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庫大道：北方草原的茶馬古道

張庫大道起點石碑圖片由張庫大道博物館劉振瑛提供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張庫大道上馱著皮毛的駱駝隊圖片由張庫大道博物館劉振瑛提供

俄國商人手繪的羊皮圖，圖中標示的線路就是張庫恰國際商道。圖片由張庫大道博物館劉振瑛提供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中，具體而詳盡地提及這樣一條古商道：“從那裏（通縣）茶葉繼續由陸路用駱駝和牛車運抵邊防要塞長城邊上的張家口（或口外），距離約252俄里，再從那裏經過草原或沙漠，大戈壁，越過1282俄里到達恰克圖。茶葉從福建省運抵恰克圖，根據不同情況需要2至3個月之久。大家知道，位於俄國邊界上的恰克圖和買賣城是茶葉商隊貿易的中心。”這條商道向北延伸至俄國的恰克圖、伊爾庫茨克、莫斯科、聖彼得堡，並最終蔓延至整個歐洲大陸，向南經天津、上海、武漢，直至中國重要的産茶區福建武夷山，全長綿延萬餘裏，因主營茶葉，被譽為“萬里茶道”。這是繼漢代古絲綢之路之後，開闢的唯一聯結中俄、中歐經濟文化的陸上通道，被法國學者布爾努瓦稱為草原絲綢之路。2013年3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演講時稱“萬里茶道”是17世紀連通中俄兩國的“世紀動脈”。以塞外名城張家口始，至蒙古重鎮庫倫終的張庫大道，是這條“世紀動脈”中的重要一段。

在歷史變遷中興起

張庫大道在成為國際商道之前，在漢唐時代業已存在。發軔于蒙古高原的元朝，尤為重視聯結蒙古高原與中原地區的驛道建設，1263年，精心修繕了大都至上都的四條驛道，張庫大道迎來第一個繁盛高峰。至此，無論春夏秋冬，嚴寒酷暑，蕭瑟蒼涼的塞外荒野都可見南來北往的王公、貴族、官員、衙吏、商旅絡繹不絕的身影，為原本孤寂的大道增添了無盡的人間溫暖和生命氣息。傾國家之力修築的驛道，平坦而結實，便捷而實用，“適千里者，如在戶庭；之萬里者，如出鄰家”，是對此道為民眾生活帶來極大益處的生動寫照。

張庫大道商貿價值的體現，應始於唐王朝在北部邊境實施的茶馬互市制度。這種制度源於唐，盛于宋、元、明，衰于清，隨著茶馬互市制度在歷史舞臺的日漸式微，為了鞏固漢蒙聯繫，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清政府在張家口設置漢蒙貿易地。而後，在蒙古高原深處“初設互市在庫倫”。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與雍正五年（1727年）是張庫大道發展的兩個關鍵節點。康熙二十八年簽訂的《中俄尼布楚條約》，為俄商合法進入中國打開了方便之門，條約第五條規定：“兩國今既永修和好，嗣後兩國人民和持有准許往來路票者，應準其在兩國境內往來貿易。”這是中俄雙方第一次以條約的形式規定了邊境貿易的合法化。4年後，清政府進一步加強中俄貿易開放的力度，允準國家專營的俄商每3年到京城貿易一次，但條件十分苛刻，規定俄商進京商隊，每次不得超過200人，不得在京逗留超過80日，交易的每一個細節必須由清政府管控。這種非“自由貿易”，歷史上共發生了16次，隨著恰克圖民間貿易如火如荼的發展，1762年，沙俄政府下令取締在北京的官方貿易。雍正五年，中俄簽訂《中俄恰克圖條約》，標誌著中俄全面開放邊境貿易。為了便於貿易，急需與中國開展貿易的俄方早在1727年便在中俄邊境匆匆興建恰克圖，對此並不熱心的清政府直至3年後，迫於中俄貿易日益繁榮的形勢，在距離恰克圖256米的中方一側興建買賣城，中俄邊境兩側的兩座市鎮最終發展成為18至19世紀中俄乃至中歐的陸上貿易中心。

