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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應物《滁州西澗》是否有寄託

發佈時間:2023-01-30 10:33:59 | 來源:光明日報 | 作者:徐楠 | 責任編輯:蘇向東

韋應物七絕《滁州西澗》,是一首膾炙人口的佳作。一類讀者只是愛重詩人那“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的妙筆,沉醉於詩中的天機野趣。另一類讀者的理解便與此相左。如謝枋得曰:“幽草、黃鸝,比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春潮帶雨晚來急,乃季世危難多,如日之已晚,不復光明也。末句謂寬閒寂寞之濱,必有賢人如孤舟之橫渡者,特君不能用耳。”(高棅《唐詩品匯》引)楊慎、黃生、章燮的詮釋模式,均與此相類。這種認定該詩確有寄託的觀點,在當代仍屬常見。倪其心先生的看法頗具代表性。他認為:“幽草安貧守節,黃鸝居高媚時,其喻仕宦世態,寓意顯然……(春潮帶雨二句)蘊含著一種不在其位、不得其用的無奈而憂傷的情懷。”(程千帆等主編《唐詩鑒賞辭典》之《滁州西澗》賞析文)黃天驥先生雖不主張將該詩用意如此坐實,卻依然表示從詩中“可以看到韋應物牢落無助的心影”(《説韋應物〈滁州西澗〉》)。據筆者所見,“寄託説”在當下中小學課堂關於此詩的講解中,也是屢被採用的。

《滁州西澗》到底是否在優美的景語背後別有寄託?追問這個問題,實質上就是在追問合理地説明《滁州西澗》的寄託意是否可能?欲明辨之,首先需對該詩的文本表意特徵細加分析。

先來品讀“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要想判定這兩句確有寄託,至少應滿足以下兩個條件之一:“幽草”(或“憐幽草”)、“黃鸝”(或“深樹黃鸝”)在創作傳統中具備穩定的托喻義,兩句形成之文本語境具有明確的褒貶意味、反差效果。情況是否如此呢?

在中國古代文化史上,某些物象或表達程式確有相對穩定的托喻義。當松、竹、梅、菊或“思美人”“嫉蛾眉”“浮雲蔽日”在詩中現身時,讀者心中油然而生“寄託”之揣測,並不屬牽強。不過,“幽草”“黃鸝”似不在此列。《詩經·小雅·何草不黃》:“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鄭箋以為“狐草行草止,故以比棧車輦者”,方玉潤從中讀出“一種陰幽荒涼景象”(《詩經原始》)。韋應物本人則在《賈常侍林亭燕集》中以“淩露摘幽草,涉煙翫輕舟”抒寫士大夫雅集情趣,在《過昭國裏故第》中以“池荒野筠合,庭綠幽草積”渲染感舊悼亡的氣氛。不難看出,“幽草”在古人筆下並不專守某類寓意。既然如此,徑把“幽草”(“憐幽草”)坐實為“君子在野”或“安貧守節”,就有我説即是之嫌。(按:此句“幽”異文作“芳”。古代詩歌中的“芳草”或“尋芳草”“憐芳草”在不同語境中或托喻理想,或托喻歸隱,或表達惜時、戀物華等情思,亦不可一概而論)至於黃鸝(也即倉庚、黃鶯),自《詩經》以降,便一直是古人表現生機勃勃之春夏佳景時常用的物象,且唐人尚常以“遷鶯”喻進士登第、官職升遷一類美事。由此可見,恐怕並不存在什麼以黃鸝為惡鳥、以之喻指“小人”的傳統。而“黃鸝深樹鳴”這一意象,或係從王維《瓜園詩》點染山中論道情境的景語“黃鸝囀深木”化出。一定認為其另有所指、尤其是“小人在位”之指,同樣未免牽強。

那麼,“幽草”“黃鸝”所在的前兩句整體語境,是否具備某種特別的文外之意呢?倪其心先生分析道:“詩人獨愛自甘寂寞的澗邊幽草,而對深樹上鳴聲誘人的黃鶯兒卻表示無意,置之陪襯,以相比照。”在筆者看來,這一理解仍是存在商榷餘地的。一則,一韻詩中,一句處理“仰觀”,一句處理“俯察”,乃是古人空間描寫的常見路數,該對比結構本身並不必然包含抑揚意味。二則,“上有黃鸝深樹鳴”是否上隸于“獨憐”,或有見仁見智餘地,但該句至少並未表現出對黃鸝的無視甚至厭惡。按古人常見寫法,“但恨黃鸝深樹鳴”或“何必黃鸝深樹鳴”才會形成揚幽草而抑黃鸝之意。值得一提的是,據何良俊《四友齋叢説》、李日華《六研齋二筆》,“上”異文作“尚”。如果此句作“尚有黃鸝深樹鳴”,那麼倒確乎是在表達對黃鸝的喜愛了。三則,“澗邊幽草”“深樹黃鸝”並無強烈反差感、衝突感,很難令人聯想到褒貶寓意,因此就更難令人把前者定向理解為“君子”(或“安貧守節”)、把後者定向理解為“小人”(或“居高媚時”)。與之相比,左思《咏史》中的“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這種描寫,才是在意象間形成巨大張力的。即便不以“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云云承之,讀者也自會察覺其中隱藏的褒貶意味與怨憤之情。

