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北京市檔案館 探秘檔案修復保護技藝

　　北京青年報聯合  北京市檔案學會

“檔案文化系列活動”第 六 期

6月12日，正值“國際檔案日”期間。一早，會員們陸續來到北京市檔案館門前集合。此次尋訪，主要是為探秘外界知之甚少的檔案修復保護技藝，大家對此充滿了好奇。很快，北京市檔案學會秘書長王蘭順走出來迎接大家。

走進市檔案館大門，大廳正中高懸的巨幅壁畫《京華韻》首先映入眼簾，看上去氣勢磅薄。“北京市檔案館是以集中保管北京市地方政權組織機構檔案為主的國家綜合性檔案館。1958年正式成立，是中國省（市）級第一家國家檔案館。1998年經國家檔案局考評認定，晉陞為國家一級檔案館。而今這裡還是華北區域最大的檔案保護中心。”

嘉賓王蘭順的開場白使第一次來檔案館觀摩的熱心讀者們感到十分新奇，他強調説：“北京市檔案館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檔案是北京和平解放以後，北京市檔案館繼承下來的老檔案。時間一長，檔案就會出現紙張脆化、蟲蛀等多種情況，有大量檔案需要保護、修復、修裱。一會兒我們去檔案修復的工作重地進行探訪，除了檔案的修裱、老照片的修復、3D模型的製作都在那裏，今天大家還可以近距離去了解、感受一下檔案修復到底是怎麼回事。”

檔案修復遵循“最小干預”原則，要完全遵照原來的形式修復

一行人跟隨王蘭順一起乘坐電梯，來到檔案館的華北區域檔案保護中心。在檔案保護中心王凱主任的帶領下進入不同的工作室進行參觀、交流。檔案傳統修裱工作室，安靜的屋子裏有三四名工作人員正在專心致志地埋頭工作。這樣的場景不禁令人感嘆，她們不僅是檔案的修復者，也是“光陰的修復者”。

王凱主任直言檔案修復技術過去和書畫裝裱、古籍文獻修復技術都是同一個行業，是一脈傳承下來的，它們的根都是一樣的，工作的方式方法也一樣，只不過工作的風格不太一樣，“比如做書畫裝裱類的修復人員在修復過程中不一定完全遵照書畫的原始樣子，他可能會在修復過程中有自己的想法和風格，為的是更要和書畫的風格搭配起來，從而體現它的美觀。但是，檔案修復是絕對不允許這樣的，檔案修復遵循‘最小干預’原則，因為檔案有一個憑證作用，所以原始的檔案什麼樣，檔案修復人員要完全遵照原來的形制，甚至原來紙張的大小、紙張邊緣的痕跡全都要清晰地留下，不允許有絲毫改變。”

王凱主任向大家介紹説，修復檔案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托裱，托裱又分幹托、濕托等方式方法。實際工作中使用哪一種，需要工作人員根據檔案的紙質及材料的形制，比如要看紙張是不是容易出現陰化等現象來具體選擇。那麼，修復一頁檔案，需要多少道工序？揭粘、去污、脫酸、配紙、刷漿、修補、加固、上墻、壓平、裁切、裝訂等，足足有20多道，每一道工序都決定了檔案能否“重生”。

在這裡，修復檔案的工作流程又是怎樣的？王凱坦言，一卷需要修復的檔案從庫房調出到最後歸卷，要經歷十幾甚至幾十個步驟：首先是去調卷，有破損的、蟲蛀的等需要修復的檔案從庫房調取回來，先拍照、掃描；第二步是編排、核對檔案頁號，檢查這些檔案出現的問題，比如檢查是否有缺頁漏頁等；第三步是拆卷，把整卷檔案拆成一頁一頁以便修復。這個過程中通過看檔案，要把每個檔案分類，出一個大概的修復方案；第四步是除塵消毒，用毛筆、棉球、酒精等對檔案紙頁進行操作；第五步是修補被蟲噬、鼠咬的孔洞以及撕裂的地方；第六步是托裱加固，對糟朽不堪、紙張纖維斷裂、磚狀檔案等要進行托裱加固處理；第七步是脫酸，把酸化的檔案紙張進行脫酸增鹼、止損加固。此外，還有上墻、下墻、絲網加固、熏蒸、裁切、裝訂等一系列環節，修復完以後，也需要拍照掃描，看一下修復前後的對比，經過專業的檔案修復驗收合格後，最終才能入庫。