《中俄尼布楚條約》《中俄恰克圖條約》為兩國貿易提供了堅實的政治基礎，有力地推動了雙方貿易的繁榮。據《俄羅斯對外政策檔案全集》與諾日科娃所著的《俄羅斯與中亞的經濟關係》，1776年俄羅斯外貿總額約1860萬盧布，而中俄恰克圖貿易在其中所佔份額僅為7.3％，約為135.8萬盧布。而到了19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中期，雙方在恰克圖的貿易額佔俄國向亞洲輸出總額的60％。《清代前期的中俄貿易》為後人更加全面掌握恰克圖中俄貿易的真相，提供了更為翔實的數據，“18世紀下半葉，恰克圖、買賣城貿易在俄國與亞洲各國貿易中居第一位，佔貿易總額的68％；俄國從恰克圖貿易中所徵關稅佔俄國關稅總額的20％～36％。同樣，張庫大道也為清政府政治的穩定、經濟的繁榮、社會的發展，作出了難以估量的貢獻。清代詩人陳逢衡以詩人的敏感和想像，為後人勾勒出當時張庫大道給清政府帶來的穩定和祥和：“聖主恩澤駕七巡，遊居屢沐翠華春。幾多父老壺漿惠，不動沙場戰馬塵。色目競誇蒙古集，珍奇遠至恰圖陣。自從一統無中外，穩睡華夷百萬民。”

商道茶香飄萬里

中俄貿易的主要貨物是茶葉。喝茶首先在俄國貴族階層流行，隨後慢慢擴散至整個俄國社會，茶葉隨之成為整個社會的必需品。瓦西裏·帕爾申在《外貝加爾邊區紀行》中形象描述了17至18世紀，茶葉對俄羅斯遠東地區居民生活的重要性：“涅爾琴斯克的所有居民，不論貧富，年長或年幼都嗜飲磚茶。茶是不可或缺的主要飲料……磚茶在外貝加爾邊疆地區的一般居民中，飲用極廣，已成為生活必需品，以致往往可以當錢用，當地農牧民或西伯利亞的布裏亞特人在出賣貨物時，寧願要磚茶而不要錢。因為他們確信，在任何地方，磚茶都能代替錢來使用。”

為了滿足俄國社會特別是俄國遠東地區對茶葉的巨大需求，獲取豐厚的商業利潤，極具經商天賦的晉商，敏銳地把握商機，從張家口紛紛南下採購茶葉。清咸豐之前，茶葉基本購于福建武夷山，隨著貿易量的增加，後擴展至湖北、湖南等地。清代《茶市雜咏》以生動的筆觸，富有文學色彩地勾勒出當時北方茶商到南方購茶的情景，“首春客至，由行東至河口歡迎，到地將款及所購茶單，點交行東，恣所為不問，茶市畢，結賬別去。”整個過程輕鬆而愉悅，賣家與買家以誠相待，和諧共處，其樂融融，雖為買賣，卻絲毫看不到商場司空見慣的心計和奸詐。而後，裝船通過水路，主要經鄱陽湖、長江、武漢，抵上海，再經海路，或陸路，運抵天津，經河運至通州，再由駝運經南口、宣化，最終到達旱碼頭張家口暫儲，待議價、定價後，由張庫大道運往庫倫和恰克圖。為了節約成本，保證茶質，有實力的晉商到南方産茶區購置茶園，直接參與茶葉的種植、採摘與加工。張家口八大晉商之一的范永鬥開設的大玉川茶莊，在福建武夷山購置茶園五千多畝；在張家口經商的晉商常萬達，在武夷山與人合夥開辦了當地最大的茶莊——素蘭號。

如無意外，每年農曆的7月下旬或8月上旬是大宗茶葉議價、定價和批發交易的時間，其間，分散各地經營茶葉的各個商號，紛紛派遣有經驗、有資歷的代表趕往茶葉集散地張家口，匯聚一堂，共商開茶事宜，初步擬定當年的茶品茶價；事畢，選擇黃道吉日，在萬福春飯店或鴻興樓飯店召開盛大開茶宴會，各地茶商代表共同品評茶樣，復議茶品、茶價，經過一番毫無惡意的爭議，形成統一意見，以此為據，開茶訂貨。諸事完畢，皆大歡喜，推杯換盞、酒足飯飽之後，群聚橋東聚賢樓劇院或東關街舊園劇場共賞戲劇演出。

