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西走廊的張掖市區西北不到20公里處,有一片荒廢的遺址,這裡保留了史前至歷史時期大量的文化遺存,主要包括西城驛遺址、漢代建築遺址、黑水國南城、黑水國北城、古寺院遺址、古屯莊遺址及漢晉墓群,遺跡分佈範圍為16平方公里。2001年,黑水國遺址被國務院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在沙草迷離的戈壁邊緣與樓蘭古國一樣具有神秘色彩的黑水國,留下了太多的謎團。怎樣的河水會被稱為黑水?又是怎樣的一座古城被人叫做黑水國?它是如何走進歷史走進繁華又悄然消逝?帶著這些問題,新疆大學的竇開龍博士接受“道中華”專訪,就此進行了解讀。
黑水國,顧名思義,與“黑”與“水”有關。至於具體得名,有不同版本。第一種版本是這裡有一條發源於祁連山的河流叫黑河,周圍是黑土,經常氾濫,河水夾帶黑色沙土,一片黑暗,“黑水國”因此得名。第二類版本是這裡居住過月氏與匈奴等少數民族,他們皮膚黝黑,因此所建國家被叫做“黑水國”。第三類版本是黑水河邊,有一城市,附近有一個大窩,被叫做“黑水窩”,後來被誤傳為“黑水國”。
黑水國,有很多傳説。例如,西遊記中的唐僧西天取經時,就路過黑水河,然後去了高老莊、火焰山;隋朝時,一位白鬍子白頭髮老人來到這裡,大聲叫賣“棗”“梨”,當時駐軍首領覺得事有蹊蹺,擔心有災害發生,立刻率領全城百姓逃離,結果特大沙塵暴刮來,城市被埋于沙丘之下,毫無蹤跡,從此國家滅亡。
這些地名來源與傳説背後的真相,誰也無法説清楚,只是增加了黑水國的神秘與久遠。但是,那些黑水國遺址,那些考古文物,那些史志記載,卻是實在的。他們真真切切見證了歷史的變遷,反映了黑水國的興衰起伏。
青銅時期,由於這裡有河流、草原、土地,我們的先民就選擇在這裡生活。他們主要依靠遊牧為生,有的漁獵,很少一部分從事農業。近百年來,考古學家在黑河附近馬家窯文化、半山文化、馬廠文化、齊家文化、西城驛文化、四壩文化等遺址中,發現大量石頭製作的刀、斧、磨、鏃等工具,有力驗證了這一歷史事實。
商代到西周時期,黑河流域及廣大的河西走廊,為羌人佔據,他們“所居無常,依隨水草”,在這裡遊牧為生,先秦至秦代,這裡活躍著烏孫、月氏、匈奴等民族。實力強大的月氏人在此修城,曰黑水國,匈奴頭曼單于不得不將王子冒頓作為人質獻給月氏,烏孫則不得不西遷新疆伊犁;其後,匈奴強大,打敗月氏,張掖郡及黑河流域為匈奴渾邪王地。此階段,黑水城北城得到擴建。先前佔據此地的月氏王被殺,頭蓋骨被作為酒器,族人大部分遠遷到了阿姆河一帶,留下的被叫做“小月氏”,居住在今敦煌一帶。
漢武帝時期,漢武帝派遣霍去病帶兵來到河西走廊,打敗匈奴,設張掖郡,河西走廊以及黑水國從此正式納入漢政府管理版圖。
唐代,政府在黑水國北城內置驛站,同時開始修建南城,城東西距離約248米,南北距離為222米,四角建角樓。
宋代時期,西夏王朝設置“黑水鎮燕軍司”,治理黑水城周邊地區,城內人口逐漸增多,商業趨於繁華。
蒙元時期,成吉思汗打敗西夏,城內士兵或逃亡或被殺。忽必烈即位後,擴建黑水城,在這裡設置“亦集乃路總管府”,黑水城重要性極大提高,成為西北地區的軍事、政治、文化中心。
明代,朱元璋派遣馮勝率軍來到河西走廊。由於受到強力阻擋,為打敗黑水城內的元軍,馮勝命令士兵修築堤壩,攔截黑河水,最後城內缺水,元軍逃亡。戰爭雖然取得勝利,但由於水源乾枯,沙漠逼近城池,城市逐漸荒蕪。
此後,黑水國消失於人間。1941年9月,于右任與一些考古學家前來考察時,這裡的景像是:“沙草迷離黑水邊,何王建國史無傳。中原灶具長人骨,大吉銘文草隸磚。”
黑水國的消失,當然首先與戰爭有直接關係。由於地處絲綢之路要塞,西可打通西域中亞,東可進入隴右中原,北可抵達蒙古草原,西南可去青藏高原,這裡戰略價值極其重要,月氏、烏孫、匈奴、漢、西夏、吐蕃、回鶻、蒙古等政權無不將這裡看作軍事要地,力爭通過軍事手段據為己有,保障自身安全,然後以此為基點對外用兵,控制河西走廊周邊地區,擴大對外影響力。
