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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典籍在海外 |《詩經》:溫柔敦厚 以文化人

發佈時間:2023-01-19 09:24:29 | 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 作者:宮澤西 何明星 | 責任編輯:蘇向東

  馬若瑟著《漢語札記》

  孫璋譯拉丁語《孔夫子的〈詩經〉》

  呂克特譯德語《詩經》

  杜善牧譯西班牙語《詩經》

孔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在中國,《詩經》在古代文學發展和文化演進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在海外,《詩經》早在西元前便已傳至周邊國家,是能與《荷馬史詩》比肩的中國文學作品。《詩經》被一代又一代讀者反覆吟誦,具有突出的審美價值,同時也為海外讀者打開了了解中國文化的窗口。蘇聯漢學家費德林就曾高度評價《詩經》,説“它是中國古代的一部獨具一格的百科全書”。

考察《詩經》在世界範圍內的傳播可以發現,這部中國經典因其以情感人、寓教于樂的審美教育功能,産生了跨國界的影響力,傳遞出“溫柔敦厚”“以文化人”的中華文化特質。

在儒家文化圈的傳播

《詩經》的海外傳播是從東亞和東南亞地區開始的。由於歷史上同處儒家文化圈,受漢字和儒家文化影響較深的日本、朝鮮、越南等國,不僅引進、研讀《詩經》的漢字原本,還邀請中國經學家赴本國講學,學習儒家文化。

漢武帝時期,《詩經》隨“五經”一同傳入越南。李朝時期(1009年-1225年),越南效倣中國實行科舉制度,《詩經》開始成為越南應試考生的參考書目。後黎朝(1428年-1527年)時期,越南進一步借鑒中國科舉經驗,完善本國科舉制度,彼時《詩經》已是越南科舉“論經義”科目中的必考內容。1924年,越南詩人傘沱(本名阮克孝)等人翻譯的越南語《詩經》由河內的嚴鹹出版社出版,是現存較早且較為完整的越譯本。

魏晉南北朝時期,《詩經》隨“五經”一同傳入朝鮮半島。朝鮮三國時代(西元前57年-西元668年),百濟國曾主動請梁武帝蕭衍派遣學者至當地講授《詩經》。新羅國則效倣中國科舉制度,設置了“讀書三品科制度”,其中選考“五經”等科目的考生被稱為“特品”。朝鮮王朝思想家、詩人許穆在其著作《詩説》中寫道,“故論《詩》,本之性情,達之聲音。先王有以厚人倫、重禮儀,使讀之者感發其良心,懲創其逸志”,是對中國古代儒家“詩教”理論的繼承和延續。20世紀下半葉,南韓漢學家李家源的韓語譯本不斷再版,受到朝鮮半島讀者及學者的關注。

《詩經》傳至朝鮮半島後,百濟國陸續派遣學者赴日講經,其影響也擴展至日本。唐代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繁榮期,彼時日本不僅派遣留學生赴長安學習,同時還邀請唐朝儒生赴日本講學。奈良時代(710年-794年),《詩經》已被譯為日語,收錄于日本現存最古老的漢詩選集《懷風藻》中。平安時代(794年-1185年),日本歌人紀貫之在首部敕撰和歌集《古今和歌集》中使用漢字作“真名序”,在文中提出“和歌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借鑒模倣了《毛詩》大序中的“詩有六義”理論,從中可見《詩經》對於日本和歌産生的深遠影響。

如今,堪稱經典的日譯本《詩經》共有兩部:一部是由專研中國古典文學的日本學者目加田誠于1943年完成,後於1991年由講談社修訂再版的《詩經》;另一部是由日本漢學家高田真治于1966年完成,由集英社出版的《漢詩大系:詩經》。

在歐美文化圈的傳播

《詩經》在歐美文化圈的傳播與耶穌會士密不可分。18世紀伊始,西方各主要國家的耶穌會士來華傳教。他們認為,將基督教教義與儒家思想進行本土化“嫁接”,有利於傳教,因此把研讀《詩經》當作了解中國文化與儒家思想的重要途徑。儘管耶穌會士研讀《詩經》的目的並不純粹,但卻在客觀上開啟了中國典籍在西方的傳播之路。

《詩經》最早由法國耶穌會士馬若瑟于1728年引入歐美文化圈。馬若瑟翻譯了《詩經》中的8首作品,散見於其使用拉丁語撰寫的漢語語法著作《漢語札記》中。1830年,使用歐洲語言翻譯的首部《詩經》全譯本——《孔夫子的〈詩經〉》問世,該譯本是由法國耶穌會士孫璋翻譯的拉丁語譯本。基於這個譯本,德國東方學家弗裏德里希·呂克特于1833年將《詩經》翻譯為德語。

1871年,英國漢學家理雅各完成了時至今日仍然頗受歐美文化圈讀者盛讚的《詩經》英譯本。理雅各英譯本在翻譯《詩經》的基礎上增添了大量譯者評注,並在附錄部分設置了漢英詞彙對照表,拉近了歐美讀者與中國文化的距離。1896年,與理雅各英譯本比肩的法譯本《詩經》由法國耶穌會士顧賽芬完成。顧賽芬在為讀者展示《詩經》中文原文的同時,使用法語和拉丁語雙語對《詩經》進行了全篇翻譯,因此該譯本名為《詩經:中文、法語、拉丁語三語對照》。從18世紀開始,《詩經》逐步走進德語、英語、法語世界。

西方漢學界對《詩經》的譯介始終沒有停下腳步,各語種譯本不斷推陳出新。1984年,《詩經》的首部西班牙語全譯本由馬德里國家出版社出版,譯者為西班牙漢學家杜善牧。

20世紀伊始,歐美文化圈學者基於前人譯介成果,將《詩經》視為漢學的重要研究對象,建立了《詩經》研究的兩大主要範式。其一是法國漢學家葛蘭言確立的,他1919年出版的《中國古代的祭禮與歌謠》,以《詩經》中的《國風》篇為核心,採用民族學的研究方法,探討了古代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中國節氣及中國習俗。其二是由瑞典漢學家高本漢確立的,他1950年出版的英譯本《詩經》採用比較語言學的研究方法,運用金石學相關知識,通過比照中國古代銅器、石碑、甲骨所記載的古文字,研究《詩經》中出現的古代漢語音韻。

彰顯中國智慧

縱觀《詩經》的國際傳播歷程,漢字文化圈各國引進並研讀《詩經》的目的,在於學習借鑒中國的儒家思想與文化;歐美文化圈各國則通過譯介與闡釋《詩經》,了解中國綿延千載的儒家文化,進而探尋中西文明之間的異同。世界各國在傳播《詩經》過程中,無一例外將體悟《詩經》所傳達的儒家思想與價值觀置於首位。

《禮記·經解》中説:“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其中展現的正是孔子“以詩化民”的詩教觀。同時,“溫柔敦厚”也象徵著中國傳統價值觀中“以和為貴”的處世哲學,彰顯著“中和之美”與“中庸之道”。

學者王一川認為,“從‘詩教’的提出和目的,還應當看到中國古代對文化軟實力的認識。有關社會和睦、忠信、孝悌等倫理訓誡,不宜直接以強制方式或生硬方式去實施,而需要借助以詩歌為代表的藝術的魅力感染方式來委婉地傳達,也就是在‘溫柔敦厚’中達到倫理勸誡的效果。”從這一點上説,《詩經》能夠跨越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間的隔閡,原因正在於它溫柔敦厚的特質和儒家塑造完滿人性的智慧。

(作者宮澤西係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生,何明星系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中國文化走出去效果評估中心執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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