當時北京城的皇室建築所需磚瓦,大多來自山東臨清。另外又從四川、雲南、貴州等地調集大型木材。北京城工程完工後,大運河又將景德鎮的瓷器、杭州蘇州的絲綢衣物和漕糧運到北京,保障明王朝日常所需。明代著名的來華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説過這樣一句話:“北京什麼也不生産,但什麼也不缺少。”

為保證大運河的通暢,明成祖朱棣還啟動了一項重要的水利工程——南旺樞紐。山東濟寧是整個運河中地勢最高的地方,兩邊落差30多米,又缺少充足的水源。工部尚書宋禮在水利專家白英老人幫助下,圍繞引水、蓄水、分水和泄洪四大環節,導入汶水,修建完成非常複雜的南旺樞紐工程,成功地解決了大運河的水源,讓其大部分流向北方,小部分流向南方,“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天才地解決了大運河最重要的技術難題,為明清大運河500多年的漕運通暢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南旺樞紐是整個大運河上科技含量最高的工程,也是17世紀工業革命前世界土木工程的最高技術成就。

中國地勢主體是北高南低,人工開鑿的大運河要把漕糧從地勢低的南方運到地勢高的北方,而運河又沒有自己的水源,所以不僅線路上需要借助大江大河,同時還需借助沿線的湖泊和泉水給運河注水,這些湖泊和泉水被稱為“水櫃”。運河沿線還修了很多的閘壩、橋梁,以便一級一級地提升水位。古人還發現可以通過拉升河道來減緩水勢,有“三灣抵一閘”的説法。大運河的修建,集中體現了古人的聰明才智和科技水準。

政治經濟之河

大運河修建好之後,為明清王朝首都的大繁榮大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有史料記載,明代北京的土著居民不到十之一二,來自全國四面八方的人口,則超過了居民人口的十之七八。大量的外來人口,或是經商,或是從事手工業,或者從軍,或者做官,極大帶動了北京社會經濟的發展。明朝中後期,北京的人口超過200萬。到了清代,北京人口更加興盛。法國年鑒學派大師布羅代爾認為,當時北京的城區面積比不上英國倫敦,但人口卻是倫敦的兩到三倍。

為維護政權穩定,清朝的兩位皇帝康熙和乾隆都曾分別六下江南。在這十二次南巡中,兩位皇帝都在做類似的幾件事:一是巡視河工,指導修治運河和黃河。二是體察民間疾苦,免除了沿途經過地方老百姓的地丁錢糧,其中乾隆皇帝的六次南巡,免除的地丁錢糧就超過1000萬兩。三是整頓吏治,檢閱軍隊,提拔和罷免一批官員。四是增加江南舉子的應試名額,江蘇、浙江、安徽三省秀才名額即增加了5600余名,佔原來的1/4左右。同時,又通過特科方式召試江南舉子,優異者直接賞給舉人,如錢大昕、孫士毅等人被錄取,後來又考中進士,成為《四庫全書》的主要編纂者。五是祭禮孔廟、明太祖陵、大禹陵等,籠絡江南士大夫。通過這些方法,清朝的統治更加穩固。

明清時期,中央政府都在運河沿線設立了很多水驛站,成為中央政令下達和地方情況向上彙報的重要途徑,在江南地區尤其如此。中央政府還通過大運河運兵,將軍事力量快速投放到需要的地方去。“一船矛戈一河兵”,調防軍隊至江南地區之杭州、南京、京口等地,運河一直是首選的交通工具。

大運河還是一條“外交之河”。當時外國使團往來中國,很多都是經過運河往返。元代著名的義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在中國生活了17年,並擔任過元朝的官員,沿運河到訪過很多城市,比如杭州被他稱為“世界上最美麗華貴之城”。明清時期中國與外國的交流較為頻繁,西方傳教士來華,如利瑪竇從南京經運河前往北京;荷蘭使臣、英國使臣到訪中國,都是經過運河返回南方。東亞的日本、朝鮮也有許多使臣、官員、商人從杭州出發前往北京,其中最著名的是朝鮮官員崔溥。崔溥從杭州到北京,回到朝鮮後寫下《漂海錄》,書中有許多關於運河的記載。

中國有兩處外國國王墓,埋葬著兩位古代外國國王。第一位國王來自汶萊,明永樂六年(1408年)時死於南京。第二位國王是菲律賓蘇祿國國王,明永樂十五年他帶著妻兒和340人的龐大使團,沿運河坐船到達北京,受到永樂皇帝的隆重接待。後又沿運河南下,時值農曆九月,蘇祿國國王因病逝于山東德州。聽到消息的朱棣很悲痛,下令由蘇祿國國王長子回國繼承王位,王妃及次子在德州守陵,給予俸餉。此後,菲律賓的蘇祿國後人還時常到中國掃墓。

