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立勳：以中國智慧破解“審美之謎”

　　學人小傳

彭立勳，1937年生，湖北谷城人。美學家。1960年畢業于華中師範大學中文系，留校任教，曾任中文系副主任，文學研究所副所長、教授。1987年由國家教委選派至英國康橋大學做高級訪問學者。1988年調往深圳，任深圳市社會科學院首任院長，深圳市社會科學聯合會首屆主席、研究員，華中師範大學兼職教授、博士生導師。著有《美的欣賞》《美感心理研究》《審美經驗論》《審美學現代建構論》《西方美學名著引論》《趣味與理性：西方近代兩大美學思潮》《美學的現代思考》《中西美學範式與轉型》等。

2006年，在《西方美學史》定稿會上彭立勳與美學家汝信（左）合影。 圖片由作者提供

 【求索】

2022年秋天，對於85歲的彭立勳先生來説，無疑是一個學術豐收的季節——四卷本《彭立勳美學文集》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為這套新書，91歲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美學家汝信先生寫下賀詞：“彭立勳教授是我國著名美學家，他長期在美學諸多重要領域內從事深入的研究，通過辛勤的耕耘勞動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得到學術界的高度評價。”

彭立勳60多年的辛勤耕耘，既獲得了豐收，也在中國美學史上留下了自己堅實的足跡。

尋求審美心理研究新突破

1960年，彭立勳從華中師範大學畢業，留在母校的中文系從事文藝理論教學和研究工作，由此開始了他的學術跋涉。

在濃厚興趣的驅動下，彭立勳系統閱讀了中國古代和西方有代表性的文藝理論和美學著作，同時也十分關注我國當代的文藝理論研究。留校後的幾年，他為了寫好講課稿，對中外多本文學理論教材作了認真研究和詳細比較，取各家所長，再融合自己的研究心得和看法，盡可能地對各種理論問題做出全面合理的解釋。比如，關於文學的性質和特徵，各種教材和著作有不同的論述，彭立勳經過比較綜合，從認識性、情感性、形象性、感染性、語言性多個方面加以闡述。這種兼收眾長、益以新創的治學理念在他的學術生涯中幾乎從未間斷過。

改革開放後，一股“美學熱”悄然而起，這喚起了彭立勳對美學的興趣。1980年，彭立勳滿懷“探究美究竟為何物”的熱情，參加了在昆明舉行的第一次全國美學大會，並在大會上就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問題作了發言。從此，他由文藝理論轉向美學研究。同年10月，他在北京師範大學參加了由美學家馬奇主持的全國高校美學教師進修班，朱光潛、王朝聞、蔡儀、宗白華等美學家都親自授課。在此期間，彭立勳瀏覽了各派美學家的代表著作。他認為，各派學者圍繞美的本質問題提出的主張各有優長，也各有不足，沿著舊的研究思路很難獲得突破。

長期以來，我國美學界對審美活動和審美經驗的研究嚴重不足，有人甚至將這種研究看成唯心主義。彭立勳認為，美固然具有客觀性，但卻不能脫離人的審美活動而存在，因為只有通過人的審美活動，客觀對象才對人顯現出美的價值。他敏感地注意到，現代西方美學早已將美學研究重點從美的本質轉向審美經驗和藝術研究，並且産生了許多具有創造性的新成果，中國美學必須迎頭趕上。經過思考，他決定將審美心理和審美經驗的研究作為主攻方向，尋求在探索人的審美心理奧秘上取得突破。

審美心理學在西方美學中有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成果，在現代西方美學中更成為一種顯學。古希臘哲學家、美學家柏拉圖最早研究了審美觀照和藝術創造過程中的心理活動，認為它是“驚喜不能自製”“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的狀態，這種近似神秘、難於捉摸的特殊心理現象被視作“審美之謎”。從英國經驗派美學的審美感官説、康得的審美判斷説、克羅齊審美直覺説到現代西方各種審美心理學説，都在尋求對於“審美之謎”的解釋。彭立勳認真審視了西方審美心理研究的成果，認為它們在許多具體問題的研究和學術資料的積累上雖有可資借鑒之處，但卻明顯存在研究的主觀性和片面性，不能科學全面地闡明審美心理活動的規律。要科學地揭示“審美之謎”，闡明審美心理的性質和規律，必須突破舊的研究範式，在觀點和方法上進行創新。

1985年，彭立勳的《美感心理研究》正式出版。這部著作以辯證唯物主義能動的反映論為哲學基礎，充分吸收現代心理學研究的科學成果，將美學和心理學、認識論、文藝學、社會學等多種學科結合起來，對美感心理的性質、特點、要素、結構、形態等作了全面、系統的研究和論述，對美感的心理結構、功能特性以及美感發生的心理機制等作了新的探索。著名美學家蔣孔陽稱之為新時期審美心理研究的開拓性著作之一。

