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子愷説畫家描寫暴風必須“自己移入暴風中，變為暴風，而與暴風共動”，和暴風一同馳驅，“欲寫樹木，非親感伸枝附葉之勢不可。”古人所謂“身如枯枝，迎風蕭聊”正是此意。他還舉例説，“三隻蘋果陳設在眼前，作畫的人須能見其為三個有生命的人，相向相依，在那裏聚首談笑，演成一幕劇景。然後能寫出渾然統一的藝術品來，若不如此，而一味忠於局部的模寫，雖週詳如照相，畢肖畢似真物，也毫無藝術的意味，僅為一幅博物標本而已。一把茶壺與二三隻茶杯，在作畫者看來，猶似一個母親與環繞膝前的二三個孩子，演成家庭融洽的一幕。展開的書猶似仰臥的人，墨水瓶猶似趺坐的老僧，花瓶猶似亭亭玉立的少女，一切器物，在作畫者看來是有生命有性格的活動。故西人稱靜物曰still life。”《繪畫與文學》第24頁。 國畫家賀天健談他物我兩忘的體驗説，有一次他看奇峰，“天高高在上像著穹窿的樣子四面復罩下來，平原上只有青青的草，一望無際。我臥在地上看，這時也忘記了我，只覺得我要畫它還是它要畫我，我又難以分解了。”《學畫山水過程自述》人民美術出版社1962年版第87—88頁。 創作中這種物我渾一的變態心理的體驗，西方作家談得也很多。朱光潛在《文藝心理學》中舉過不少例子。在這一點上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 法國作家喬治·桑説：“我有時逃開自我，儼然變成一棵植物，我覺得自己是草，是飛鳥，是樹頂，是雲，是流水，是天地相接的那一條水準線，覺得自己是這樣顏色或是那種形體，瞬息萬變，去來無礙。我時而走，時而飛，時而潛，時而吸露。我向著太陽開花，或棲在葉背安眠。天鷚飛舉時我也飛舉，蜥蜴跳躍時我也跳躍，螢火和星光閃耀時我也閃耀。總而言之，我所棲息的大地仿佛全是由我自己伸張出來的。” 福樓拜描寫他寫《包法利夫人》的體驗中有這麼一段：“我騎馬在一個樹林裏遊行，當著秋天的薄暮，滿林都是黃葉，我覺得自己就是馬，就是風，就是他們倆的甜蜜的情語，就是使他們的填滿情波的眼睛瞇著的太陽。” 一位現代派畫家説：“風景是一種尖銳理性飄浮著的微笑。我們的空氣的溫柔撫觸著我們的精神的溫柔。色彩是那個場所，我們的頭腦和宇宙在那裏會晤。”見《宗白華美學文學譯文選》第218頁。頭腦和宇宙會晤即主觀和客觀、心和物相融合的疆界和境界。 當代美國藝術家弗蘭克説：“當我作畫時，我整個身心都集中于非我，而且一度自我解脫。我畫那棵樹，我就得變成那棵樹，那棵樹的每一個細微特點都感到有我：樹身、樹枝、莖幹、樹葉，作畫的活動成為一種神靈的或宗教的體驗。”當代美國音樂家倫納德·伯恩施坦説：“在我的一些演奏中，我變得精神恍惚起來，不知道我自己，不知道身在何處，也不知道那些鼓掌喝彩的是什麼人……而且當我寫作樂曲整整十四個鐘頭，我也不知道時光了，其中蘊含宗教因素。啊，非常非常地深刻。”《國外文學資料》1980年第4期第30頁。 所有這些體驗證明，藝術家對宇宙萬物主要不是自覺地用理智去分析、宰割，而是非自覺地用感情，用變態心理去綜合、把握。這便是形象思維的真諦。從認識論的觀點看，這是萬物有靈論。即把萬物都看成像自己一樣有生命，有靈魂，有喜怒哀樂之情的精神實體。這是一種仁民而愛物的情懷。藝術家無不是仁民而愛物的人。杜甫有詩云：“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急相喧爭。家人厭雞食蟲蟻，未知雞賣還遭烹。蟲雞於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縛。雞蟲得失時無了，注目寒江倚山閣。”《縛雞行》。這首詩表現了杜甫的仁民愛物之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