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葉嘉瑩先生的詩詞觀念評説電影《滿江紅》

作者：天津科技大學 李雲

從突破性的票房，網路上的評價，觀眾的現場反應等各方面來看，張藝謀執導的新片《滿江紅》無疑是成功的。很多人都能感覺到幽默、懸疑只是該片的賣點，隱藏于其間的家國情懷才是主旋律，雖然三者缺一不可，但家國情懷才是最打動人心的因素。藝術離不開感情，好的電影亦是如此。張藝謀特別強調故事是核心，但筆者認為《滿江紅》的成功，關鍵還在於對故事中“情”的渲染和表現，兩首風格不同的宋詞的出現堪稱畫龍點睛之筆，既是人物和故事的線索，又是直接的抒發真情，將影片推向故事和感情的高潮。葉嘉瑩先生認為中國古典詩詞：“凝聚著中華文化獨一無二的理念、志趣、氣度、神韻，是中華民族的血脈，是全體中華兒女的精神家園。只要是有感覺、有感情、有修養的人，就一定能夠讀出詩詞中所蘊含的真誠的、充滿興發感動之力的、生生不已的生命。”（葉嘉瑩《中華詩詞在文明互鑒中發揮何種作用》）《滿江紅》影片巧妙地運用宋詞，發揮了詞中情感的作用，極大地增強了影片打動人心的藝術魅力。

第一首是南宋蔣捷的《一剪梅》：“何日歸家洗客袍?銀字笙調,心字香燒。流光容易把人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雖然蔣捷的詞因為時間問題，被一些人認為是電影的硬傷，但並不損害詞作本身的情感及在影片中發揮的作用。這首詞在影片中出現兩次，第一次是歌妓瑤琴所唱，第二次是小兵張大所唱。詞中表現的本意是在流逝的時光中，以櫻桃、芭蕉等色彩鮮明的形象，表現遊子對家鄉的思念。由此，我們知道瑤琴、張大都曾經在北地生活，金人入侵，使他們失去家鄉，流落外地，惺惺相惜，産生了愛情，並且有了共同的“計劃”和“目標”。瑤琴面對生死抉擇時，唱出這首詞，賦予了詞比原意更豐富的意義：既表現了她與張大的美好愛情，以前在一起的歡樂時光，還有對未來的期盼，體現出個體生命對幸福、美好生活的嚮往，他們過自己的小日子不好嗎？然而，他們卻不是茍且偷生之輩，而是有情有義有擔當的愛國志士。在柔情萬種的曲子詞中，他們義無反顧地選擇了犧牲小我而成就理想——捨身取義，刺殺秦檜，弘揚岳飛元帥的愛國精神。當瑤琴以命換命刺死何立之後，張大又唱起了這首詞，以真情打動了觀眾。在淚目中，我們聯想到歷史上千千萬萬的無名英雄的影子，他們是打更兵、馬伕、歌女等社會底層的人民大眾，正是他們的愛國情懷與自我犧牲精神，才使中華民族不亡。沈騰（飾演張大）在採訪中表示自己在拍攝中曾哭了幾次（《央視財經》獨家專訪），打動他的原因應該包括這首《一剪梅》，它的婉約曲風使影片具有了淒艷的色彩，也使演員對劇中人物的情感有了深刻的理解和同情，從而實現了“由一個生命去創造另一個生命”的精彩表演。

第二首是岳飛的《滿江紅》：“怒髮沖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與前面的《一剪梅》不同，這是一首風格激越豪放的詞，前面的詞由女郎來唱，這一首詞則由三軍將士直接復誦，正面抒發壯志豪情。詞中慷慨激烈的情懷，保家衛國的壯志，具有盪氣迴腸的悲壯之美，打動了戲裏、戲外的每一個人。易烊千璽（飾演孫鈞）説：“復誦《滿江紅》的時候，在現場慷慨激昂，熱血沸騰。”（《央視財經》獨家專訪）在那一刻，通過復誦，演員和觀眾，都深切的體會到了岳飛創作時的感情，由此而被詞中蘊含的精神、品格和意志而感動。復誦《滿江紅》是影片的神來之筆，提升了故事的品格，突顯出人物的靈魂，使影片具有了崇高的精神，如果沒有此環節，影片很可能流為一般。

近年來，對古典詩詞歌賦的運用，每每能為影視劇增加幾分亮色。《滿江紅》巧妙地發揮出古典詩詞“興發感動”——激發並感動人心的作用，喚起觀眾們內心深處的共鳴。中國古典詩詞緣何有此種魅力？因為中國詩歌向來有著抒發情志的傳統，《尚書》中有“詩言志”之説，漢時《毛詩大序》進一步説明“詩者，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于言”，古典詩歌中蘊含的是詩人真切的生命體悟和情感。《毛詩大序》説詩具有“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的作用，由此，“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詞，雖然是音樂文學，在晚唐五代只是一種歌辭而已，但是發展到北宋、南宋，逐漸具有了詩的品質。宋詞，可以説是宋人的靈魂，凝聚了他們的哀樂、榮辱與抗爭。北宋柳永的詞，展現了宋仁宗朝的太平盛世。靖康之變後，金人俘虜宋徽宗、欽宗、后妃、大臣等三千余人北上，強迫后妃們唱曲子，朱皇后自殺身亡，活著的人們受到百般淩辱。所以，岳飛在《滿江紅》中悲憤地説：“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滿江紅》影片中運用的兩首宋詞，表現了作者真切的生命情感，蔣捷的《一剪梅》表現的是個人細膩真摯的柔情，岳飛的《滿江紅》表現的是博大的愛國豪情，對觀眾産生了正能量的影響，弘揚了中國精神。張藝謀要展現中國人民集體的家國情懷，他意識到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他説：“家國情懷是中國人血液中流淌的一種文化的基因。”所以，他以歌唱婉約的《一剪梅》、復誦豪放的《滿江紅》來突顯此種情懷，不僅激起每個中國人內心情感的共鳴，還使影片具有淒艷與悲壯兩種風格之美，在對比、互補中表現“情”感動人心、提升品格的力量。

張藝謀在採訪中説，幼時聽過的岳母刺字故事，背誦過的唐詩宋詞中的家國情懷，是他籌劃此片的初衷。影片從詩詞中孕育而出，最終又回歸到詩詞，他通過影片真誠地表現了自己的初心。復誦《滿江紅》真誠而質樸，甚至讓人覺得張藝謀是在用一部電影為一首《滿江紅》詞做一個註釋，演繹一段故事，此種大膽的嘗試表現出張藝謀的浪漫精神、英雄情懷與赤子之心，與他早年《紅高梁》中的精神是一致的。張藝謀還表達了自己拍攝此片的願望與夢想：“希望為電影業帶來一個復蘇和一個起飛，恢復過去的興旺和發達。”“希望我們的生活越來越好，紅紅火火，大步向前，去追趕我們的夢想。”（《中國電影報道》採訪張藝謀）《滿江紅》影片的大火，不僅預示著中國電影業的復蘇，還會推動詩詞的復興，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還象徵著民族精神的振興。魯迅曾説：“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張藝謀以自己的才智，順應並引領了時代精神，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助力。相較于之前的古裝劇《英雄》《滿城盡帶黃金甲》，他終於找回了最有力量的聲音——家國情懷，奏響了時代的號角，為電影業做出了示範，我們應該為他鼓掌、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