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關內外，故人不絕

“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唐朝詩人王維《送元二使安西》中這一膾炙人口、家喻戶曉的詩句千百年來留給我們太多的遐想與釋讀，讓陽關這個邊陲官驛被世人所知。那麼詩句中的“陽關”到底在哪？它在歷史上究竟有著怎樣的地位和作用？

陽關就如絲綢之路上的一扇大門，它是中原經敦煌郡前往西域並與西方世界交往交流的重要關隘，門內門外絡繹不絕的人來人往使得絲綢之路多元文化交流得以實現。

“陽關”名稱的由來

關於陽關的得名，傳世史籍與敦煌文獻皆有記載，一般認為陽關因在玉門關之南，故曰陽關。另外一説，稱楊姓官員追逃亡罪犯出此關，因名陽關。實際上它是因移民村落而命名的關塞。

西漢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年）將玉門關西移至敦煌西，位置就在後世陽關一帶，並將這一塞城改稱為玉門關，作為一個軍事和出使共用的關隘。

漢武帝後元年間（前88年—前87年）又將玉門關北遷到今敦煌西北小方盤城，而玉門故關改稱陽關。

我們認為，陽關的得名極有可能與所在地的移民有關。從西漢元狩二年起，就有一批來自南陽、潁川郡的移民遷徙到這裡，建立村落，因此其中就有一批來自潁川郡陽翟陽關聚的移民，以陽關聚命名新的關隘。

另外，也有一種可能，他們是根據成皋的玉門和陽翟的陽關的地理位置來命名敦煌西部的陽關和玉門關。陽關與玉門關分置之後，凡是與軍事相關的事務都經由玉門關進出，陽關負責與西域地區通使和商業貿易往來。

溝通西域的要地

西漢的敦煌是經營西域的基地，也是與西域諸國商業貿易的都會。敦煌郡陽關在西漢經營西域的過程中、在與西方世界交流的過程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敦煌郡的設置和陽關的設置與經營西域間存在著緊密聯繫。

西漢時期的敦煌郡是西域諸國客使進入漢地的首站。西域諸國客使一般經由陽關入塞，進入敦煌郡後，西漢政府或敦煌郡境內諸置（置：古代傳遞文書的驛站）會派專人護送往東行進；待從長安返回西域時，敦煌郡諸置還須派人將他們護送回國。

陽關實際上是出敦煌往西域的必經之關隘，《漢書·西域傳》記載西域諸國的里程時，都要記載本國到陽關的距離，説明西域諸國之人行經陽關前往西漢長安，敦煌陽關是他們必須經過的關隘。陽關置關都尉，關都尉負責關隘的守護和檢查過往行商使者，還負責護送外國使者和行商。

物資轉運的樞紐

陽關是西漢經營西域的物資存儲與轉運的必經之地，位於西漢敦煌郡西行交通的西端，陽關附近的龍勒置是進入敦煌的第一個驛站。

敦煌郡的九個驛站，東起淵泉置，西行經冥安、廣至、魚澤、魚離、懸泉、遮要、敦煌，最西到達位於陽關附近的龍勒置。西出陽關之後，行經白龍堆道，經過文候障，往西到達樓蘭附近的伊循，大概需要三十天時間。

西漢經敦煌運送到西域的各種軍備物資以及屯田軍隊士兵、官員和家屬，都是經過龍勒置出陽關前往西域地區的。

西域諸國客使向西漢政府貢獻的名馬、橐駝等物種，酒麴等特産也是經由陽關到達敦煌，然後前往長安等地的。

同時西域商團攜帶著大量的商品物資赴敦煌、長安進行貿易；西漢在西域的行政管理機構西域都護與西漢中央政府間資訊溝通，皆是經由陽關往來的。

西漢先進的鐵器和冶煉技術、醫藥和醫學技術、絲綢和紡織技術、紙張和造紙技術等也是經由陽關沿著絲綢之路向西傳播的。

可見，敦煌在漢代發展成為華戎交融的都會城市，陽關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文化交流的大門

陽關是西漢經營西域迎送接待往來使者的關口，是西漢與西域通使和親的關隘。細君公主、解憂公主經由敦煌前往烏孫，當時陽關和玉門關還沒有分置。

甘露三年（前51年）細君公主返回西漢長安行經敦煌郡，根據敦煌懸泉漢簡的記載，西漢迎接解憂公主是經由龍勒置驛站進行，用傳馬送解憂公主等人經過，就是説公主是經陽關入塞，而不是經玉門關進入西漢的。

因此陽關設置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加強同西域諸國通使的需要，也可佐證陽關是中原與西域交往交流交融的關隘。

西出陽關有故人

唐代高僧玄奘從天竺取經歸來，東進陽關返回長安，邊塞詩人岑參與天寶年間兩次赴西北邊塞安西都護府和北庭都護府任職，也屢經陽關，更留下“陽關萬里夢，知處杜陵田”的千年佳句。

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陽關漸趨蕭條，昔日繁華的邊關，終至頹毀。

曾經，作為絲綢之路通往西域的重要關口，陽關長期發揮著極為重要的橋梁和紐帶作用，迎送往來的使者，保護過路的商旅，見證了東西文化交流的輝煌歷史。

今天的陽關，不再是王維筆下“西出陽關無故人”的荒涼之地，已然成為見證古代絲綢之路輝煌的重要遺跡，它代表著一個文化符號，是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産。

陽關遺址以及陽關博物館等形成了新的組合，迎接來自世界各地的參觀者，繼續向世人展示著它昔日的輝煌。

作者簡介：

鄭炳林，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所長、蘭州大學萃英學者一級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甘肅省歷史學會名譽會長。在《歷史研究》《世界宗教研究》《中國史研究》《文史》《中華文史論叢》等期刊發表論文230余篇，出版著作20余部。主持完成科技部國家文化支撐項目和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重點項目和教育部重大攻關基金項目及國際交流基金項目20余項。主編《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敦煌學博士文庫》《敦煌學研究文庫》《西北歷史文化研究文庫》《敦煌往事叢書》《絲綢之路石窟佛教藝術文庫》《當代敦煌學者自選集》《法國漢學精粹叢書》《敦煌講座》《敦煌吐蕃文獻叢書》等十余種系列叢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