檔案修復這個技藝沒有三五年時間根本不行

在檔案保護中心，闊大的辦公桌上堆放著很多破損嚴重的檔案，三名工作人員正在給它們“揭粘”。桌上整齊擺放著針錐、啟子、刀子、鑷子等各類工具。看著修復師小心謹慎的動作，大家不由自主也凝神屏息起來。

檔案修復師張燕專注而熟練的動作吸引了好幾位“青睞”會員駐足欣賞，看見她手裏的檔案整個頁碼重疊在一起，已經破爛不堪，有人不禁好奇地問，“這怎麼把它揭開的啊，像這種爛成一團的東西還有價值嗎？”張燕左手輕輕按住一塊檔案，右手一邊用竹啟子慢慢向裏試探，一邊回答：“就得一點一點憑感覺去揭開它，即便很小的一塊也要把它試試拼起來，儘量能拼的拼，不能拼的就拿紙包起來，編上號，然後每一頁都要對應它的紙包。至於説有沒有價值，只能揭開去看。像這些好多都是從區縣檔案館徵集來的檔案，我們也需要給它出一定的結果。”

“她們都是從事檔案修復工作五六年以上有經驗的老師，大家看她們使用的工具許多都是自己打磨出來的。”王凱在一旁介紹，檔案在這裡完成“揭粘”後，工作人員會大概給它們分類，初步確定修補方案後，用紙夾上分開放好，下一步會分配到不同專業崗位進行具體的修復工作。“像她們這樣能做前期準備和制定方案、後期品質檢查工作的，我們館現在總共就三個人，為什麼？因為像這樣的人培養起來必須要經過時間的打磨，這門手藝沒有三五年根本就不行。另外很少有年輕人像她們這樣能坐得住。”

張燕直言：“這邊揭的時候不好揭，那邊修的時候同樣也不好修復，比如正常我們對它進行拼接就是把它噴濕了，靠水的浮力移動它，然後去對接。因為這些紙都特別糟了，濕了以後一碰它就爛了。所以拼對的時候就特別不好對。拼對不下去的時候就休息一下，回來再接著做，做檔案修復這行，急躁不得。”

這麼説的時候，張燕手裏並沒停，她用竹啟子從大一些的檔案紙團上一小塊一小塊地揭開、深入，那些紙頁全都粘在一起，一動直掉紙絮，“一般來説，修復難度較大的是檔案磚，需要採取浸泡、熏蒸的方法，讓粘在一起揭不開的紙頁分離，再進行修復。為了能達到檔案研究的目的，破損還能恢復到百分之六七十以上的，我們會根據有字的地方判斷出來哪層是哪層，一點一點修復好。”

王凱坦言，有人研究過使用機械的或者是批量修復檔案的可能性，但因為檔案的破損程度和狀況差異太大，“檔案放在機器裏，通過一開一關，可能好幾張就破壞了。”所以檔案修復的不少環節仍然需要人工徒手操作完成。

有人湊近墻上修復好的檔案，仔細端詳，“這工作真是不容易，你看修復之後，上面的字清晰可見。”王凱笑言，“這些是誥命類的檔案，我們想把誥命類的修復做一個規範性的東西，所以先期做了幾種形式的修復，以後再繼續完善這方面的課題研究。”

“要是在古代，做這個檔案修復工作是什麼部的？”有讀者笑問。王蘭順也笑著問王凱，“戶部、吏部，您是什麼部的？”“工部的。”大家聞言，全都笑了。

如果到伏天，檔案“上墻”的時間可能就長一些

走進對面的檔案修復工作室，寬敞的空間裏，七八個身穿白大褂的年輕工作人員令人眼前一亮。他們眼前的工作臺上整齊地放著尺子、毛刷、啟子等工具，不受打擾地幹著手裏的活兒，顯得很淡定。靠墻的檔案墻上排隊“立定”貼挂著不少“上墻”的檔案，一眼看去，地契類的檔案比較多。

“為了修復並研究好手頭這批地契檔案，我們又專門收了一批地契類的檔案，想仔細研究一下清朝、民國時候的地契寫法和形制到底是什麼樣的。一來是看看這些檔案，還能作為一個修復的參照，二來也希望能研究出一些成果。比如過去的地契到底怎麼寫？用什麼紙？紙的品質也能反映出一些當時的生活水準；這些檔案能反映出一段時期的社會生活面貌，所以在修復這批檔案的同時，就要對其做一些前期的研究。”