大運河不僅是維護王朝大一統的政治之河,也是古代中國經濟的大動脈。通過運河往來的船隻,有官船和民船。官船主要是運送漕糧、鹽、銅、木材等物資。明清時期,每年行走在運河之上的漕船有約1萬條,每條船載貨量為500石左右。明清時期,為補貼運丁收入,朝廷規定漕船可以攜帶一定倉位的“土宜”(土特産)沿途交易,且免予納稅。這個數量在明成化年間是每條船10石,萬曆年間增加至60石;清雍正年間增加為100石,嘉慶年間則增加到150石,幾乎佔漕船載貨量的1/3。漕船在北京交完漕糧,空船返航容易遇到危險,所以也需要從北方帶一些土特産到南方銷售。每年經漕船攜帶的土特産多達100萬石,超過1.5億斤,可見數量之龐大。當時從南方運往北方的商品,主要有絲綢、茶葉、木材、紙張、瓷器、鐵器等;從北方運回南方的主要是棉花、幹鮮果品等土特産。經過大運河的連接,中國經濟最發達地區的商品交流徹底活躍起來,形成了著名的運河經濟帶。

大運河是明清時期全國最主要的商品流通幹線。我統計了清代大運河沿線各關每一年的稅收,從最北端的崇文門開始,天津關、臨清關、淮安關、滸墅關、南新關等,這些運河上的稅關,每年徵收250萬到300萬兩白銀。當時清政府在全國設立49處稅關,一年關稅收入500萬兩左右,大運河稅關佔50%至60%的比例。當時關稅大致按商品價值的2%至5%徵收,所以也可以根據關稅徵收量,來反推大運河的商品流通情況。

大運河也是重要的客運之河。每年都會有大量的商人、舉士、官員沿運河南來北往。特別是文人,他們在運河旅行時,留下大量的文字記載。有學者做過不完全統計,僅明清時期和大運河相關的日記,就有90多種。這裡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詳的名字,比如清朝雍正年間的大臣李紱,清光緒皇帝的老師翁同龢,還有民族英雄林則徐等。林則徐在日記中記載了他多次由京杭運河往返于福建和京城的情況。

文化之河

大運河的存在,極大地改變了古代中國的生活,方便了人員的往來,也極大地豐富了古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現在的我們,能夠在唐詩宋詞、古典小説、崑曲京劇、書法繪畫等各個領域,看到大運河無處不在的影響力。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頭,吳山點點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歸時方始休,月明人倚樓。”白居易在《長相思》中,用擬人化的手法將運河的流水與女子對丈夫的思念勾連起來,非常形象傳神。又比如“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的蘇州;“欲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的杭州,經過歷代詩人的妙筆生花,這些運河沿線的城市歷史瞬間變得鮮活起來。

運河沿線的每一座城市,可以説都刻上了大運河的歷史基因。比如山東濟寧,唐朝大詩人李白和太守賀知章在這裡相聚相識,賀知章邀請李白暢飲,因為忘記帶錢,賀知章就以官印金龜換美酒,成為美談。賀蘭氏酒樓老闆仰慕李白的才華,以酒樓相贈。李白在濟寧期間,寫出了“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的《將進酒》,“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挂雲帆濟滄海”的《行路難》,以及“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夢遊天姥吟留別》等千古名篇。杜甫與李白也是在濟寧相識相會。

又如揚州,杜牧的“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和“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把這個大運河上著名城市寫得亮麗無比。很難設想,如果沒有大運河的滋養,李白還會不會寫出“煙花三月下揚州”的詩句,清代的揚州八怪還會不會在這裡活動。

運河沿線一些較小的城市,也因為運河而與中國文化發生歷史的聯繫。比如常州,宋代文豪蘇東坡曾14次到訪常州,最後逝世於此。所以常州人會驕傲地説,蘇東坡“未曾一日忘吾州”。中國歷史上寫詩最多的詩人是乾隆皇帝,他一生寫了4萬首詩,我個人認為其中最好的一首就是寫常州的:“門前一帶邗溝水,脈脈常含萬古情。”

唐詩宋詞如此,元曲明清小説也不例外。關漢卿《竇娥冤》是他在淮安采風所得,竇娥臨死前許下誓願要楚州大旱三年,楚州正是淮安的老地名。四大古典名著也無一不和運河發生關係。《西遊記》的作者吳承恩是江蘇淮安人,從小就在運河畔聽南來北往的故事,所以才能在創造上天入地的孫悟空形象時得心應手。《三國演義》作者羅貫中是山西太原人,14歲時母親病故,隨父親在蘇州、杭州一帶做生意。元朝末年天下大亂,羅貫中在蘇州結識《水滸傳》作者施耐庵,以師徒相稱。水泊梁山是大運河的水櫃之一,而施耐庵也長期隱居於淮安寫出《水滸傳》。曹雪芹的父親曹顒、祖父曹寅,都曾經做過南京的江寧織造,曹雪芹從小在江南水鄉長大,錦衣玉食,後來被抄家返回北京,通過《紅樓夢》很容易看出,林妹妹並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坐船從揚州沿大運河而來的。