在茶葉貿易巨大利潤的誘惑下，自1728年中俄邊貿開放，茶葉便始終佔據著中俄貿易的主體，嘉慶十七年至嘉慶二十二年（1812年—1817年）俄國商人每年從恰克圖市場進口的中國茶葉，佔從中國進口貨物總額的60％以上。1851年，俄國經恰克圖進口的茶葉佔貨物總進口的93％。

以張庫大道為主要運輸渠道的中俄茶葉貿易，早已超出單純的商業意義，被賦予了特殊的社會價值和文化意義。歷史學家米鎮波在《清代中俄恰克圖邊境貿易》中深刻揭示了中俄茶葉貿易為俄國的政治、社會帶來的深刻影響。“正是這種貿易，穩定了西伯利亞局勢，促進了該地區農耕和畜牧業發展；緩解了因普加喬夫起義而造成的政治危機，從而緩解了俄國國內十分尖銳的階級衝突。給俄國西伯利亞及其遠東地區居民生活帶來極大方便，緩解了俄國歐洲部分對亞洲部分供應上的巨大壓力。”美國學者艾梅霞的論述更具社會性和文化性，在《茶葉之路》中，她認為萬里茶道的“載體是茶葉，它在不同民族的人們生活中意義深遠重大，又可以用來追蹤一個大陸上人們生活的軌跡”。

掀起商貿大潮的晉商

從事中俄邊境貿易的中國商人分為西商和北商。西商主要忙碌于嘉峪關、烏魯木齊、伊犁至塔城一線，北商主要經營于張家口、庫倫至恰克圖一線。西商多為歸綏人，北商的主體為早在明末就已經活躍在張家口的晉商。晉商憑藉張家口這座清朝最為重要的旱碼頭以及由此延伸出的張庫大道，以自身的睿智、膽略、勇氣和豪氣，演繹了一齣又一齣精彩紛呈、有聲有色的中國商業大劇。

遠在張庫大道形成之前，晉商已踏遍長城沿線。晉商大規模經營北境的時間，應始於實行開中法的明代中前期。後來雖然開中制度夭折，但精明的晉商卻發現了長城沿線貿易的無限商機，無論世事如何變幻，毅然決然地堅守著這塊以智慧和汗水開創的商業領地。聞名遐邇的張家口八大晉商就是他們中的代表。現存的《萬全縣誌》對八大晉商有著較為詳盡的記述：“八家商人皆山右人，明末以貿易來張家口，曰王登庫、靳良玉、范永鬥、王大宇、梁家賓、田生蘭、翟堂、黃雲龍。自本朝龍興遼左，遺人來口市易，皆八家主之。定鼎後來召入都，設便宴，蒙賜上方服饌。”為清王朝最終取代明王朝立下汗馬功勞的八大晉商，不僅獲得順治帝宴請的盛譽，更重要的是被賦予了幾十年的對蒙貿易的壟斷權，這為晉商以後名噪天下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在朝廷的大力支援下，晉商如魚得水，在商海中任意馳騁。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八大晉商之一的范氏家族積極經營軍需物資，隨著戰事，輾轉于張庫大道。

在張庫大道沿線經營的晉商除八大晉商外，還有幾百家，其中最為成功的首推榆次的常氏家族，常氏家族商業帝國的構建極具傳奇色彩，創始人常威于康熙四十年（1701年）首次背著“榆次大布”，沿著先人走東口的路線，從山西榆次老家跋涉千里來到張家口堡子裏的鼓樓下，在幾尺之地上開始了商業帝國的奠基，經過最初的商業積累，稍有積蓄的他把目光投向北方，聚焦于充滿無數商機的張庫大道，最終在張庫大道上走出了一個以張家口為基地，庫倫、恰克圖、伊爾庫茨克、莫斯科、聖彼得堡為支撐點，延展至歐洲的商業帝國。因《喬家大院》而聞名於世的晉商喬氏家族的發達，同樣與張庫大道密不可分。喬氏家族草創時期，在張家口主營口鹼，每年經張庫大道從蒙古高原運鹼萬餘噸，一百多年間，喬家從草原拉回百萬噸鹼坯，在為喬家大院拉回難以計數的白花花的銀子的同時，也為張家口拉來了一條名叫鹼店巷的街道。此外，喬氏在張家口開辦的宏茂票號、大德通票號，無疑都是喬家構建的龐大金融帝國的重要組成部分。