大家在觀摩現場看到，很多年代久遠的老檔案壞的地方比較多。一位年輕人正在聚精會神地修補檔案，在他面前堆放著深深淺淺被裁成一條一條的宣紙，被問到這些宣紙做什麼，他和善地向大家説明：“像這個檔案有的地方沒有字了，就要把有字的地方保留，後面貼上背紙，原來缺字的地方只能是空白的了。”

隨後他又示範著進一步講道：“先要找一張和這份檔案年代相近、顏色相同的補紙，比如倣古宣顏色偏暗，單宣顏色偏白，一定要找一張跟原檔案顏色、年代最相近的紙，如果説實在找不到，就要遵從‘寧淺勿深’的修補原則，也就是説寧肯用比原檔案稍淺一點顏色的紙，找準之後就可以動手修補了。”

在他手下的檔案，已經整個濕托完一層宣紙，於是他沿著彎彎曲曲不規則的邊一點一點摳“小邊”，“摳‘小邊’是儘量讓檔案和宣紙重合的部位少一點，而且‘小邊’粘的可能也會更好、更美觀。至於用不用整托，要看檔案的破損度，好一點的不用整托，補上就行了。”

“上完托紙，都修補完了，下一步就該‘上墻’了，‘上墻’就是讓檔案在墻上自然晾幹。晾幹之後，我們再去‘下墻’，‘下墻’時候用一個竹啟子，找到一個啟口，通過這個啟口伸進去把它取下墻。”

越來越多的人圍在小夥子身旁，認真地邊聽邊看，雖然他的腦門已冒出汗珠，可是講得特別帶勁，“您看現在墻上的檔案就正在晾幹，像這個季節，晾一兩天就行了。如果到伏天，可能時間就長一些，因為潮濕的話它就不容易幹了。一般來説，最好的‘上墻’季節是春天和秋天。”為什麼必須讓檔案自然晾幹？“檔案需要自然繃平，儘量別用外力，因為使用外力，像烘乾等等，就有可能會改變檔案原有的紙性，特別是破損嚴重的補口多的檔案，遇到外力很有可能‘小邊’就崩了，這樣的話就白補了。”

別看小夥子歲數不大，可是他已經修補過許多明清“老檔案”。他説：“我修過最早的檔案是明清時候的地契，現在接觸最多的也是地契，剩下的就是館藏檔案，還有地圖之類的。而且，過去檔案的儲存條件不像現在，溫度、濕度都合適，有很多出現黴斑、鼓包的現象。我就遇到過需要修復的原始檔案已經在民國時候被補過了，通常這樣的修補除了難度更高，它還要增加一個‘揭’的程式。”

有人關心地詢問現在修補檔案的方式是可逆的嗎？他直言是可逆的，“因為咱們現在使用的都是澱粉，隨時可以揭，不會傷到原有的檔案。”

數字修復圖像、無接觸掃描，令人驚嘆

如今，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檔案修復也引進了許多“高科技”。王凱帶領大家來到圖像數字化工作室，“這裡主要是對檔案進行掃描，大家現在看到的這台機器和普通的掃描器性質不太一樣，這台機器可以實現不接觸掃描，無接觸掃描最大的好處在於它不會破壞被掃描物體的表面。比如有些裝訂好了的書籍或者檔案不用拆裝，就能用它實現不接觸掃描。”

這個自動掃描是怎麼實現的呢？“大家看它底下有一個托稿盤，左右兩邊都可以自動調節，在它上面配了一個相機鏡頭，檔案放上去，鏡頭閃一下就是掃描完了。”隨著工作人員翻動書頁，鏡頭來回移動，有節奏地發出“咔嚓咔嚓”的聲響，這臺掃描器工作的速度和效率簡直令人驚嘆。

轉過身來，大家看到裏面擺放著最大的一架掃描機器，像巨人般直立在那裏，高高的懸臂已經伸到了天花板。“為了不委屈它的‘大高個’，我們不得不把天花板的吊頂取下來一塊，使它的空間更寬綽。”王蘭順笑著説。據介紹，這臺“巨無霸”機器是德國進口的，它的主要任務是掃描比較大的檔案，例如：地圖、卷軸之類的檔案。“大家看它的平面相當於是一個軌道，檔案放在上面可以拉動著走。像原來有很多特別長的拼接起來的檔案掃描起來特別麻煩。這台機器就基本解決了這個問題，實現了無邊距掃描。”

