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鵬”的前世今生

　　百鳥朝鳳圖（局部） 沈銓

　　魏晉南北朝鳳紋樣

　　湖北江陵出土的龍鳳九彩繡衾上的鳳紋

　　殷墟出土的玉鳳

　　清乾隆銅鎏金大鵬金翅鳥

“鵬”，對我們而言，既熟悉又陌生。我們不僅用“大鵬展翅”“鵬程萬里”向親友表達美好祝願，也會將“鵬”字嵌入孩子的名字中，寄寓美好祝福。但若問及什麼是“鵬”，它到底是鳥，還是其他什麼動物？是真實存在的動物，還是先人想像中的神獸？估計很多人未必説得清楚。

其實，隨著時代變遷，鵬的意象也幾經轉化。今日我們所説的鵬，已經與先民眼裏的鵬迥然有別。

“鵬”與“鳳”原初所指一也

大鵬意象之形成，緣于先民對自然的敬畏與崇拜。早在河姆渡文化等史前文化中，已出現大量鳥形圖案，它們雖不是大鵬，但為大鵬的出現奠定了基礎。隨著部落以至國家的形成，先民們認為，同人類一樣，鳥類也有等級之分，並將百鳥之王稱為“鵬”或“鳳”。其實，“鵬”與“鳳”原初所指一也。許慎《説文解字》“鳳”字之下，收錄一個象翅羽形狀的“朋”字，解釋為：“朋，古文鳳，象形。鳳飛，群鳥從以萬數，故以為朋黨字。鵬，亦古文鳳。”清代學者段玉裁認為：“朋者，最初古文；鵬者，踵為之者也。”從音韻學看，上古無輕唇音，鵬（朋）、鳳都是並母平聲字，讀音極其相近。此外，在《對楚王問》中，宋玉有言“鳥有鳳而魚有鯤，鳳皇上擊九千里”，其中的“鳳”與《莊子·逍遙遊》中的“鵬”如出一轍。

正因為先民將鵬（鳳）視為百鳥之王，所以，甲骨文“鳳”字有著醒目的冠羽，甲骨文“朋”字雖無冠羽，但其中也包含著百鳥王的含義，如所謂“群鳥從以萬數，故以為朋黨字”。從出土的鳳鳥紋飾器物來看，鳳（鵬）有一個特點，即張開的或豐滿的羽翼，這象徵著鼓蕩生風、振翅高翔、容貌美麗。需要説明的是，先民將鳳（鵬）與風相關聯，在他們看來，鳳為風神，“莫（暮）宿風穴”，翼動而生風，所以甲骨文中“鳳”可指代“風”，而“風”字皆“鳳”鳥象形。正因翼動生風，所以鳳（鵬）羽翼特別突出，以至被想像為大到“若垂天之雲”。

此外，在先民眼裏，鳳（鵬）還與太陽有關，河姆渡遺址出土的雙鳥朝陽便是一例。而《莊子·逍遙遊》中大鵬由北冥飛往南冥，似乎也體現了這一點。正如當代學者鐘泰所説：“鯤化為鵬，由北而南徙，象昭昭生於冥冥也。”

當然，先民對鳳（鵬）的認識，還帶有圖騰崇拜或靈物崇拜的特點。如《詩經·商頌》有言：“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朝統治者將自己視為玄鳥的後代，以“天命玄鳥”來説明政權的合法性。所謂“玄鳥”，有些學者認為即是鳳鳥。《左傳·昭公十七年》記載：“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明確將鳳視為鳥類統帥。

“五德其文”的鳳與“扶搖直上”的鵬

那麼，後來“鵬”與“鳳”為何分化了呢？簡單而言，是因為時代風氣變了。

周朝施行禮樂教化。孔子有言：“周監于二代，鬱鬱乎文哉。”崇“文”成為新的時代之風。由此，從重視巫術與祭祀，逐漸轉向重視道德與理性。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鵬”與“鳳”發生了分化。

