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亡命到覺醒，梁啟超的漫長跋涉

　　J.P.摩根

　　羅蘭夫人 法國國家圖書館

　　紐約保皇會總部 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孫中山與宮崎滔天等人于東京，1900年

　　溫哥華保皇會會址 溫哥華市檔案館藏

　　橫濱南京町，1900年左右

　　◎唐山

一雨縱橫亙二洲，

浪淘天地入東流。

卻余人物淘難盡，

又挾風雷作遠遊。

1899年，梁啟超在日本去美國的船上，寫下這首詩。

這是梁啟超首次赴美，因疫情突發，滯留在夏威夷。為避清廷通緝，入境時，梁啟超持日本護照，名為柏原文次郎，是日本友人借給他的。由於真實身份與護照不符，梁啟超最終被拒在美洲大陸之外。

在人們眼中，此時的梁啟超不過是“康聖人”的一個小徒弟。一家日本雜誌將康有為列入“世界十大名人”，與俾斯麥齊名。但政客們知道，“康聖人”已分不清想像與現實，他們半同情半憐憫地，聽他一次次講起不靠譜的“助光緒復位”計劃。

跳出時代語境，才能明白，康有為與現代文明之間的差距：他遠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現代人，他假裝覺醒，可他並不具備掙脫傳統魅惑的能力。

然而，康有為做不到的，梁啟超卻做到了。

細讀前引詩，可見梁啟超當時的迷茫、興奮與豪情；他正站在分界線上，努力不被時代淘汰，他依然夢想著“挾風雷”。梁啟超大概想不到，他的這番心路被一代代後來者複製：傳統還是現代，本土還是世界，群體還是自我……每個選擇都如此艱難——曾經的心靈家園已消逝，未來的一切尚模糊，那麼，該如何建立自己的生命意義？該如何與歷史和現實連接起來？

萬千糾結，匯成《亡命，梁啟超1898—1903》（許知遠著，單讀·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就個人有限的眼界，我認為，它是今年到目前為止，讀到的最好的一本書。

所有人都停下來了只有梁啟超在進步

許知遠一直在寫梁啟超傳。

第一部《青年變革者：梁啟超1873—1898》出版于4年前。沒想到，第二部《亡命，梁啟超1898—1903》只涵蓋了傳主生平的5年，卻寫了如此長的時間。對梁啟超來説，這5年特別重要；對寫作者來説，這5年特別難寫。

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流亡海外，在日本橫濱先後創辦《清議報》《新民叢報》和《新小説》。與他同時的人們或背叛（如梁鼎芬），或消沉（如汪康年），或隱退（如黃遵憲），或狂想（如康有為）……他們都只能在原地踏步，只有梁啟超在進步。

亡命前，梁啟超和同時代的維新者們的境界差別不大，他自己也承認：“啟超之學，實無一字不出於南海（指康有為）。”其共同特點是，對西學一知半解，靠想當然和對“亡國滅種”的焦慮，匆匆發起變革，可提出的主張華而不實，並沒超出傳統法家的範疇。更麻煩的是，傳統知識共同體帶來的幻覺，閹割了他們的現實感，只知高標情懷，絕無手段。所謂“維新派”，不過是一個靠地緣、學緣、個人趣味等串聯起來的鬆散團體，既無嚴密組織，又無長遠規劃，在具體操作上，只能依賴個人的小聰明。“百日維新”失敗，實屬必然。

亡命後，梁啟超突然脫胎換骨，連對梁啟超多有指摘、自認最通西學的嚴復都驚嘆説：“見卓如（梁啟超，字卓如）《新民叢報》第一期，甚有意思……其論史學尤為石破天驚之作，為近世治此學者所不可不知。”

梁啟超的突變，體現在從《清議報》到《新民叢報》的轉變中，前者仍帶著維新派的舊腔調，後者則有了現代品格，即黃遵憲所説：“今之《新民叢報》又勝《清議報》百倍矣……驚心動魄，一字一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感動。從古至今，文字力量之大，無過於此者矣。”

黃遵憲敏銳地看到梁啟超的進步，卻錯誤歸因，認為只是文字水準提高了，卻沒看出梁啟超思想的進步。

找到了個體與現代文明之間的關聯

《新民叢報》時代的梁啟超，最大變化是掙脫了維新派視野的遮蔽，看到了更廣闊的思想世界，包括：

發現民族國家，突破了傳統的天下國家觀念的束縛。這使梁啟超意識到，現代國家的合法性不再是皇家血統，而是來自現代國民。以此為契機，觸發了他對個體、社會、國家的重新思考，漸知“保皇”之議迂闊，與時代潮流背道而馳。