於是,幾千年來,這裡戰事不斷,硝煙四起,政權更疊頻繁,很難有持久的和平環境來建設城市,開展商業貿易,發展文化教育與經濟。每一次戰爭爆發後,百姓為求保住性命與生活,都大量逃亡,原來耕種的田地被荒蕪,原來繁華的商業陷於蕭條,居民數量銳減,根本無法形成大規模人口與産業集群,很難維繫城市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背後的氣候因素不得不提。4000多年前,這裡氣候暖濕,水源充足,沼澤湖泊很多,大山上長滿落葉闊葉林;此後,北方氣候雖然偶有轉暖現象,但整體乾旱趨勢非常顯著,降雨量減小,蒸發量增大,植被減少,樹種數量變少,一些森林草原成為乾旱草原,河西走廊生態環境隨之發生巨大變化,生態加劇惡化,沙塵暴等自然災害頻繁發生。
對此,地方史志多有記載,如:“(西漢)始元元年(西元前86年)四月壬寅晨,張掖大風從西北起,天氣赤黃,夜雨,落地為黃土”;“(西晉)永康元年(300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夜,張掖大風由西北向東南猛刮,折木,飛砂走石,次日方息”;“(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七月,張掖、東樂、山丹等地大風,晝晦。五色如電,三、四小時後,雞早鳴”。這些災害反過來加速了河西走廊的生態惡化。
不合理的、掠奪式的生活生産方式是最關鍵因素。一方面,安史之亂後,吐蕃、西夏、回鶻等遊牧民族先後進入黑河流域,並將居延河流域上游土地轉化為牧場,而水利設施得不到修建與恢復,下游自然難以得到水源,原來的屯田區域變得蕭條,沙漠化加劇,河西走廊成為了“旱海不毛之地”,一些植被由於缺水與沙塵暴死亡,區域生態惡化。
另一方面,從西元前121年開始,中原王朝政府就開啟了河西走廊開發模式,修築軍事防禦設施,同時為戍邊採取了移民實邊與屯田政策,大量中原或者江南等地的移民自發或者被政府安排到來,修建水利,濫伐森林,將草原轉化為耕地,擴大土地,廣種薄收,導致河流乾枯,原始綠洲面積減小,草原沙化,植被減少,生態系統遭到毀滅性打擊。
這樣的背景下,黑水國徹底消失了,西域的樓蘭古國消失了,高昌古國消失了,留下一個個無奈的文明之殤。
黑水國的消亡,昭示了生態文明的重要性。歷史上,人類為了自身利益與所謂的“發展”,總是將大自然當作資源庫,無限制加以索取,不加節制,不擇手段,不計成本,不慮後果,結果往往付出慘重代價。人類應該對大自然保持必要的尊重,心懷敬畏,遵守基本的科學規律,而不可把自己看得無所不能,否則將自食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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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竇開龍,男,漢族,甘肅古浪人,蘭州大學民族學博士,陜西師範大學地理學博士後,四川大學經濟學博士後,現為新疆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研究員。主持完成及在研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3項,出版《絲路旅遊發展模式研究》(三卷本)、《甘肅文化旅遊開發論》《民族地區旅遊發展研究》等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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