清代中後期，依託張庫大道經營的晉商財富急劇增加，清代《茶市雜咏》中記述，晉商“每家資本二三十萬至百萬（兩）”。《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不無誇張地認為晉商商號大盛魁“能夠用五十兩重的元寶從庫倫至北京鋪一條路”，元盛德“能夠用元寶在這條路上排兩行”。馬天鶴的《內外蒙古考察日記》估計“大盛魁資本有三千萬（兩）”。

晉商的陡然巨富，離不開張庫大道，張庫大道不僅給予晉商物質的豐盈饋贈，同時也給予他們在文化和精神上的昇華。從明末至民國初期，幾百年間，晉商的勤奮、刻苦、精細與睿智同以張家口為代表的張庫大道沿線人們的豪放、豁達、誠摯與俠義相融合，形成了獨特的北方商業文化和商業精神。這種文化精神深刻體現于著名晉商王文素四十餘年的經商經驗的總結中：“夫商與士異術同心，故善商者處財貨之場，而修高明之行，是故雖利而不污……故利以義制。名以清修，各守其業。”

老倌車與駱駝隊

每年經漢口、上海、天津、通州到達張家口的貨物堆積如山，靜候貨商運往遙遠的庫倫和恰克圖。在缺乏現代交通工具的古代，每年在張家口、庫倫與恰克圖之間轉運幾十萬乃至幾百萬噸貨物，委實是中國運輸史上的奇跡，而把這一奇跡變為現實的則是在古代中國北方最為常見的老倌車和駱駝，晉商由張庫大道聚集的富可敵國的財富，正是這些看起來不起眼的老倌車和駱駝一點一滴拉來的。數以萬計的老倌車與駱駝以及他們的主人來自旱碼頭張家口。如今張家口市內的東駝號、西駝號便是過去養駝的場地，草場巷則為駱駝的飼料廠。究竟張家口曾經擁有多少駱駝，由於數據的缺失，誰也無法知道確切的數字，只能從以下事實姑且推算一個較為模糊的答案：1929年，從張家口出發到庫倫、恰克圖的駱駝就有19.2萬峰，從恰克圖、庫倫至張家口的駱駝18萬峰。

在張庫大道上，運貨的牛車、駱駝夜以繼日地穿梭于張家口與庫倫和恰克圖之間，在古老的蒙古高原上形成一道靚麗的風景線。

“牛非草長不行，駝非毛長不走。”牛拉的老倌車與駝隊無法同行，老倌車每年運營的最佳時間為四月至十月，駝隊為十月至來年的二月。據《山西外貿志》記載，駝隊一般由數百峰駱駝組成，每十五峰駱駝連成一串，稱為一鏈，由一個駝倌牽引。每十鏈組成一頂房子。為了白天駱駝尋找枯草進食，在領峰人的帶領下，駝隊只能晝息夜行，為防止掉隊和迷路，頭駝和尾駝脖子上各係一個銅鈴。老倌車以每一百輛為一個車隊，俗稱“一頂房子”。冰心1934年撰寫的《平綏沿線旅行記》對塞外的老倌車有著形象的描述：“我們見到用牛駕車時，覺得很詫異，想像中總以為塞外交通是全借駱駝的。牛車之制亦極古拙，雙十字形的最原始式的輪軸，徐徐碾行，漫漫長道，人畜都極可憐！”

老倌車隊出發前必舉行莊重的儀式。每年春季，成百上千的牛車按照約定，聚集在張家口近郊的大境門、南天門、洗馬林、陀羅廟河灘上，舉行儀式的人們提前選擇寬敞的高臺，擺放高桌，敬奉供品，焚香敬表，在即將遠行的牛角上挂上五尺紅布，扣頭拜牛，而後，領頭人高亢一聲“走啰”，車隊在親朋好友的目送下義無反顧地緩緩地駛向指向北方充滿生命誘惑的張庫大道。

