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杜並稱與李杜優劣論的根源

李白和杜甫是盛唐時期最為著名的兩位詩人，不僅生活年代相當，還共同漫遊過一段時間，過著“醉舞梁園夜，行歌泗水春”“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的愉快生活。再加上二人的詩歌成就相埒，都對後世産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因此歷來被視為中國古代詩壇上最為耀眼的雙子星座，“李杜”並稱也成為慣常用語。然而這一併稱的生成與定型過程卻頗為複雜，為聚訟千年的李杜優劣論埋下了隱患。

胡震亨在《唐音癸簽》中將作家並稱歸納為兩種類型：“唐人一時齊名者，如富、吳，蘇、李，燕、許……皆兼以文筆為稱。其專以詩稱有沈、宋，錢、郎……大歷十才子，鹹通十哲等目。至李、杜，王、孟，高、岑，韋、孟，王、韋，韋、柳諸合稱，則出自後人，非當日所定。”主要是從並稱出現時間上進行的區分，即當事人生前形成的和事後追認的。前者多數得到當事人的認可，即所謂的“時稱”“時號”“時議如此”。如蘇颋自景龍後與張説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故時稱“燕許大手筆”。蘇味道與裏人李嶠俱以文翰顯，時號蘇李。楊憑與弟淩、凝皆有名，大歷中，踵擢進士第，時號“三楊”。這種並稱的雙方或多方大都具備某種相似的特性，雖然也偶或引起個別作家的不滿，但總體上比較穩定，後人的爭論也較少。後者的出現很可能是因為一方身後的影響力較生前有了某種變化，具備了與另一方齊名的條件。基於這種原因形成的並稱往往先天不足，爭議不斷，特別是後人對某一方的評價出現變動時，爭議就更大，往往成為後人比較其優劣的根源所在。陶（淵明）謝（靈運）、杜（甫）韓（愈）、李杜均是如此。李杜並稱之所以産生，並不是基於二人生前的影響力，而是在他們去世後，隨著杜甫地位的提升才逐漸形成的。形成之初，杜甫的地位仍未完全確定，其後還在一路走高，也進一步加劇了這一併稱的不穩固，以此為基礎引發的李杜優劣論自然也爭議不休。

李白早年即“大名寰宇滿”，賀知章驚為謫仙人，杜甫也盛讚李白“聲名從此大”。李白生前與之相關的並稱已有很多，他不僅與陳子昂並稱“陳李”，亦位列“竹溪六逸”“飲中八仙”之中。杜甫本人雖“自謂頗挺出”，卻長期處於“碌碌飽飯行”的狀態，他生前也並未取得堪與李白相當的影響力。陳尚君、薛天緯等先生都曾指出李白、杜甫同時代人任華在《寄李白》和《寄杜拾遺》中對二人的詩歌成就給予了充分肯定。但遺憾的是，任華是在兩首不同的詩歌中分別稱頌他們的，而不是將其放在一起進行的比並。這兩首詩亦非同時所作，《寄李白》作于天寶五載（746），《寄杜拾遺》作于廣德二年（764）。任華寄贈詩歌給李白與杜甫時，他們尚處於創作高峰期，其地位亦未完全定型，且任華的評價中“充滿今日追星族般的激情和不理智”（陳尚君《李杜齊名之形成》）。所以陳先生雖然認為杜甫生前已經有了與李白齊名的説法，但同時也承認李杜齊名的確認是在貞元、元和年間。此前杜甫的聲望始終無法與李白頡頏，他在《長沙送李十一銜》中所説“李杜齊名真忝竊”，雖是自謙之辭，但也未嘗不是杜甫當時的真實境況。