一方面，“鳳”被儒家賦予了道德內涵。正因儒家崇“文”，崇尚道德與理性，讚美光明與陽剛，所以“鳳”變得“五採而文”“五德其文”，成為美好德行的化身，並成為政治清明、天下太平的象徵。儒家所構想的“鳳鳴岐山”，便很好地反映了這一點，這其實是化用殷商“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少皞之立、“鳳鳥適至”的邏輯，來論證西周政權合法性，不過更加突出了道德的重要性。現代學者葉舒憲也指出，西周人對傳統鳳凰形象的再造，主要突出了德治和天命轉移的觀念。孔子雖為殷人之後，卻以周公為榜樣，心悅誠服地“從周”，由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孔子感嘆“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為何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王充在《論衡·講瑞》中更是直截了當指出：“夫鳳皇，鳥之聖者也。”這種將“鳳”道德化的努力，在經過儒家刪定的《尚書》《詩經》等經典中也有著鮮明的體現。如《尚書·益稷》有“《簫韶》九成，鳳皇來儀”，這顯然是為禮樂之教服務的；又如《詩經·大雅·卷阿》有“鳳皇于飛，翙翙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這顯然是以鳳凰比喻有德之君。經過儒家德治思想的不斷熏染，神鳳、瑞鳳的形象日益深入人心。

另一方面，在儒家突出德治，彰顯道德與理性的同時，重自由的浪漫主義思潮興起，莊子便是其中的重要代表。莊子生於社會動蕩加劇的戰國之世，道德理想的破滅使他更加嚮往掙脫世俗枷鎖而獲得精神上的自由。為此，莊子反對將“鳳”道德化，故他從“誌怪”的《齊諧》等神話中汲取靈感，並加以浪漫的想像，為“鵬”賦予了新的內涵。在此意義上，莊子筆下的大鵬正是在批判儒家道德化之“鳳”的基礎上而形成的。由此“鵬”與“鳳”之間出現了分化。

“大鵬”成為展現莊子思想的重要意象。《莊子》一開篇，“鯤鵬”便出人意料地撲面而來：“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

除此之外，《逍遙遊》中還有兩處言及“鵬”。其一引自《齊諧》：“《諧》之言曰，鵬之徙于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其二齣于“湯之問棘”：“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顯然，在莊子那裏，“大鵬”不再是百鳥之王。其是否“五採而文”也不再是關注重點。相反，大鵬成了不為斥鷃等小鳥所理解，甚至嘲笑的對象，有著逍遙自由的形象。可以説，正是莊子，使大鵬轉化為超然脫俗與逍遙自由的象徵。莊子還認為，脫俗與自由的關鍵在“知”的超越。莊子之所以反覆強調羽翼如“垂天之雲”，旨在説明，飛得更高看得更遠，所喻示的正是視域的超越，亦即“大知”對“小知”的超越。另外，“鵬”由“鯤”化成，這也是發前人所未發的獨到之見，所喻示的也是視域的超越，即視域從大海轉向天空，由局限于一域而轉向破除視域的界限。所以《逍遙遊》鯤鵬寓言有這樣的結語：“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經過莊子的創造性發揮，大鵬超然脫俗、逍遙自由的形象逐漸流傳開來，並在同樣身處動蕩之世的魏晉士人那裏得到更多的共鳴。張華的《鷦鷯賦》、賈彪的《鵬賦》、阮修的《大鵬讚》等作品中的大鵬，體現出與莊子筆下大鵬相似的精神旨趣。當然，魏晉時期也出現了以鵬喻志的端倪。如曹植《玄暢賦》中雲：“希鵬舉以摶天，蹶青雲而奮羽。”透露出志向遠大、努力拼搏的精神。這為後來大鵬意象的進一步轉化提供了鋪墊。

“九萬里風鵬正舉”

隋唐之後，中國重歸大一統局面，社會安定，文化繁榮，百姓安居樂業，儒家思想影響深入，社會風氣又為之一變。建功立業、施展抱負成為士人的普遍追求，他們“兼濟天下”的抱負也投射到大鵬上，使得大鵬包含了更多的儒家奮發進取的精神。

唐太宗李世民在《威鳳賦》中這樣寫道：“有一威鳳，憩翮朝陽……資長風以舉翰，戾天衢而遠翔……化垂鵬于北裔，訓群鳥于南荒。”這無疑與莊子強調“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而塑造的大鵬形象頗有不同。一個“威”字，便傳神地體現了這一點。

