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考古40年發展見證者王巍：想讓文物離民眾再“近”些

我們擁有歷史悠久的文化素材，為什麼不建一個類似迪士尼、環球影城的主題樂園，把我們自己的傳統文化留下來，傳承下去？

可以充分利用VR(虛擬現實)等數字化技術，讓全國、全世界對中華文明充滿嚮往的人，都能沉浸式感受歷史悠久、豐富多彩、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在今年全國兩會上，王巍建議在我國選擇一些歷史悠久的中心城市打造中華文明主題樂園

今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迎來自己在考古行業的第40個年頭。

我國考古學在1979年至2000年為快速發展時期，2001年起步入蓬勃發展期。按照王巍的話來説，自己40年的考古生涯，相當於親身經歷了自改革開放以來整個中國考古學的發展與變化。

早期的考古學作為一項文化事業，一直被當作是離現實最遠的學科。時至今日，考古和普通人之間的距離還是拉得遠，大部分人還只是期待，一個驚天發現的背後出土了哪幾件亮眼的“寶貝”。

中國的考古學者們在致力打破這種局面。他們試圖通過“考古發現，可知……”來引導人們關注文物背後的文化意義，建立起考古領域或者是中華文明的文化自信。

王巍把去年三星堆遺址的考古發掘看作是新時期中國考古的一個典範。他曾趴在移動的臺車上，在“上新”的6個祭祀坑裏，用僅隔40釐米的距離看著滿坑出土、數以百計的“饕餮盛宴”，驚嘆不已。

2000平方米的大棚，4個恒溫恒濕的考古發掘艙，這在以前是無法想像的。這一幕，讓他體會到，中國現代考古正處在黃金時期。“從考古資源大國到考古發現大國，我們現在正往考古強國邁進。”王巍説。

發掘車馬坑是我國考古的絕技

新中國成立後，步入初步發展期的中國考古學開始復蘇，一批仰韶文化聚落遺址、古代都城、重要墓地等考古發現逐漸問世，讓我國史前文化發展序列的面貌有了輪廓。

1950年，新中國第一個國家級考古研究機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正式成立。此後，不少省份開始建立文物工作隊，少數院校也創立了考古學專業。但即使歷經了半個世紀，新中國考古體系的規模依舊難以與這片“資源肥沃”的大地相匹配。

“那個年代的考古項目很少，有些省份一年也就只有兩三項。”王巍説。在恢復經濟的年代，他覺得，一些“好東西”被認為是“舊東西”，而文化遺産保護這個提法，還沒走進大眾的心裏，甚至被忽視。

王巍是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大學生，當時第一志願填報的就是考古。一部紀錄片仲介紹的秦始皇兵馬俑、滿城漢墓、馬王堆漢墓等考古發現讓他對考古學産生濃厚興趣。

1982年年初，王巍大學畢業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這裡，他參與了自己第一個考古發掘項目：北京市房山區琉璃河遺址。發掘西周燕國的都城和墓地，一幹就是五年。

根據文獻記載，西周初年召公奭(shì)封于燕。關於西周燕國的始封地存在很大的爭議，有天津薊縣(今薊州區)、河北淶水等不同説法。後來，王巍等考古人員在房山琉璃河鎮發掘出現存的夯土城墻、城外貴族墓葬區和城內居址區，斷定就是西周時期燕國的都城和始封地，從而把北京建城史上溯至距今3000年前。

對於考古人來説，考古可以改寫歷史的這種特有魅力，很自然地賦予了他們一種極強的使命感。

“那會兒交給我的任務就是發掘西周時期的車馬坑。西周時期，貴族墓往往都有陪葬馬車，根據墓主人生前身份的高低，陪葬馬車的數量方面也有所差別。”之前，當地曾經清理過車馬坑，沒有發現車子的痕跡，只是在坑底發現了兩端帶有銅飾件的軸頭，於是有人推測：當時流行隨葬時不用真的馬車，而是用一個象徵馬車的車軸進行埋葬。

實際上，在此前的殷墟遺址中就發掘出了馬車，從來沒有過以車軸代替馬車來隨葬的情形，所以王巍也想驗證這個説法是否站得住腳。殷墟遺址隨葬的馬車都是整車下葬，車型完整，而在琉璃河遺址中，所有的馬車都是將車輪拆卸後被埋入坑中，馬車結構分散，不易辨別。

王巍稱，3000多年前埋葬的木製馬車腐朽後質地柔軟，與坑內周圍經過夯打的堅硬土質不同，發掘時只能靠土質軟硬和顏色來辨認車子的痕跡，得先用小刷子上手，再一點點把馬車車廂遺跡清理出來。