李杜並稱的最終確認與杜詩漸為他人接受，特別是元稹、韓愈等人對他的推尊有很大關係。貞元十年（794），元稹在《代曲江老人百韻》中用“李杜詩篇敵，蘇張筆力勻”一句，開啟了李杜並稱的先河。稍後元稹為杜甫撰墓誌銘時再度使用了這一稱謂。元稹的密友白居易也接受並使用了這一説法：“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幾乎與元稹、白居易同時，韓愈更是多次將二人並舉，如貞元十四年（798）韓愈作《醉留東野》：“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雖然沒有使用“李杜”這一名稱，但也將杜甫提到了與李白尊等的位置。從元和年間起，李杜並稱開始頻頻出現在韓愈筆下，如元和元年（806）《感春四首》雲：“近憐李杜無檢束，爛漫長醉多文辭。”元和二年（807）《薦士》雲：“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興得李杜，萬類困陵暴。”後來他在《調張籍》中也寫道：“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可見李杜並稱在中唐時期已逐漸形成，併為一些重要文士所認可。但由此帶來的另一個問題卻始終沒有得到圓滿解決。

排名的先後也是探討並稱時無可回避的問題。古人非常重視排序，在極為講究品第的唐朝更是如此。初唐四傑之一的楊炯即曾公開表示對王楊盧駱這一排序的不滿，《舊唐書·文苑傳》記載：“炯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詞齊名，海內稱為王楊盧駱，亦號為‘四傑’。炯聞之，謂人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后。’當時議者，亦以為然。其後崔融、李嶠、張説俱重四傑之文。崔融曰：‘王勃文章宏逸，有絕塵之跡，固非常流所及。炯與照鄰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説曰：‘楊盈川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減王。“恥居王后”，信然；“愧在盧前”，謙也。’”故而胡應麟在舉證“唐人品第最精”時，僅將“楊盧”並稱而不及王、駱。形成于四傑生前的並稱都會引起當事人的不滿和後人的避忌，李杜身後方才出現的並稱，更是引起了後人的爭議。

李杜並稱的生成過程中始終存在著排序之爭。杜甫生前詩名不顯，遠不如李白，中唐時期陡然出現李杜並稱之説，自然免不了受到他人的攻訐。例如韓愈、元稹和白居易雖然使用了“李杜”這一稱謂，但並不意味著他們都將李、杜二人的詩歌成就等量齊觀，並稱的背後也隱藏著作者們各自的偏好。具體而言，韓愈的李杜並稱，有特意抬高杜甫地位，將其與李白尊等之意；元稹的李杜並稱之中隱含著揚杜抑李；白居易的李杜並稱起初也與元稹一樣揚杜抑李，但經過與韓愈論戰後，接受了韓愈的意見，修正了自己的看法，在《李白墓》中對李白的文學成就有了較高的評價，在《讀李杜詩集因題卷後》中也對李、杜二人的生平經歷和創作情形給予了較為公允的評述。可見即使接受李杜並稱這一稱謂的詩人們也各有偏向，或偏向李，或偏向杜。況且貞元、元和之際，杜甫的地位仍處於上升態勢，尊杜者甚至將李白和杜甫並稱為“杜李”（見顧陶《唐詩類選後序》）。此後杜甫的地位還在一路上升，北宋後期更是登峰造極。宋人多有將二人並稱“杜李”者：“文軼秦漢，詩兼杜李”（黃[~符號~]《山谷先生年譜》）；“元稹論杜李之優劣，雲李尚不能歷其藩籬，況堂奧乎”（陳思《兩宋名賢小集》）；“屈宋兮導前，卿雲兮翼後，韓柳兮並馳，杜李兮齊驟”（程公許《滄洲塵缶編》）等。李杜排序之爭持續的時間之久可見一斑。隨著崇杜思潮的愈演愈烈，李白與杜甫的排序之爭進一步促進了李杜優劣論的展開。

羅時進先生曾指出“唐代文學研究充滿著爭論，而爭論的出發點往往即源於並稱”（羅時進《唐代作家並稱的語言符號秩序與文學評論意義》，《文藝理論研究》2013年第2期）。而並稱中的排序問題也是爭論的關鍵。實際上王安石早就發表過“唐人並稱無關優劣”的議論：“名姓先後之呼，豈足以優劣人？……當時甫、白復以能詩齊名，因亦語‘李杜’，取其稱呼便耳。”（郭子章《豫章詩話》）若能參透此點，再從源頭上探討李杜並稱的先天缺陷，方可走出因並稱和排序而引發的優劣論怪圈。

 （作者：孟國棟，係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