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古中亞探尋唐朝文化

作者：鄭紅翔（西北大學絲綢之路研究院講師）；黃孟芳（西北大學藝術學院教授）

中亞位處亞歐大陸的中部，古往今來都是聯通東亞、南亞、西亞乃至歐洲的交通樞紐。早在魏晉之際，中亞粟特人便進入我國中原地區從事商貿活動，幾乎壟斷了陸上絲綢之路的貿易。陸上絲綢之路的發展大約在我國唐朝時期達到頂峰。在東來西往中，唐朝文化也被帶進了古代中亞，進而影響中亞文化的發展。

一

唐朝建立之初，即有中亞康、安、石、曹等國來獻方物，主動與唐王朝取得聯繫。太宗貞觀十六年（642年），又有史國來朝獻。中亞諸國在唐初的朝貢主要是出於商業目的，政治上他們是臣屬於西突厥的。高宗顯慶二年（657年）唐軍平定阿史那賀魯的叛亂，滅西突厥。此役過後，蔥嶺以東的西域、蔥嶺以西中亞至波斯的大量政權紛紛歸附唐王朝。高宗遣使者在新歸附之地廣設羈縻州、都督府，中亞諸國也在其列。顯慶三年（658年），唐朝設置安西四鎮，進一步加強對西域地區的管理。

調露元年（679年），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對安西發起軍事行動，被裴行儉挫敗。事畢裴行儉留安西都護王方翼鎮守，使其修築碎葉城以鞏固對西域的防衛。根據《新唐書》中王方翼傳記的記載，新修的城池“立四面十二門，皆屈曲作隱伏出沒之狀”。這種“四面十二門”的構造是中國古代城鎮建築的典型特徵，即方形圍城，基本倣照長安城的建制。當時“西域諸胡競來觀之，因獻方物”。前來參觀的胡人來自西域各國，宏偉的碎葉城想必給了他們很強的視覺衝擊和心靈震撼。隨著參觀的外族人增多，唐朝的建築風格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來訪國城鎮的修建。

二

中亞地區受遊牧民族文化影響較深，多使用金銀器具。大食興起後，逐步控制中亞地區，伊斯蘭教不允許使用金銀器，陶瓷製品於是大範圍流行。中亞地區尤其是撒馬爾罕的匠人開始模倣燒制唐朝的三彩陶器和白瓷。大食人將撒馬爾罕仿製品以及中亞人從唐朝轉運來的三彩陶器與白瓷均稱為“撒馬爾罕陶器”。撒馬爾罕仿製的唐三彩與白瓷較為粗糙，形制及釉色比較簡單，在撒馬爾罕的考古發掘中屢有發現。

至於圖像文物中的唐朝元素，最典型的是烏茲別克撒馬爾罕的阿夫拉西卜遺址壁畫。1965年，蘇聯考古隊于阿夫拉西卜23號遺址發現多處繪有壁畫的古建築，其中1號建築的壁畫保存較為完整，即著名的“大使廳”。廳內四壁均有斑斕的壁畫，據學者考證主題分別是：西墻乃突厥武士和八國使臣，北墻為唐朝帝後圖像，東墻為印度史詩，南墻則是本土粟特王新年出行圖。關於北墻的唐朝帝後，研究者普遍認為是唐高宗和武則天，他們執政時期唐朝在中亞頗具影響力。

畫面上的唐高宗形象高大，正在苑中獵豹，狩獵是唐朝皇族經常舉行的活動，符合當時的史實；武則天則被眾宮女簇擁著乘于龍舟之上。義大利學者康馬泰指出，武則天所乘龍舟上“龍”頭的刻畫參照了中亞鷹嘴獅身的格裏芬形象，詳加比照確實具有明顯的異域風格，不是中原固有的形象，可見繪畫者或許沒有到過中國，未曾見過唐朝的龍舟。至於畫中人物的服飾，唐高宗戴幞頭、穿長袍、束腰帶；武則天與宮女梳雙環高髻，著薄衫和紅色條紋裙。粟特畫工將唐朝服飾描繪得如此接近實際，可能見過相關的實物或圖像，這從側面説明瞭唐朝的服飾文化已經傳入中亞地區。其他考古發現也提供了唐朝絲綢服飾等流入中亞的證據，中亞的穆格山城堡遺址（在今塔吉克共和國的穆格山）曾出土大量絲織品，其中的小窠聯珠小花錦，就是典型的唐朝初年流行紋樣。