《美感心理研究》突破了哲學認識論在闡釋美感方面的局限，並進一步深化了審美經驗的心理學的科學思考，實現了美感研究中認識論和心理學的結合。它克服了對審美心理的直覺性、情感性、非功利性等片面化理解，以“美感心理有機整體論”作為出發點，強調審美心理中直覺和理性、情感和認識、愉悅和功利的有機統一，對美感中的感知、聯想、想像、情感和形象思維等各種心理構成要素的作用、特點、表現形態及其相互聯繫，都緊密聯繫審美欣賞和藝術創造的實際作了細緻深入的分析和論述，揭示了美感心理的豐富內容和複雜過程。

書中在肯定美感是對美的反映和反應的同時，也強調審美主體的能動性，指出美感不是審美主體對審美客體的簡單眼映，而是主體與客體相互作用的能動過程，審美客體對主體的作用需要通過主體審美觀念的折射才能形成美感心理效應，人的審美觀念不同，面對同一審美對象會産生不同的審美體驗。

該書還從審美心理形態的角度闡述了崇高、優美、悲劇、喜劇四大美學範疇，分析了各自的美感心理特點。如認為悲劇對象的特點是富有價值卻遭到毀滅，這種苦難和不幸引起悲痛和恐懼之感，但卻能使人們直感到歷史的必然，悲劇人物的正義行為又使人得到激勵和振奮，因而能使痛感轉化為審美的快感。喜劇對象的特點是已失去其存在根據和價值卻要堅持其存在，這種矛盾一旦揭穿，便使人産生滑稽可笑之感，人們在否定醜中肯定了美的優越，在笑聲中提高了精神境界，因而産生審美的快感。這些富有新意的觀點對“悲劇之謎”和“喜劇之謎”做出了新的解釋，令人耳目一新。此書出版後即被送去參加北京書展，讀者反響異常熱烈，書供不應求，接連再版，還獲得了1986年全國優秀暢銷書獎。

構建獨創的審美經驗理論體系

正當彭立勳需要獲取新的思想和理論資源，深化審美經驗研究的時候，他接到了國家教委派他去國外進行學術訪問的通知。1987年彭立勳以高級訪問學者身份到英國康橋大學進行研究工作。他除了參加相關的學術研討活動，每天主要就是在英文書籍收藏極為豐富的大學圖書館中查閱圖書資料，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閱讀並收集了大量國外研究審美經驗的著作和文章，對當代西方美學在審美經驗研究方面的新進展、新理論，做一些全面的、綜合的研究。1988年從英國回來後，他很快以新的學術視野完成了25萬字的《審美經驗論》。

在這本新著中，他更加注重新方法論的運用，更加注重審美經驗的複雜性和特殊性的分析，也更加注重對審美心理特殊結構方式的研究。書中運用系統科學方法論，將全部審美心理活動作為一個特殊的系統，具體分析了審美心理的整體性、層次性和動態性，論述了審美認識結構方式和審美情感結構方式，並以心理結構特殊方式為基礎分析了美感發生的特殊心理機制，建構了獨創性的審美經驗理論體系。蔡儀先生稱《審美經驗論》“是近年見到的美學書籍中有重要意義的力作”。汝信先生認為《審美經驗論》“提出了自己的審美經驗理論體系，富有獨創性，對有關審美活動的一系列重要美學問題的分析和解釋都頗有新意，突破了前人研究的水準”。

《審美經驗論》強調要從系統整體性上去認識和把握審美經驗的性質和特點，認為審美心理的整體特性不是決定於組成它的個別要素或各個要素相加的總和，而是決定於各種構成要素互相聯繫、互相作用形成的特殊心理結構方式，這是揭示審美心理奧秘的關鍵。審美認識活動包括感知、表像、聯想、想像、理解等，而以形象思維為中心；審美情感活動包括情緒、情感、激情、心境、意向等，而以愉快感動為特點，兩者在不同層次上以特殊結構方式互相聯繫，表現為多種多樣的活動形式。審美愉快是審美認識和審美情感的特殊結構方式及其相作用所形成的整體效應；審美中各種特殊心理現象也都要從其特殊心理結構方式加以説明。比如移情現象，“有情芍藥含春淚”，審美中自然對象具有了人的情感，書中認為這是情感和聯想以特殊結構方式所形成的“內心情感聯想”。

在書中，彭立勳也從微觀上對美感或審美經驗産生的特殊心理機制和仲介因素做了新的探索，提出審美經驗的發生是以主體審美認識結構為仲介的新觀點。他認為主體在審美實踐和認識中通過形象思維而形成的形象觀念或意象，是審美認識的基本形式。而由形象觀念發展所建構的“美的觀念”，便形成主體的審美認識結構。從客體的美的對象的作用到主體的審美經驗的發生，不是簡單的、直接的反映或反應，而是要以主體已形成的審美認識結構——美的觀念作為仲介。如果審美對象和審美主體的美的觀念恰相符合，“一見傾心”，便會不經思索瞬間直接感覺美，並且立刻不自覺地感到愉快。美感的這種直覺特點和愉悅特點，通過美的觀念的仲介作用説，可以從心理髮生機制上得到較合理的闡明。