縱貫蒙古高原的張庫大道註定是不平凡的。這條路被《山西外貿志》描寫為“地曠人稀，朔漠大荒，戈壁流沙，旅途漫漫……時遇風沙驟至，天地晦暝，填路埋人，間或遇騎匪出入，殺人掠物，死於天災人禍者，時有所問，黃沙白骨，令人觸目驚心，旅途險惡，如履薄冰。”也許來自民間的《提起個拉駱駝》更能體現張庫大道運貨人的艱辛和無奈：“提起個拉駱駝，無邊無沿大沙窩。白天曬個死，黑夜凍掉兩耳朵。莜面拿糕蘸鹹鹽水，一路淒惶受饑渴。吃不完的苦啊大罪過，別提那拉駱駝。提起個拉駱駝，咯咯叨叨故事多。白毛糊糊起，一步一挪圪塄坡。半截子皮襖當被窩，想完親娘想老婆。受不完的累啊賴生活，別再提那拉駱駝。”而文人筆下張庫大道的運貨人，則帶有幾分浪漫和灑脫，完全看不到絲毫的艱辛和愁苦。清代李宏齡在《晉遊日記》寫道：“雖千金之子，不以執鞭為賤也。腰纏皮鞭，手拉騾尾。歌聲鳴鳴，日行百餘裏為常，計一歲足可以行三萬里。”李宏齡此時的心境一定是極其愉悅的，他以局外人的眼光、旅行者的心態、文學的情趣勾勒下的在張庫大道上的跋涉者形象，實在瀟灑可愛，但距離實際生活甚遠。

商道帶來的城市繁榮

張庫大道，猶如一條蜿蜒起伏的物貿巨龍，盤桓于浩瀚的蒙古高原，張家口、庫倫與恰克圖，三者彼此遙相呼應，帶動著二百餘年華夏多姿多彩的龍之舞。

明宣德四年（1429年），長城關隘，清水河畔，在萬全右衛指揮張文領導下的成千上萬民眾的辛勤勞作下，蔚為大觀的張家口堡巍然矗立於陰山腳下。

張家口堡雖為武備而建，但歷史註定其將成為一座聞名遐邇的商城。元人退居漠北之後，生活物資極度匱乏，許多牧民“爨無釜，衣無帛，”為解決“眾用不足”之困窘，漢蒙對抗時，不得不盜邊搶掠，修好之時，官方以朝貢貿易換取所需物資，民間則于長城沿線自發舉辦互市，張家口堡周邊自然形成多個“市開即聚，市罷即散”的民間交易市場。經過近百年的滄桑變遷，張家口已從單純的武城轉變為一座繁華的塞外商城。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俄國使團途經張家口，他們以文字的形式，記錄了當時張家口商業的繁榮景象：“在邊界那邊的城墻附近有一座中國石城，名為羅卡爾加城（即張家口）……城中店舖是用石築的，涂飾著各種色彩，繪有彩畫。除呢料和寶石外，店舖內各種貨物應有盡有，有各色的絲綢、花緞、絹、塔夫綢、繡金緞，各色鑲銅絲的綢緞，有各種果蔬和各種糖類，也有大黃，還有一些我們不知名的果蔬。城內商店貨物繁多，有飯店酒館，酒館裏有各種酒類……”

乾隆二年（1737年），清政府正式把張家口作為中俄貿易貨物集散地。一時間，全國各地商賈雲集，貨物堆積如山。《張北縣誌》形象地記述了當時張家口最為重要的貨物集散地元寶山的情形，“院內聚貨如墉，沙河中亦堆積似山”。張家口貿易的輝煌是有跡可循的，據《蒙古人民共和國史綱》記載，1918年前後的張家口“經商人數三萬五千多人，佔總人口之一半……票號、錢莊已多達42家……歲至蒙古進口以千萬計，有牛、馬、羊、駱駝等，而馬、羊、駝尤火。秋冬間市肆喧鬧，街衢擁擠”。

庫倫，民間俗稱大圐圙，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改為烏蘭巴托。庫倫以東營子、二里半灘、西圐圙組成。東營子為漢人主要聚集地，街市被稱為中國街。西圐圙是庫倫最早的居民點，蒙古人為多，故稱蒙古街，街市店舖林立，多為晉商、京商、直隸商的零售門市。二里半灘是俄人集中居住地，設有俄國總領事館。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呈請在庫倫設立蒙俄貿易市場，《中俄尼布楚條約》和《中俄恰克圖條約》進一步促進了庫倫商貿的繁榮。