時代風氣的變化帶給大鵬意象的影響，或許在李白那裏看得最清楚。大半生生活于盛唐的李白既深受道家思想影響，有著卓爾不群的浪漫情懷，同時也深受儒家文化熏陶，有著意氣風發的進取精神。所以李白之“大鵬”有著不同於莊子之“大鵬”的精神內涵。如李白在《大鵬賦》中稱讚大鵬“……怒無所搏，雄無所爭……豈比夫蓬萊之黃鵠，誇金衣與菊裳？恥蒼梧之玄鳳，耀彩質與錦章……不曠蕩而縱適，何拘攣而守常？未若茲鵬之逍遙，無厥類乎比方”，他繼承莊子思想而對儒家價值觀有所批評，體現了其擺脫世俗羈絆而自由自在的理想；但同時他也讚美大鵬“五嶽為之震蕩，百川為之崩奔，激三千以崛起，向九萬而迅徵……噴氣則六合生雲，灑毛則千里飛雪……”其間透露出一種橫空出世、氣吞山河的豪情壯志。體現類似精神的詩句還有不少，如他在《上李邕》中所言“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再如他在《獨漉篇》中所言：“國恥未雪，何由成名……為君一擊，鵬摶九天。”這些精神內涵都是莊子之“大鵬”所沒有的。可以説，莊子所塑造的強調“知”的超越的大鵬，已被李白改造為有著豪情壯志、遠大抱負的大鵬了。

正因李白所塑造的“大鵬”意象中融合了道家的自由浪漫追求與儒家的剛健進取精神，所以更能引起後世文人的共鳴，故後世多以“鵬舉”“鵬路”“大鵬展翅”“鵬程萬里”指代遠大前程。他們所理解的大鵬，有著建功立業的偉大抱負和昂揚奮發的精神氣質。如向以婉約詞著稱的南宋女詞人李清照也曾在《漁家傲·記夢》中寫下“九萬里風鵬正舉”這樣的豪邁之句。

隨著佛教傳入，人們把梵文裏的金翅鳥譯作大鵬金翅鳥。佛教裏具有五種神通、異常兇狠的神鳥，有了一個本土化的名字。更有趣的是，清代通俗小説《説岳全傳》把岳飛的前世描繪為大鵬鳥，而秦檜則是赤須龍。佛祖怕赤須龍下界後沒人能夠降伏，便派遣專門吃龍的大鵬鳥下界，轉世為岳飛。或許是因為岳飛字鵬舉，於是人們把他與佛教中的大鵬金翅鳥聯繫起來，並進行帶有傳奇色彩的演繹。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同志善於將革命豪情融入傳統文化意象之中。他在詩詞中所提到的大鵬，呈現出新的時代氣象。1965年，毛澤東在《念奴嬌·鳥兒問答》中寫道：“鯤鵬展翅，九萬里，翻動扶搖羊角。背負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間城郭。炮火連天，彈痕遍地，嚇倒蓬間雀。怎麼得了，哎呀我要飛躍。”顯然，毛澤東化用了前人，特別是莊子、李白的大鵬意象，不過他筆下的大鵬，展現出一種大無畏的革命豪情，以及指點江山、揮斥方遒的革命氣度。朱德曾賦詩讚曰：“鯤鵬九萬里，直上雲海巔。偉哉大宇宙，壯志充其間。”其中的“壯志”有目共睹。

隨著時代變化，大鵬意象經過多次轉化。經過先民的想像加工，從自然之鳥到部族圖騰，是大鵬的第一次轉化；自西周起，針對儒家崇“文”而將“鳳”道德化，莊子在借鑒前人智慧基礎上，將“大鵬”塑造為超然脫俗、逍遙自在的象徵，這是大鵬的第二次轉化；隋唐以降，以李白為代表的文人主要在融合儒家精神及道家精神基礎上，將“大鵬”塑造為抱負遠大、剛健進取的象徵，這是大鵬的第三次轉化。在某種意義上，春秋戰國時期的“鳳”“鵬”分化體現了儒家思想與道家思想的對立，而隋唐時期大鵬形象的轉化體現了儒家思想與道家思想的統一。

雖然大鵬意象幾經變化，但其中有些特點是一以貫之的，比如對“大”的追求與肯定。但具體而言，在不同階段，又有所不同。在早期圖騰崇拜階段，先民注重的是形體之大，若所謂“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西周以降，儒家注重的是“有鳳來儀”的道德之“大”，莊子重視的是超越“小知”的視域之“大”；隋唐以降，士人和民眾關注的是建功立業的抱負之大。

（作者：張騰宇，繫上海應用技術大學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