明清時期與大運河相關的小説情節也不勝枚舉。《金瓶梅》的發生地是大運河上的山東臨清(清河)。“三言二拍”的作者馮夢龍和淩濛初是江浙人,其中記錄的故事也有運河的影子,如賣油郎獨佔花魁,主人公是從開封逃難至杭州;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杜十娘與李生從京城沿運河走水路南下,最後投江而死。蒲松齡在江蘇寶應做幕僚一年多,收集整理資料,《聊齋志異》大多帶有運河的痕跡,比如《胭脂》就寫到聊城與大運河關係密切的東昌湖。

戲曲藝術的發揚光大也依託于大運河。崑曲取名于蘇州昆山腔,明代中葉以來獨領風騷,以蘇州為中心沿運河和長江四處擴散,成為明中葉至清代中葉影響最大的劇種,崑曲唱腔華麗,成為中國文人劇的代表。《閒情偶寄》作者、清代戲曲家李漁有專門的戲班子,曾全國巡演,因戲班人員衣箱眾多,出行大多都靠運河行走。京劇的誕生,大運河功不可沒。乾隆皇帝八十壽辰時,四大徽班坐船進京獻藝,後來又吸收湖北楚調、秦腔、崑曲等戲曲的精華,創造出適應南北觀眾口味的“皮黃”,又稱“京調”。京劇深受人們的喜愛,風行全國,成為“國粹”的代表。

與大運河直接相關的書畫作品也非常多,尤其著名的是兩幅國寶級名畫,一為北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5米多長的畫卷表現了開封的繁華;一為清代徐揚的《姑蘇繁華圖》,12米長的畫卷描寫了清代蘇州的富麗。

大運河還是民族交融之河。運河沿岸商業發達,經商風氣興盛,導致郊區附近的成年男子經常出門經商很少在家,有人特意寫詩:“莫嫌村塢行人少,夫婿經商不在家。”而長期住在蘇州閶門大運河邊上的唐伯虎,在《閶門即事》中説,“四遠方言總不同”,證明當時蘇州居民的民族、語言、風俗都不相同。大運河沿岸的聊城、德州、濟寧、淮安等地,是各民族和諧共生的地方。

運河也是封建時代趕考舉子們的希望之河。清康熙九年(1670年),浙江舉子蔡啟僔進京趕考,路過江蘇淮安山陽,山陽縣令和他同時中舉,蔡啟僔想前去拜訪,結果縣令不願意見他,讓家丁“查明回報”,蔡啟僔憤然離去。隨後他高中當年狀元,寫詩道:“一肩行李上長安,風雪誰憐范叔寒。寄語山陽賢令尹,查明須向榜首看。”十二年之後,蔡啟僔的侄兒蔡升元同樣高中狀元,他又寫詩:“君恩獨被臣家渥,十二年間兩狀元。”

歷史上的大運河,就是這樣一條政治之河、經濟之河和文化之河。正如梁啟超所説:“自運河既通以後,而南北一統之基礎,遂以大定。此後千餘年間,分裂者不過百年耳。”大運河的存在,為古代中國的大一統和經濟文化的繁榮昌盛,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轉型與展望

進入近代,大運河發生了衰落。衰落的原因,一是由於清咸豐五年(1855年)的黃河改道,清廷無財力進行維護,大運河由此喪失通航的條件;二是隨著近代西方科學技術的傳入,鐵路、輪船等現代科技改變了傳統只能依靠水運的方式,進一步導致大運河傳統運輸的衰落。

隨著大運河的衰落,運河沿線的很多城市也隨之衰落。最為典型的例子是山東臨清。臨清在明初才設為縣,隨著運河的日益繁榮,臨清由縣升為州,再由州升為乾隆年間的直隸州。臨清的商業極為發達,徵收的關稅一度居八大榷關之首。近代大運河失去通航功能,臨清人口由20萬銳減到不足5萬,臨清也由直隸州重新降格為民國時期的縣。

新中國成立之後,國家非常重視水利的興修,大運河逐步得到治理。今天大運河的蘇北段,仍然是北煤南運的重要通道,每年的航運量在3億噸以上,相當於3條京滬鐵路的運量。2022年,借助南水北調,大運河重新恢復了全程通水。

2500多年來,大運河是中國古代歷史的見證者和參與者。它直接見證了中國經濟中心由北向南的變化,也見證了中國政治中心由西北向北方的轉移,還見證了大一統的國家如何利用自身的優勢,有條不紊地協調政治中心、軍事中心和經濟中心,將其變成有機的整體。

大運河集中地體現了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特性。這條大運河不會停留于文字和史料記載中,它是流動的、鮮活的,是奔騰不息的國家記憶、民族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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