最初進駐庫倫的多為在張家口經商的晉商，康熙年間，常年在庫倫經商的晉商有1600多人，他們以12家規模較大的商戶為代表，每家遴選一名商董組成商會，被稱為“十二甲首”。在庫倫的漢人，河北陽原人數僅次於晉商人數，他們多數從事手工業。在二百年間，生長在貧瘠土地上的一批又一批陽原人，在“大圐圙的金子拿簸箕撮”的招引下，懷揣著夢想，惜別故鄉和親人，毅然踏上張庫大道，奔向遙遠的庫倫，他們中的多數人從此與故土永訣，身軀與夢想一同留在庫倫的土地上。

日益強勁的中俄商貿為恰克圖和買賣城帶來了巨大活力和翻天覆地的變化，這種巨變，中蒙雙方都有明晰的記載，清人何秋濤在《俄羅斯互市始末》中，簡潔地陳述了這種變化，“恰克圖名初不著，以互市故始大顯”。《蒙古志》對此的表述較為具體，“恰克圖、買賣城初為荒野，自雍正五年（1727年）作為中俄互市之地，商業茂盛，道路平坦，人口三千，南走庫倫八百里，貿易品以茶為大宗”。

中俄恰克圖貿易

恰克圖、買賣城的中俄貿易是獨特的，馬克思在《俄國人與中國人》中詳盡記述了它的獨特性：“這種貿易，採取一種年會的方式進行，由十二家商館進行經營，其中六家是俄國人的，另六家是中國人的。他們在恰克圖進行會商，決定雙方商品的交換比例——貿易完全是物物交換，中國的主要商品是茶葉，俄國則是棉毛織品。”中俄雙方的貿易多在陰曆二月，俗稱白月，中國民間認為是經商的吉日。早春二月，江南已是楊柳依依，暖風拂面，而恰克圖依然冰天雪地，然而，逼人的寒氣難以淹沒商貿的熱情，中俄商人酒足飯飽之後，相互到對方倉庫挑選交換的貨物，有了定數之後，找一處僻靜之地，一邊閒適地品茶，一邊友好協商，一旦議定，便簽訂協議，擇日到對方貨倉裝運貨物。

恰克圖、買賣城不僅僅是商貿之地，也是中俄文化交流的場所。每逢雙方節日，相邀同聚，把酒言歡，其樂融融，何秋濤在《朔方備乘》中，生動記述了中俄人員從生疏到和睦共處的情形：“蓋外國人（俄國人）初同內地民人市集交易，一切唯恐見笑，故其辭色似遜順，經恰克圖（買賣城）司員喻以中外一家之道，俄羅斯人歡喜感激，信睦尤著。”

19世紀，中俄恰克圖貿易發展至頂峰，道光時，我國在恰克圖的對俄貿易佔全國輸出總額16％至19％，僅次於對英貿易。而俄國在恰克圖的對華貿易佔其對外貿易的40％至60％，中國成為俄國在世界的最大的貿易市場。究其根本原因，一是同治元年簽訂的《中俄陸路通商章程》為中俄恰克圖貿易奠定了繁盛的基礎。它使傳統的恰克圖邊境貿易發生了重大變化，使原來只能在邊境貿易口岸和華商交易的俄商可以深入中國內地採辦中國土貨，打破了由晉商壟斷採辦內地茶葉的局面。這種商業競爭局面的形成，有力促進了中俄恰克圖貿易的發展。二是恰克圖發展成為漠北歐洲商業“都會”。此時正逢拿破侖在歐洲四處征戰時期，中歐之間聯繫的海路受阻，眾多歐洲商人紛紛改道，以俄國商人為仲介，經恰克圖、買賣城，與中國經商。一時間，恰克圖成了真正意義上的中歐商貿中心。至今，在俄羅斯和歐洲的文獻中，恰克圖被稱為“西伯利亞漢堡”和“沙漠威尼斯”。

19世紀下半葉，由於1891年西伯利亞大鐵路的修建、中俄貿易市場嚴重失衡，繁榮了一百餘年的張庫大道日漸式微，直至20世紀20年代末，徹底凋敝。

今天，在廣袤的亞歐大陸，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跨亞歐大陸的雙邊合作的進一步深入，古絲綢之路必將重煥生機。

（作者：鄭恩兵，係河北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河北省社會科學院語言文學研究所所長、燕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