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城，返鄉？中國人的家園情結為什麼這麼濃

“家”是人的棲息地，是生存的歸屬，是心理的依託，是親屬的繼嗣，是親情的存續，是遺産的繼承，是社會的基層，是治理的單元。“家”是人類最後的根據地。

近二十年我國發生了兩件重大事件。這兩個事件潛在著對“家”的不同追求方向：進城∕返鄉。

第一個事件：我們國家進行了一個重大戰略行動：城鎮化。《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明確提出，2020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0%，有1億左右農業人口轉移到城鎮安家落戶。

“城鎮化”促使人們進城。許多農民離開了故鄉，搬進城裏建立新家。即使暫時不在城裏安家的，也有不少農民兄弟放下手中的鋤頭，往城裏跑，到城裏找工作，因此有了一個新名稱叫農民工——到城裏打工的農民。

第二件事情：2017年黨的十九大召開，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十九大報告指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係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國家在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鄉村振興促進法》中規定：鄉村是指城市建成區以外具有自然、社會、經濟特徵和生産、生活、生態、文化等多重功能的地域綜合體，包括鄉鎮和村莊等。這其實是傳統家園新的“法律表述”。

鄉村振興促使人們返鄉。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又出現城裏人往鄉下跑的情況。而且，從國際趨向看，現在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已經開始出現了城市疏散趨向。日本政府近來鼓勵居民搬離首都大城市到鄉下生活，政府還提供專項搬遷費（2022年12月30日早上中央新聞二套播報）。那麼，將來我國會不會出現城裏人往鄉下跑的現象呢？會的，或許就在不久的將來。到時人們也會給那些城市民眾一個新名稱叫市民農——返回鄉土的市民。

這兩個事件出現在同一時代著實有點讓人迷茫。但無論是進城還是返鄉，都涉及到“家—家園”，涉及到中國的“鄉土之根”。對於中國人來説，“家”不僅是“國”的根本和基本，而且永遠是終極的價值追求。對於“故鄉”“原鄉”而言，“搬家”“離家”往往是不得已的事情。我們在孩提的時候總是聽説“中國有95%的人口是農民”。這個大數據是否準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國的社會主體是農民。我們自古就把自己的國家稱作“社稷”。

所以，如果廣大農民失去了土地，離開家園，就有了“離開故土”、“失去家園”的不安全感、危機感。費孝通先生在《行行重行行：鄉鎮發展論述》中有這樣的觀點，他認為我國傳統農村向城鎮轉變，農村人口向城鎮流動是不自在的，不自願的，是“被迫”的“逼上梁山”。

可以想見，如果家裏有地，既可以在家門前耕種，又可以孝順父母，四世同堂，樂天知命；即使是到城裏做官的人，到老了還可以“告老還鄉”。這樣的“家”，既是傳統的生活，又比離家更穩妥，更有保障。而我國傳統形容最不堪的遭遇、境遇的成語大抵就是“背井離鄉”“妻離子散”“無家可歸”。

既然撂下土地往城裏跑的後果如此嚴重，人們為什麼還要這麼做呢？顯然，對於如此重大問題需要有解答，需要有解釋。問題的關鍵在於：城裏究竟有什麼好？讓人們都紛紛離開家鄉往城裏跑？

那我們得先看一看城市究竟是什麼？從我國的歷史來看，“城”其實就是早先的“國”，《考工記》中有這樣的句子：“唯王建國。”就是説，如果你要稱王，首先要去建國，而“國”的首要標誌是“城”。所以，同一篇裏也提到“唯匠建國”。這裡的“國”，其實就是城，要當國王，先要建城。

我國早先的“城”是幹什麼用的呢？除了稱王必建城外，還與治水有關。《吳越春秋》是這樣解説的：“鯀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也就是説，我國的城郭包括兩個部分，也就後來演變成的內城和外城。內城是國王住的，叫“城”，它起到了保衛國王的作用；外城是老百姓住的，叫郭，它起到守護百姓的作用。

最重要的，也是我要特別提示的地方：中國古代的“國”是從“城”來的，“國”的形制是“囗”。“國”其實就是“囗”；而“囗”來自於“田”。用今天的白話説：城市來自於農村，城郭建在鄉土上。眾所週知，在中國共産黨的歷史性勝利中，“農村包圍城市”表現出了根據國情制定制勝決策的偉大智慧。

中國的城郭本身就是鄉土的投影。為什麼城郭會是這樣的形制呢？從大的角度説，這是中國傳統的宇宙觀“天圓地方”的城市設計——以地方來配合天圓。從小的方面説，“國—囗”是按照田地阡陌形制設計出來的，表明中國是以農為本的社稷國家。所以“國—囗—田”皆為“方”，來自“土”。而且城裏的街道設計、街坊鄰里都是按照田地阡陌形制倣造的。

對“城”的簡單梳理是要説明，我國的城鄉與西方的城鄉(country—countryside)完全不一樣。西方人類學家把城市稱為“大傳統”(great tradition)，把鄉村稱為“小傳統”(little tradition)。直白地表述為：西方的城鄉關係：城市是權力，鄉村為附屬；中國的城鄉關係：鄉土是根本，城市是延伸。

今天，城市的快速發展（尤其是人為以“運動”“工程”“指標”方式推動的城鎮化）存在著一些隱患：人在城市的空間越來越小，生活節奏越來越快，除了違背自然節律，給人們帶來生理和心理上的擠壓之外，還給疫病帶來了傳播的機會。

同時，歷史上戰爭的危險也充滿在城市的周圍。“城”兼有一個功能，鎮守。我國把“城鎮”置於同疇，意思其實很清楚。“鎮”的本義就是鎮守、鎮壓。原因正是戰爭。既然城與國同構，滅國也就以攻城為目標。戰爭的線路往往也就成了疾病的傳播線路。這是人類學家斯科特在《作繭自縛：人類早期國家的深層歷史》中提到的。