經過仔細清理，王巍他們發掘出完整馬車，證明了西周燕國也是以整駕馬車隨葬，而不是僅用車軸來代替車。車馬坑中的馬車數量、禮器多少等也反映出了西周隨葬用車的禮制。1981年至1985年，王巍等考古人員在琉璃河遺址發掘出車馬坑21座，在王巍負責清理的“1100號”車馬坑裏發現了葬馬14匹，車5輛，還首次清理出插在車上的傘蓋。

1983年，我國第一次承接了世界性考古會議——亞洲地區(中國)考古討論會。“數十位外國考古學家來北京開會，會議主辦方安排與會代表到房山琉璃河考古發掘現場參觀。外國考古學家看到發掘出來的車馬坑後十分震驚，問我們是怎麼分辨出來的。”車馬坑的發掘得到國際同行的認可，王巍也很有成就感。

他説，從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殷墟遺址首次清理出馬車，到五十年代初河南輝縣琉璃閣發掘出戰國時期的馬車，在這個領域，幾代考古人通過不斷實踐，總結出發掘方法，讓發掘車馬坑成為我們國家考古發掘的一個絕技。

北京出土文物印證西周初年“封邦建國”

考古人在田野發掘中，體驗到的“刺痛感”來源於眼前的墓被盜過。王巍回憶稱，在發掘琉璃河遺址的貴族墓葬時，發現多數墓葬中隨葬的青銅器被人盜走。

1986年，在北京房山琉璃河鎮，靠近京廣鐵路東側黃土坡村打谷場的一個西南角，考古人員發掘出了“1193號大墓”。

墓室是長方形，與一般墓葬形制不同的是，墓的四角還各有一個墓道，四個墓道都作斜坡狀伸向墓室。按照墓葬習俗，槨室頭向朝北，一些貴重的青銅禮器、容器會擱置在北端的二層臺上。

“我們發掘後發現，墓主人頭部的二層臺上青銅器都被盜了，特別失望。”不過，讓王巍略感欣慰的是，棺槨的兩側還留有豐富的青銅兵器和漆盾牌，棺內墓主人腳部方向，還出土了兩件盛酒的銅器。

更大的驚喜來源於這兩件青銅器上內容相同的長篇銘文。銅器上的銘文記載了周王冊封召公為燕侯的內容，通過考古實物史料，首次印證了文獻記載中西周初年的“封邦建國”。

此外，受氣候影響，南方出土的漆器在飽水狀態下，整體保存較好，北方天氣乾燥，漆皮易脫落。王巍等考古人員通過創造性的方法把漆器連同周圍的土一起裝箱，從底下插板，整體運到室內，用毛筆蘸水輕刷，再一層層清理，得到不少完整的漆器。

這些被發掘出來的部分貴重史料，如今被安置在北京首都博物館，展現在公眾面前。1996年夏，王巍被任命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

此時，國家“九五”重點科技攻關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正式啟動，該項工程重點要解決中國歷史上夏、商、週三個歷史時期的年代問題。“雖然當時工程師拿出的年表，在學術界有爭議，但這個工程還有個重大的意義，它創造了一個多學科交叉聯合攻關的先例。因為在此之前，在國家層面上，沒有對人文科學的重大問題給予這麼大的支援。”王巍表示。

1996年到1998年，由他帶隊，集中研究所裏的幾位學者，到河南偃師商城發掘商代早期都城內的宮城遺址，為夏商王朝及其文化分界提供了界標。接著，從1999年開始，他又帶隊赴陜西周原西周都城，首次發現一組西周宗廟建築，為研究西周時期的歷史與文化提供了新資料。

探究中華文明起源提出判斷文明的標誌

人類起源、農業起源、文明起源是世界考古學的三大議題。中華文明的探源研究，也是王巍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

2002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啟動。王巍被任命為項目負責人(首席專家)。來自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多所大學的70多個單位，考古學、人類學、社會學、分子生物學、遙感、天文學、地質學、冶金學、電腦科學等近20個一級學科的400多位專家學者參加，是迄今為止世界上規模最大，參與學科最多，科技含量最高的研究古代文明的大型綜合研究項目。

考古工作者們圍繞西元前3500年到西元前1500年間的幾處都邑性遺址和黃河流域、長江流域、遼河流域的其他中心性遺址及其周邊聚落群開展大規模考古調查和重點發掘，對各個區域的文明化進程、環境背景、生業形態、相互交流、以中原地區為中心的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過程、模式與機制、道路與特點進行了多學科綜合研究。

以前在日本留學期間，王巍看了不少研究古代歷史的書，國外有些書在介紹世界文明時，詳細表述了5000多年的古埃及文明、4600年的古印度哈拉帕文明，但提及中華文明只寫了3300年。這觸動了他的神經。

“當時判斷文明的三個要素是：冶金術、文字和城市，因為商代晚期具備了這三個要素，所以別人就説我們有3000多年的文明歷史。”王巍意識到，這個問題只能通過考古發掘獲得的證據來解決。