中華美學學會會長、深圳大學特聘教授高建平説：“彭立勳先生在審美心理學研究上有重要的開拓，他出版于上世紀80年代的著作，開一代新風。”《美感心理研究》和《審美經驗論》這兩部著作代表了新時期審美心理學研究的學術水準，開拓了審美經驗研究的新範式，推動了我國美學向審美主體研究的縱深發展。

倡導建設中國特色現代審美學

在多年進行審美經驗研究的基礎上，彭立勳一直在思考審美學的學科建設問題。他倡導建設中國特色現代審美學，努力推動審美經驗研究的學科化、時代化、中國化。2014年他出版了專著《審美學現代建構論》，對審美學的學科定位和研究範圍、體系建構和方法創新以及中西資源整合等做了進一步深化研究，較為系統地提出了建設中國特色現代審美學的思路。

在《審美學現代建構論》中，彭立勳提出將審美學作為一門相對獨立的綜合性交叉學科，拓展審美經驗研究範圍，形成包括審美哲學、審美心理學、審美藝術學、審美社會學、審美文化學等在內的學科群；運用多學科理論及方法全面研究審美經驗問題，既要重視審美經驗的心理學研究，也要重視審美經驗的哲學和社會歷史觀點研究。由於審美經驗與人類社會歷史實踐有著緊密的關係，因此審美經驗不僅是一種心理現象，更是一種社會現象，和社會歷史條件及其發展變化具有緊密的聯繫。將審美經驗的心理學研究和社會歷史研究結合起來更能從整體上歷史地把握研究對象。

彭立勳認為，建設中國特色現代審美學，首先要解決對中國優秀的傳統審美學思想的繼承和創新問題，努力推動傳統美學的創造性轉化。他對中國傳統美學思想進行了新的審視，認為中國優秀傳統美學集中表現著中華民族的審美觀和審美追求，蘊藏著中華民族基本的文化基因和審美基因，是中國智慧的結晶。傳統美學中對審美心理的全面闡明和精微描述是構建中國特色現代審美學的最豐富的思想資源。彭立勳在《美感心理研究》和《審美經驗論》中充分吸收和創造性地運用了傳統美學中的審美心理思想。如在論述審美認識的特點時，就採用中國古典美學中的“思與境偕”“可解不可解之會”“寓理于情”三種觀點論述和話語表達來概括和審美認識和形象觀念的特點，既深刻又貼切。

彭立勳認為，推動傳統美學創造性轉化，需要探求中華美學精神的深刻內涵和民族特點。在《中華美學精神與傳統美學的創造性轉化》一文中，彭立勳指出，築基於“天人合一”哲學思想與“樂從和”藝術傳統的中國古代美學，形成了以“和”為美的審美觀念，視人與自然、人與人和人自身的和諧統一為最高審美理想，成為中華美學精神的核心和突出特點。他在中國傳統美學豐富的內涵中精煉出四個鮮明的民族特色：一是重視主客、心物、情景感應交融的審美關係建構；二是致力思境、情理、形神融合一體的審美意境創造；三是強調文質、文道、情採互相結合的審美判斷標準；四是追求真善美統一、審美與教化結合的審美價值取向。

彭立勳認為中國傳統美學的創造性轉化需要做到對中國傳統美學思想的學習和繼承，且更重要的是對其進行創新和發展。既要重視對於美學原典的認真解讀和美學思想歷史內涵的準確把握；更要能立足當代實際，以新時代的眼光意識和新的學術視野，對傳統美學思想進行科學辨析和創造性闡釋，這樣才能充分揭示其當代價值和時代內涵，使其“活化”並與當代審美觀念和藝術實踐相結合，形成中國特色現代審美學的新的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

彭立勳指出，建設中國特色現代審美學還需要解決對西方美學的批判借鑒問題，推動中西美學在互補融通中進行理論的開拓和創新。他在文化視域下對中西審美學思想各自內涵和特點進行了深入的認識和比較研究，深入分析了中西審美學學説和理論體系的聯繫和差異，為中西美學互鑒互融提供學術支撐。

彭立勳認為中西美學在理論形態、基本範疇和話語表達方式上存在明顯差異，最根本的差別是思維方式的不同。西方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注重分析，著眼於事物的各個部分及孤立存在；中國的辯證思維方式，注重綜合，著眼於事物整體及普遍聯繫。表現在審美經驗研究上，中西美學對於主體與客體、情感與認識、直覺與理性、審美與功利等關係的認識存在很大差異。