下面來看“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這兩句是否為“危難”“失遇”之喻,是否包含著“無奈而憂傷的情懷”呢?“春潮帶雨晚來急”句中物象,在古人景語中均屬常見。就如“幽草”“黃鸝”一樣,“春潮”“急流”並不必然攜帶某種具體托喻含義。故而認為其實指某種具體人生境遇、社會環境,或許依然有失武斷。至於此句整體語境是否蘊含動蕩、危難等意味,且令“野渡無人舟自橫”在其映襯下別有微旨,還值得多論幾句。如黃天驥先生所説,“春潮帶雨晚來急”的意趣,的確不同於“幽靜寧謐”的“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不過細玩之,此句描寫潮、雨之動勢、力感,畢竟僅用一個“急”字,點到為止,別無渲染。且在常規想像中,西澗似非浩瀚巨流,“晚來急”亦到底不同於陰幽意味更濃重的“夜中急”。因此,“春潮帶雨晚來急”固然未必是“幽靜寧謐”的,卻也終歸與驚濤迅雨異趣,更和韋應物筆下“山郡多風雨,西樓更蕭條”(《送中弟》)、“數家砧杵秋山下,一郡荊榛寒雨中”(《登樓寄王卿》)這類鮮明地呈現荒疏、淒冷色彩的詩境大有不同。這樣看來,黃天驥先生將其等同於“潮急雨驟”“潮水急涌而來,勢如奔馬”之境,進而據此將下句中的“舟自橫”想像為“無人料理,孤孤單單,可憐巴巴,任由顛簸”(《説韋應物〈滁州西澗〉》),或許便略欠斟酌。再專門玩味“野渡無人舟自橫”。“野”,郊外,離城市較遠之處也,又常有真樸自然、閒散不羈一類含義,與“荒”“空”意趣並不完全一致。故“野渡無人”寫出了遠離塵囂的滋味,又和情感傾向更加明確的荒涼、空寂一類情境存在微妙差別。而“自”字在古人詩中,常用於表現物象、人情自我經營、與他者無涉。此句中的“舟自橫”,當然是具備這類意趣的,不過其表意終歸到此為止,無涉其餘。它和《詩經》中“泛彼柏舟”、《莊子》中“不係之舟”的關聯,均在有無之間,難以辭逮。讀者固然可從這樣的意象聯想到“不在其位,不得其用”或“無奈而憂傷”,但又何嘗不能聯想到“安閒自在,超然物外”等其他意味呢?

言説至此,已可發現,《滁州西澗》呈現給讀者的,乃是虛靈、微妙、不落言筌的意義空間,而不是旨趣非此即彼的托喻結構。正因為此,一旦試圖通過語義分析來確定某種寄託之意,就可能窄化其意義空間,也常難免有增字作解之失。值得注意的是,持寄託説的詮釋者,通常還會動用“知人論世”之法。與韋應物創作《滁州西澗》直接相關的資訊既已無存,則通過揭示安史亂後詩人沉鬱、失落的時代病及韋應物在滁時“有志改革而無力,思欲歸隱而不能”(見倪其心《滁州西澗》賞析文)的個人心境來推論此詩深意,便是唯一可行之舉了。可問題在於,人之精神世界並非時空中有形跡之物,且繫世間最為幽深複雜、變化多端者。即便我們能夠掌握明確記錄《滁州西澗》創作動機的可信文獻,也至多會得出“合理的”“有説服力的”詮釋結論,難以如明鏡映物般還原詩人所思所想。至於目前詮釋者只能倚重的時代精神、個人典型心境,本就來自“簡單枚舉歸納”,係或然性推理的結果。以之作為大前提推測《滁州西澗》用心,結論自也是或然性的,且常陷入決定論的窠臼。當詮釋者把作家“或然之意”認定為“必有之意”的時候,對《滁州西澗》的理解便可能受控于這類心理定向。於是在其眼中,不落言筌的詩篇,就越發顯得別有深意;而文意解讀時的獨斷,恐亦越發難以被其覺察。

總而言之,品味《滁州西澗》,讀者當然可以“各以其情而自得”,生發出多種聯想。但歸根結底,無論從文本表意特徵還是從與“知人論世”相關的現存資訊特徵來看,想要令人信服地坐實該詩“確有寄託”,都是不太可能的。通過本文的辨析,讀者或許還可發現,若要使“探求寄託”這種詮釋行為獲得合理性,有幾個基本前提當得到重視。其一,在缺乏可信文獻旁證的情況下,對文本托喻義、隱指義的判定,應遵守“合慣例原則”。其二,應對文本在文獻形態上可能存在的多樣性保持警覺,尊重異文可能導致的詮釋多元性。其三,應盡可能自覺地辨析與“知人論世”相關之文獻資訊的性質、效力、限度。

 (作者:徐楠,係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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