由此，梁啟超看到了新民的價值，提出“茍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這標誌著梁啟超從傳統士大夫，走向現代啟蒙者。正是站在“新民”的立場上，梁啟超提出：“凡一國強弱興廢，全繫於國民之智識與能力。而智識、能力之進退增減，全繫於國民之思想。思想之高下通塞，全係國民之習慣與所信仰。”與傳統徹底訣別。

“新民”與“子民”是相對立的，梁啟超振聾發聵地提出“辱莫大於心奴”。所謂“心奴”，指的是“舉國之人，他無所學，而惟以學為奴隸為事……不覺其辱，反覺其榮焉。”

那麼，“心奴”是怎樣被批量製造出來的呢？梁啟超重新審視了歷史。對傳統知識人來説，很難掙脫歷史的魅惑。在儒家看來，歷史是靜止的、倫理的，只為懲惡揚善而存在，但儒家規定的善與惡中夾帶了私貨。經苛刻的教育、選拔體制，歷史被觀念化，成了意識形態的注腳，成了“心奴”再生産的幫兇。於是，梁啟超針對性地提出，“凡百事務，有生長，有發達，有進步者”才是歷史，傳統的《二十四史》無視歷史進步性，不過是“帝王的家史”。突破陳舊而封閉的史觀，不僅開新史學一脈，更為“重估一切價值”提供可能，將圓謊的史學轉為批判的利器。

通過國民性批判、歷史批判，梁啟超找到了個體與現代文明之間的關聯，即：“今世士夫談維新者，諸事皆敢言新，惟不敢言新道德，此由學界之奴性未去，愛群、 愛國、愛真理之心未誠也。”

梁啟超從盲人摸象式地看世界，轉而整體去把握它，從“回歸傳統”，到做世界人，“今我國民非能為春秋、戰國時代之人也，而已為二十世紀之人。非徒為一鄉一國之人，而將為世界之人”。這使梁啟超免於康有為式的迂闊與拘泥，成就了“一雨縱橫亙二洲，浪淘天地入東流”式的浩瀚。

他和所有人都不一樣

戊戌變法失敗後，逃往海外的維新者甚多，為何只有梁啟超完成了再覺醒？在《亡命，梁啟超1898—1903》中，亦有鉤沉。

首先，梁啟超有不凡的志趣。

同時代的風流人物雖多，皆汲汲于功名利祿，少有超然者。李鴻章、張之洞頗通時務，卻為私利而不惜損公益；康有為有道德激情，卻無實操之能，且極端虛榮，為了藏拙，一味虛張聲勢，跡近行騙；康門弟子中不乏能人，明知康有為之誤，卻刻意誤導、加以利用；汪康年等則自我中心，戊戌變法受挫，立刻灰心喪氣，縮回個人的小天地……

很少有人能像梁啟超這樣，始終以求知為樂。在他的靈魂深處，有傳統知識人少見的純粹，這使他能卓立於世，不被眾意裹挾。

其次，梁啟超敢於顛覆自己。

亡命期間，梁啟超大量閱讀西學書籍。他很快便掌握了日語閱讀能力，並將讀到的東西迅速轉化為文字。不否認，他的文章有“知一言十”之弊，有時甚至是抄襲，比如《少年中國説》，從主題到寫法，都剝自志賀重昂的《日本少年歌》。梁啟超創造了一種快速消化新知的方式，先囫圇吞棗，再恣意發揮，通過論戰持續深入。至於受人指摘、論戰落敗，梁啟超能坦然接受。

梁啟超的立場經常轉變，前後無法統一，甚至同一篇文章中都有自相矛盾處。梁啟超勝在浩瀚，他始終願做真理之子，而非真理的代言人。

其三，梁啟超有非凡的天真。

梁啟超一生天真，曾被張之洞、袁世凱、段祺瑞愚弄，卻不改初衷。維新派與革命黨本勢同冰炭，梁啟超超越門戶之見，主動與孫中山往來，甚至與同門聯署《上南海先生書》，勸康有為退休：“國事敗壞至此，非庶政公開，改造共和政體，不能挽救危局……吾師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娛晚景。啟超等彼當繼往開來，以報恩師。”