服飾文化向西傳播的軌跡也是有文獻可循的，由陸路西行求法的新羅僧人慧超返程途中于開元十五年（727年）抵達西域的安西四鎮，他在行記《往五天竺國傳》中記錄到，當地人“依漢法，裹頭著裙”。通過陸上絲綢之路，唐朝的人物形象、服飾文化等也向西傳播到了古代中亞。

三

除了建築景觀、陶瓷、服飾等物質文化，在思想觀念上，中亞古國的統治階層對唐朝的知識文化也有嚮往與主動學習的意願。其中突出表現在統治者主動派遣質子。自漢晉以來，依附部落或政權的統治者將子嗣送入中原王朝充質，以維繫宗藩關係。外來質子在長安“留宿衛、習華禮”，接受唐朝文化的熏陶。這些人有的留在長安長期生活，有的則在若干年後返回故國，他們對長安與中亞的文化交流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我們熟知的中亞昭武九姓康、安、石、曹、何等國的首領都曾派質子到過長安。

拔汗那國很少為現代人所熟知，但在中古時期它是中亞諸國中與唐王朝關係最密切的一個，雙方結為政治同盟，還建立起和親關係。“拔汗那”的名字來自音譯，有時也被翻譯為“跋賀舵”“㤄捍”“富那”，位於今天中亞的費爾幹納盆地。唐朝滅西突厥後，在中亞諸國的歸附潮中，拔汗那的主要統治者遏波之也遣使入長安。玄宗統治時期，拔汗那國與唐王朝的關係變得更為密切。開元年間，雙方都曾向彼此提供過軍事援助。開元二十七年（739年）因突騎施叛唐，拔汗那王阿悉爛達幹甚至親自率兵奔赴西域，與唐朝的磧西節度使共同平定突騎施。唐朝為了表彰拔汗那王的功績，冊封其為奉化王。隨後，拔汗那向唐朝派遣使者更為頻繁，成為唐朝在中亞的穩固盟友。天寶三載（744年），玄宗將拔汗那國改名為寧遠國，取“為唐安寧遠方”之意。不久，玄宗又將自己母家的姓氏“竇”賜予寧遠國國王，以示親近與尊寵。天寶十載（751年），玄宗選宗室女封為和義公主，嫁于寧遠國國王。天寶十三載（754年），寧遠國國王忠節請求將自己的兒子竇薛裕送至長安充當宿衛，並表達了希望讓他學習唐朝文化的願望，得到唐朝的准許。需要注意的是，域外政權的首領只在受唐朝嘉獎時會被賜姓、賜名，他們的子嗣在入唐前也不會有賜名的待遇。國王忠節發出請求時就提到了“薛裕”，應該是王子之前已有的名字。

除了拔汗那，中亞其他古國在唐玄宗即位後對唐朝的文化向心力也在加強。天寶八載（749年）八月，有石國王子遠恩來朝。天寶十載（751年）唐朝大軍在中亞的怛羅斯之戰中敗于大食軍隊，接著在天寶十四載（755年）又爆發了安史之亂，此後唐朝在中亞的影響力銳減，中亞地區在大食的擴張下開始伊斯蘭化。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安史之亂後，肅宗乾元元年（758年）仍有康國長史康忠義來朝。“遠恩”和“忠義”都是典型的漢語詞彙，從含義來看像是來朝後唐朝賜予的名字，這些擁有漢式名字的統治階層分屬於不同的國家，他們對漢語名字的接受也説明唐朝文化對中亞統治階層的影響並非個別現象。

簡言之，古代中國與中亞之間的歷史交往源遠流長，絲綢之路見證了中古中亞與唐朝之間的文明互動。對唐朝文化的吸收借鑒和碰撞交融，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亞文明的發展，進而對人類文明的成長與進步作出貢獻。

《光明日報》（2023年08月21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