按照國際上判斷文明的三要素，我國目前見到的最早的成熟漢字是甲骨文，因此也只能追溯到商代晚期。那5000多年的文明史是歷史真實，是傳説，還是號稱？這是王巍避不開的問題。

“我們對世界文明進行了仔細梳理，後來發現，這三個要素是從古埃及和兩河流域文明裏概括出來的。像中美洲的瑪雅文明沒有冶金術、南美洲的印加文明沒有文字，甚至印度河流域文明也不完全符合這三個要素。”王巍説，可見這三要素並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實際上，近年來，國際上也不再拘泥用這三個要素來判斷文明。

那到底什麼是判斷文明的標誌？王巍和考古工作者們借用了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中“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這句話，提出了我們自己判斷文明形成的標誌。

判斷進入文明的中國方案出現了，它具體指的是：生産力的提高、農業的發展、人口的增加和集中，導致出現政治性的中心聚落——城市。社會出現分工，一部分人脫離勞動，一部分人專門從事手工業，社會出現顯著的階級分化，形成維護權貴階層尊貴地位的禮制，出現了掌握軍事指揮權和宗教祭祀權的王權和依據暴力和規範進行社會管理的機構——國家。

依據這一標準，距今5000年前後，在長江中下游、黃河中下游和西遼河流域等地，都先後進入了早期文明社會，中華文明五千年並非虛言，而是歷史真實。

2019年7月申遺成功的良渚古城遺址是中華文明形成研究中最重要的發現，無可辯駁地實證了中華5000多年文明史並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2019年夏，王巍受教育部之邀，參與修訂初中歷史教材，增加了很多重要的考古發現，並最終將良渚進入文明社會的表述寫進了課本。

探源工程還對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有了總體認知，其中就提到，從距今5500年開始，在黃河中下游、長江中下游和遼河流域等地的社會上層之間，形成了一個早期中華文化圈，形成了對龍的崇拜、以玉為貴等理念，出現以具有各地特色的某幾類珍貴物品(多為精美玉器)彰顯持有者尊貴身份的禮制。

中國考古要走向科學化、國際化和大眾化

二十年來，我國考古機構和專業隊伍不斷壯大。在老中青相結合的專業隊伍帶領下，形成了理念方法成熟的學科體系和學術體系。

例如，各個省份都成立了文物考古研究所(院)，十幾個省會城市和部分經濟比較發達的非省會地級城市也紛紛建立了考古研究所或研究院。此外，涌現出一批專業從事考古鑽探的公司，全國從事考古鑽探、發掘和文物保護的從業人員較之於前一階段又有增加。

談起中國考古學未來的發展與走向，王巍説，要瞄準科學化、國際化和大眾化。

2021年是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0週年，百年發展最重要的標誌之一，就是各種自然科學技術手段的廣泛應用。考古測年、物質結構與化學成分分析、古代動植物、金屬、玉石、陶瓷的原料産地和製作工藝技術研究，古環境、古人骨研究、古代環境與人們生活的關係等，都是在堅持田野考古基礎上，加強與自然科學並深化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融合，開展共同研究。

而在國際化方面，我國也完成了從最早“請進來”為主，到新世紀前十年的“請進來”與“走出去”並重，再到2013年以來以“走出去”為主的轉變。2000年，王巍組織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10位中青年考古工作者參加德國考古研究院歐亞考古研究所的發掘。此後，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考古學者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近十年，王巍先後帶隊赴烏茲別克、中美洲宏都拉斯和埃及發掘古代城市、高等級墓葬和神廟遺址。

“在日本留學期間，日本很多頂級的考古學家都出來做科普，在上千人的禮堂開講座，1000日元的門票，每人發一本科普小冊子，座無虛席。”王巍説，在大眾化方面，我們現在要以更鮮活、更多樣的形式展現傳播中國考古，以現代化理念和高科技方式，包括利用4D、5D、增強現實(AR)、虛擬現實(VR)等技術，通過文旅結合推動考古大眾化。

王巍也致力於考古成果的傳播。他參與策劃了《考古進行時》《考古公開課》等節目，還作為總顧問參與策劃了引人關注的《中國考古大會》，並作為嘉賓親自參加了其中幾期。這些節目與近年來上新的《如果國寶會説話》《國家寶藏》等幾個考古綜藝節目使民眾在一種全新視聽模式的感召中，走近考古。在王巍看來，這意味著考古走入“尋常百姓家”，讓他深感開心。

王巍告訴記者，目前，改革開放恢復高考之後走上考古戰線的50後學者多已經陸續退休，60後也逐漸退至二線，70後和80後已經成為考古戰線的中堅力量，90後、00後正在快速成長。中國考古學將代代薪火相傳。

A14-A15版采寫/新京報記者張建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