那麼怎麼辦呢？斯科特提出這樣的觀點：“分散開來是生存之道。”那麼哪是最可分散的地方呢？是鄉村，是曠野，是故土。我國的鄉村的基本形制是“自然村”，那既是從宗族—家族分支的“家”的延伸，同時也形成了相對分散的格局。當然也成了自然的防疫地帶——契合斯科特的所謂“分散的生存之道。”但我更想説的是：中國城市的“故土”是鄉土。那是本，是根，是脈，是源。那才是我們完整意義上的“家”。也是（或可能是）我們（或將）退守的根據地。

毫無疑義，“家”是人類生物的生存需求，情感相依的精神港灣，也是文化認同的終極歸屬。當我們離開家的時候，特別是暫時外出的時候，有“家”就有“念想”，那裏有愉快的記憶、親密的關係，與父母、兄弟姐妹和自己的愛人共同相同處所帶來的溫情、親情和安全感。在這個意義上，“家”與“穩定”“持久”“確定性”和“永恒”基本上是同義詞。

人類學家利普斯早在1949年出版的《事物的起源》開篇，就以大量民族志資料對“家”和“家的歷史”進行了概括:

“我們回家吧”，在任何語言中這都是一句神聖的話。在外部世界，人們為生存而鬥爭，為保衛親人免於雨水、寒冷、炎熱的侵襲和發生不測之禍而奮鬥；而在家裏，則可感到親人的庇護以及火塘周圍的親切輕鬆氣氛。

“家—家園”同樣是一個複雜的概念，在西文中有不同的詞彙來表達。首先，從地理的層面上看，人們的棲居、生存和生活必須有一個“家”(home)。家可以指稱具有地理、地方性的空間。但是，地理和地方性的確定空間又無法概括“家”(family)的全部意思。任何一個家庭成員對家的認同決不僅限于單一性的地理空間。一個家庭成員可能、可以居住在不同的地方。每一個人都有一個“祖籍(地)”，他們可能長時間沒有回去，甚至一輩子也不會回去。但他們對“家”則具有永恒的認同感。所以，在通常情況下，home是一個地理性的空間，而family則更側重於強調家庭、家族的傳承和等級關係，這些關係結構出了特定的倫理規範。House又有所差異，它既不側重於地理居處，也不刻意強調家庭內部關係，而是凸顯家的財産，即房産(estates)，它是某一個家庭成員從祖上繼承下來的“有形遺産”(tangible—heritage)。

我們可以從這幾個常用詞彙的使用，厘清“家”的幾層意義：家(home)——側重強調地理性的居處和居所；家(family)——側重強調共同體的關係和倫理；家(house)——側重強調一種存續性有形遺産。它有不同範疇、空間、概念、指喻、背景、意義等，這些因素又構造出一個更大的，具有利益相關的人群共同體“家園”。“家—家園”的歸屬性所包含的東西和關係非常複雜：諸如時間、空間、方位、歸屬、居所、家庭構造、財産、環境、地方感……

中國的“家—家園”是鄉土性的。這也是為什麼費孝通用“鄉土”來定義中國的原因。“家園”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基礎。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背景，以及傳統的農耕文明的歷史事實，為中式“家—家庭—家族—家園”建構出了獨特的家的模式，也是一種永遠無法割棄的遺産——家園遺産，她是無形的，是一種情感的永久依託。她也是有形的，是鄉土社會的“公共財産”。

美國人類學家莫裏斯·弗裏德曼在《中國東南的宗族組織》一書中，通過村落親屬制度的原則確定了三種類型的“公共田産”：村田、族田和房支田。在這裡，“公共田産”（“家族財産”）幾個基本要素是確定的：1.傳統的中國社會屬於農業倫理社會，人與土地的關係是根本的關係，即“土地捆綁”關係。2.土地的所屬關係邏輯性地成為人群共同體的標誌性“家園財産”。3.在中國的漢人社會裏，以村落—姓氏相結合的宗族制度無疑是一種代表性社會關係，土地也就自然成為“農家財産”。4.中國的宗法制度是以男性為傳承紐帶，即所謂的“男性世系”（male line）作為家庭和家戶的發展原則。5.“公共財産”不僅被特定的人群共同體視為祖先的遺産，具有明確的經濟利益關係；而且也被他們作為集體認同的紐帶和體現忠誠的對象。6.家園遺産的鄉土單位為“村”。

這也是為什麼今天的人們全球化叫“地球村”？就是表明仍然沒有忘記“村落—家園—共同體”的概念。為什麼人們在時下對“家—家園”以及家園遺産的命運給予特別的關注呢？一方面是由於高速發展的社會價值對傳統“家—家園”的穩定性、固定性、可感性等的消解與破壞；另一方面，人們越來越對以往人們可以從“家—家園”中獲得安定、安全和穩定等的價值訴求的懷念和追憶，並渴望回歸的深深情結。

對中國人而言，無論社會如何發展，都不要發生“無家可歸”的悲慘境遇。回歸家鄉就是、正是、才是“凱旋故里”。而當我們強調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時，也在凸顯中華民族“共同家園”的終極價值。

作者簡介：

彭兆榮，廈門大學一級崗教授，博士生導師。原廈門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所長，人類學系主任，廈門大學旅遊人類學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人類學學會副秘書長，中國文學人類學學會副會長，中國藝術人類學研究會副會長。四川美術學院“中國藝術遺産研究中心”首席專家。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産體系探索研究”首席專家。國家社科基金（藝術類）重點項目“中國特色藝術學體系探索研究”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