説“吾愛吾師，但吾更愛真理”者重，一以貫之的踐行者，卻只有梁啟超。

其四，梁啟超是一個有趣的人。

梁啟超曾自道：“我是一個主張趣味主義的人，倘若用化學化分‘梁啟超’這件東西，把裏頭所含一種原素名叫‘趣味’的抽出來，只怕所剩下的僅有個零了。”

梁啟超一生涉獵極廣，哲學、社會學、法學、倫理學、宗教學、史學等皆有涉獵，還翻譯過科幻小説《海底兩萬里》《世界末日記》等，並寫過科幻小説《新中國未來記》。他沉迷于麻將，傳言他曾説：“只有讀書可以忘記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記讀書。”他自我批評説，慾望太多，什麼都想玩一玩，誤了正事。

其五，梁啟超善於獨立觀察。

第二次赴美，梁啟超成功入境，從東海岸到西海岸，沿途演説，取得巨大成功。被眾人簇擁的梁啟超卻保持清醒，他看到旅美華僑雖遠在異鄉，依然抹不去舊文化烙印，如講私德而不講公德，拉幫結派，無公共意識，無現代民族國家觀念等。此外，梁啟超也看到當時美國的富裕背後，存在嚴重的社會不公平，促使他思考：難道中國的近代化，也要只看發展，不計公平？

這些特質使梁啟超一直在進步，始終走在時代前列。

這本書把讀者帶到歷史現場

《亡命，梁啟超1898—1903》精描出梁啟超實現驚人轉型的過程，其意義在於：為現代人求進路。

歷史的發展是不均衡的，“進兩步，退一步”乃常態，身在其中，如何不隨波逐流，始終保持自己的方向？如何在迷茫、失望襲來時，不放棄自我與責任？如何不被暫時的幻象迷惑，始終望向遠方？梁啟超這5年，是一個樣板。

從傳統人到現代人，沒有捷徑可走。那些長夜難眠、輾轉反側的靈魂是不朽的，因為他們還在堅持，還在奮鬥。

應該正視，與古典人格的豐富相比，我們的現代人格樣板庫欠豐盈，魯迅、胡適之外，可選擇餘地不多。由此帶來的風險是，我們很可能被時代與眾意裹挾，成為消費主義、身份、虛無主義的犧牲品。不僅造成生命意義的喪失，甚至連追尋生命意義的勇氣和意願，也一併喪失。所以，有必要更細緻地去看梁啟超，看他如何脫胎換骨，如何經歷撕裂般的巨大痛苦，走向“新民”。

然而，要做到這點並非易事。

梁啟超的這5年間，史料甚少，寫作者只能依據梁自己的著述，而梁啟超自己也曾承認，這些著述不盡可靠。康有為與梁啟超出逃海外後，為説服列強干預，曾編造大量謊言，參與戊戌變法的畢永年因而稱康有為“真小人之尤，神人共憤”。

材料不足，只能一筆帶過，《亡命，梁啟超1898—1903》則突破了這一瓶頸。

一方面，書中大量引用日本警視廳的材料。梁啟超在日本，與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犬養毅等日本政客往來，參與了唐才常起義，且與孫中山、宮崎寅藏等革命黨接觸，在留日學生中有較大影響力，引起日本警視廳的重視，留下大量文檔。

另一方面，梁啟超兩次赴美期間，美國媒體（主要是旅美華人辦的報紙）留下多篇報道。

這兩方面材料引入，給了《亡命，梁啟超1898—1903》更大空間，使它可以像第一部《青年變革者：梁啟超1873—1898》那樣，筆筆有來歷，絕無空言。這種紮實的文本將非虛構寫作的魅力最大化釋放出來，從而將讀者直接帶至歷史現場，似乎親自參與到梁啟超的亡命過程中，並通過亡命，得到靈魂的昇華。

對於這種乾淨利落的寫作，我沒有任何抵抗力。我的閱讀速度不快，還是一天便將它讀完。因為每一段都有新發現，每一節都解開了一個困惑。當歷史與我的生命産生關聯，當前賢的苦痛與我相通，當一代人的迷茫開解了我的迷茫……在我看來，這就是真歷史，就是活著的歷史。掩卷時，不由得想起梁啟超的名句：

世界無窮願無盡，

海天寥廓立多時。

是的，我在期待著梁啟超傳的第三部，但願不用再等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