王凱拿來一幅大地圖邊演示邊説：“根據檔案大小不等，它的大托盤帶有讓大尺度的紙張可以展平許多的吸附孔洞。一旦開啟掃描，機器頭尾兩邊站的人互相配合，就能完成掃描。這臺掃描器不但可以掃描寬度有限、長度無限的檔案，還可以掃具有一定厚度的檔案，比如一些立體的帶有筆觸的油畫類作品，掃描出來的質感、效果都非常好。”

看到從事數位修圖的幾乎都是年輕人，有人好奇地問，現在的圖像修復還用手工嗎？王凱直言，現在基本上借助電腦，因為首先掌握手工修復圖像技術的人特別少。另外在手工修復實體照片的過程中，需要用到好多化學試劑，一旦失誤很可能就還原不回來了。尤其是很多檔案僅存一件，都是孤本。“如果直接在實體上去修，像很多膠片類或者玻璃鋼板之類的老照片，一旦用一些化學藥水點上去，那塊地方可能就燒沒了，甚至消失了，不管是顏色還是畫面都可能找不回來了。像這樣的情況，可以用數字技術修復完成，再用同樣的介質出一套。”

3D數據建模，將來用120平方米沙盤復原北京城

數字圖像室隔壁的一大間屋子主要是做後期處理的地方，幾個年輕人正在電腦上熟練地輸出圖片做3D數據建模。

屋子最裏面有個大臺面，上面擺放著3D列印出來的城樓模型，遠處的一個沙盤吸引了眾人的目光。“將來我們準備搞一個120平方米的北京城沙盤。現在他們的工作是先把解放初期的老地圖研究清楚，再開始建模，然後3D列印出來，再封裝、製作成120平方米的沙盤模型，將來用於展覽，相當於把平面的地圖整個立體化了。”王蘭順邊介紹邊指著面前的沙盤出題，“大家能猜到這塊沙盤展示的是北京哪個區域嗎？”立刻有人猜測到，“太廟？不是。”“雍和宮？也不對。”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無一猜中。“大家看，那兒還有黃頂琉璃瓦，想想什麼地方會出現？這個地方大家肯定都去過，是孔廟啊！”“對，那不是成賢街麼！”“對對，這是辟雍……”“哎呀，很少能從上往下的角度看北京，這真有意思……”眾人恍然，紛紛在沙盤上找自己熟悉的建築和街巷。

“展覽時還會做很多演示，像上邊會有發光二極體，以及利用聲光電全方位配合講解，比如講到哪條衚同就點亮哪條衚同，比如這條街巷過去是什麼樣，有哪些名人居住過，有哪些故事發生，就會有投影講述它的變遷……”聽著王蘭順的講述，大家不禁想像著，將來像這樣一整個120平方米的沙盤擺在面前，居高細看北京城的角角落落，該是一種怎樣的景象。

“這個北京城的比例差不多是1:1600。將來整個北京城濃縮在120平方米的沙盤上，北京城的中軸線、城和院子的關係、院子和衚同街巷的關係……都會看得非常清晰、直觀，現在我們還在設計階段，真正推出來至少得明年了。”王蘭順笑著補充説明。

一座半人多高的鼓樓模型形態逼真，引人注目。“這是3D列印製作的，剛打出來都是白色的，這是上完色以後，還要再做舊，每一稿出來我們都會不斷進行商討，力爭最接近當時的建築原貌。”王凱逐一向大家介紹，現場除了3D印表機，還有列印、膠裝、雕刻的機器，“這些機器主要用於列印其他材質的東西，比如我們館過去有很多書籍、畫冊上面有木頭、金屬、玉石之類的裝幀，有時候甚至還需要人工去打磨。”

看著大大小小的建築，大家都好奇3D印表機究竟是怎麼工作的？“它是通過建模將光敏樹脂導到機器裏面，然後一層層將光敏樹脂消融、抹平，製作出3D模型。每列印出一層，模型就會降低一層，新的一層再次被列印出來。照此步驟反覆操作，列印完成後，物體將被托板從樹脂槽中托出，多餘的材料仍可保留，用於其他列印，但這個材料不能反覆使用。大家剛才看到的用3D列印製作的鼓樓，至少需要三天時間。”

通過了解修補檔案所需的流程與技術，大家深深感受到了檔案資料的珍貴和檔案工作者默默無聞付出的可敬。不禁紛紛感嘆，原來一張張檔案背後，需要檔案修復師長年累月的積累與寂寞堅守。更體會到檔案人在搶救檔案的過程中，為保護、延長國家珍貴歷史文化遺産壽命，而在日常工作中詮釋出的“用手護檔，用心守史”。

文/本報記者  李喆

攝影/本報記者  李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