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訴你，歌手啊，我必須哭泣， 不然，這沉重的心就要爆裂； 因為它曾經為憂傷所哺育， 又在失眠的靜夜裏痛得久長； 如今它就要受到最痛的一擊， 使它立刻碎裂——或者皈依歌唱。《拜倫抒情詩選·我的靈魂是陰沉的》。 眼淚之於逆境的改變是毫無作用的，但對抒發來説卻是必要的。因為“我們把悲痛告之於友人就等於減輕了一半悲痛。我們談出了什麼，那我們在這一方面的激動也就減弱了。”《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集》三聯書店1962年版下卷第110頁。生理學告訴我們，情緒一經産生，如外部的軀體反應全被禁止，則內臟被發動起來的力量勢必向內發泄，於是産生一種深切而持久的內在感覺，最終可導致精神病或更加嚴重的後果。現代科學研究發現，人在悲傷時的眼淚與激動興奮時或風沙迷眼時的眼淚的化學成分迥然不同。悲傷時體內産生一種有毒、有害的化學物質，而帶有感情色彩的淚水可以把這些有毒的化學物質凈化，從而減輕或消除憂愁。可見抒發是人的生理—心理的需要，有情不抒是違反自然的。心靈需要呼吸，不納不吐，精神就會窒息。我國古代醫書《黃帝內經》早有“悲哀愁憂則心動，心動則五臟六腑皆搖”的記載。祖國醫學還指出精神刺激引起的抑鬱可使人神經衰弱、內分泌紊亂、精神失常，發生高血壓以及其他心血管疾病，同時大大降低人體的免疫力。如果這種情緒和情感能得到適當疏導和抒發，就可避免或防治各種疾病。心理醫學家認為，積貯的煩悶憂鬱就像是一種勢能，若不釋放出來，就會像感情上的定時炸彈一樣埋伏心間，一旦觸發就會釀成大難。但若能及時用傾訴或自我傾訴的方式予以宣泄，就可取得內心平衡而免災祛病。這與蘇聯醫學家提出的感情應力學説不謀而合。這種學説認為，人的各種感情，一定要通過心理上的應激反應以各種不同的方式錶露出來，否則將有損身心健康，甚至發生疾病。現在國外流行一種發泄療法或喊叫療法，就是醫治心理壓抑症的。這種“心病”一般療法很難收效。而喊叫療法通過急促、強烈、粗獷、無拘無束的喊叫，可將內心鬱積宣泄出來，使人回到童年時代，享受那種無憂無慮、天真活潑年華中的溫馨和幸福，從而恢復精神狀態與心理狀態的平衡一致。而且，有些膽小怕事的人，經過喊叫療法，變得性格堅毅、果斷、剛強。《發泄療法初探》載《大眾心理學》1984年第2期。 但是，痛苦對於藝術家來説，卻並非完全不幸。因為偉大的藝術總是出自巨大的痛苦。“千古絕調，必成于失意不可解之時。惟其失意不可解，而發言乃絕千古。”《清詩話·漢詩總説》。從這一點來説，痛苦是藝術的源泉。尼采曾把母雞下蛋的啼叫和詩人的歌唱相提並論，認為二者都是痛苦使然。費爾巴哈也説：“痛苦是詩歌的源泉。只有將一件有限的事物的損失，看成一種無限損失的人，才具有抒情的熱情和力量。只有回憶不復存在的事物時的慘痛激動，才是人類的第一個藝術家。”《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集》上卷第106頁。他還説，“苦水必須吐出來；藝術家不由自主地拿起琴彈起來，為的是吐露自己的苦痛，他傾聽自己的苦痛，並且把自己的苦痛對象化，以此來消散自己的苦痛，他為了減輕壓在自己心頭上的重負，就讓空氣來分擔，將自己的痛苦當做普遍的本質。”同③下卷第154頁。而藝術家又常常是痛苦的人。因為他們比別人敏感，易受刺激，易陷於極端。他們愛得更火熱，恨得更強烈。“一方面他比所有的人扶搖直上，另一方面，也許比所有的人都徹底地沉沒到生活的泥潭中去”。(別林斯基)這樣，不可避免地就要比別人承受更多的痛苦。瓦格納(Wagner)寫道：“生活如意時，藝術可以不要，藝術是到生路將窮處出來的，到了無論如何都不能生活的時候，人才借藝術以鳴，以鳴其所欲。”轉引自郭沫若：《文藝論集》第194—195頁。所以不幸與藝術有不解之緣。小泉八雲斷言：“偉大的作品，在過去或在將來，沒有一種是一個不知道痛苦的人所寫成的。一切偉大的文藝都是于悲哀這種沃壤中得到它的根源。”《文藝譚》北新書局1931年版第67頁。中國古代美學理論和文論，也一直強調這一思想。司馬遷在他有名的《報任安書》中所寫的那一段話，是人們都熟悉的：“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説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思垂空文以自見”。並在《屈原列傳》中結合屈原的作品作了具體説明：“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司馬遷以後，許多作家、詩人都不約而同地作過同樣的表述。如：“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李白)“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杜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苦之聲要妙”，“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韓愈)“秀句出寒餓，身窮詩乃亨”，“酒狂寧限老，詩思正須窮。”(陸游)“世事窮來見，文章病後工。”(袁宏道)“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趙翼)等等，這樣的詩句舉不勝舉。陸游且有詩云：“天恐文人未盡才，常教零落在蒿萊。不為千載離騷計，屈子何由澤畔來。”劉鶚在《老殘遊記·自序》中這樣總結道：“《離騷》為屈大夫之哭泣，《莊子》為蒙叟之哭泣，《史記》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詩集》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詞哭，八大山人以畫哭，王實甫寄哭泣于《西廂》，曹雪芹寄哭泣于《紅樓夢》。”“吾人生今之時，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國之感情，有社會之感情，有宗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他説得並不過分。巴金談他自己的創作體驗時説：“我拿起筆寫小説，只是為了探索，只是在找尋一條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道路。説救人、救世未免太狂妄……説拯救自己，倒是真話。我有感情無法傾吐，有愛憎無處宣泄，好像落在無邊的苦海裏，找不到岸，一顆心無處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靜，我就活不下去。”《探索與回憶》第15頁。不寫就活不下去，這最能説明藝術與痛苦的關聯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