他認為，自現代以來，前輩學者在“以西方美學之花接中國美學之木”上，提供了許多好的經驗和重要成果，既能準確把握中西美學融通之點，又能充分展示各自特色。但中國現代審美學建設在民族化、本土化及創造新的美學理論方面仍然不盡如人意，存在著許多問題需要解決。彭立勳認為要成功實現中西美學融合，需要做好兩個跨越。一個跨越是對中國傳統美學的創造性轉化，按照時代特點和要求，賦予傳統美學思想新的時代內涵，並對其進行補充、拓展、完善，凸顯其當代價值和意義。另一個跨越，是打通中西美學在文化體系、理論體系、話語體系上的間隔，通過平等對話達到相互融通，實現中西美學互識、互鑒、互補。通過這兩大跨越，去開闢中國特色美學的創造和創新之路，這是當代中國美學學者的歷史責任。

開拓西方美學史研究新思路

關於西方美學史學科建設問題，彭立勳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早期學科建設上大多數著作還停留在對美學家或美學流派思想及著作論點的評價上，這種書寫範式呈現的是對美學史料的編纂和描述，在歷史與理論、史料與思想的結合與統一上表現出明顯的不足。有的著作常常是以偏概全、主觀臆斷，未對歷史事實和文獻資料進行全面、實事求是的分析。基於這些問題的反思，彭立勳在發表于《哲學研究》上的《西方美學史學科建設的若干問題》等論文中，提出了研究西方美學史新的思路：史與論相結合，注重從範式與轉型中把握美學思想發展和變化的歷史規律。他提醒研究者必須從歷史實際出發，充分注意西方美學發展的複雜過程和複雜現象，注意到西方美學發展由於範式轉型而形成的重大轉折和階段性。他建議用分段研究的方法動態分析階段性特徵，既要能看到各個時期和階段美學思想發展的繼承性和連續性，更要看到各個時期和階段美學思想的創新性和獨特性。

從2000年開始，彭立勳參加了汝信擔任主編的四卷本《西方美學史》的組織和編撰工作，他除了擔任全書副主編外，還是該書第二卷“文藝復興至啟蒙運動美學”的主要撰稿人。《西方美學史》是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自啟動、破題、研究、撰寫、討論、修改到出版，至2008年四卷本全部出齊，前後共歷時8載。其間，由汝信先生主持，先後召開了五次編撰研討會和定稿會，彭立勳協助組織會議，並在會議上對西方美學史編寫的思路和各卷的結構以及部分書稿的修改問題談了一些看法，得到採納。這套西方美學史凝聚了數十位不同學派的國內知名美學專家的心血和智慧，在觀點、資料、論述、闡釋、體例、方法等方面都有許多突破和創新，出版後獲得學術界的廣泛好評，被專家稱為“達到了西方美學通史研究在當代中國的最前沿水準”。

在編撰西方美學史的基礎上，彭立勳繼續對西方近代兩大美學流派開展深入的專題研究。他非常重視研究資料的準備工作，早在康橋大學做學術訪問時，他已收集了許多相關的英文原著和研究資料，但他仍不滿足。從2006年到2009年，彭先生多次往返于香港大學圖書館和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查閱英文原著和資料。經過三年努力，45萬多字的書稿《趣味與理性：西方近代兩大美學思潮》終於在2009年完成。

該書系統而深入地研究了英國經驗主義美學與大陸理性主義美學的發展過程和代表人物的美學思想，將兩大美學派別和思潮置於近代西方社會、思想、文化發生巨變的大背景下，以宏觀視野，從西方近代哲學思想向認識論轉型的高度，來把握近代兩大美學思潮形成的根源和實質。書中對兩大美學派別和思潮的主要分歧、基本特點和不同理論體系等進行了開拓性研究，指出經驗主義美學從經驗出發，強調美、審美和藝術的經驗基礎和感性性質，提出了美在對象的形式特徵、美是快感、美感是內在感官和趣味的能力、藝術需要想像和情感等觀點和學説；理性主義美學從理性出發，強調美、審美和藝術的觀念來源和理性性質，提出了美在“前定和諧”、美是完善、美感是低級的認識能力，藝術需要理性和規則等觀點和學説。兩大美學思潮既互相區別和對立，又互相聯繫和影響，最終在德國古典美學中達到統一，推動了近代西方美學發展。汝信為該書作序，認為“這部專著填補了我國西方美學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空白”“大大超越了我國學術界過去對這一時期西方美學的研究水準，這確實是難能可貴的富有創見的學術成果”。

高建平認為，彭立勳先生“是一位具有國際視野的學者”，在開展國際美學學術交流中先走一步。彭立勳在康橋大學進行學術訪問期間已經和國際美學界建立聯繫，來到深圳後他利用特區作為對外開放窗口的有利條件，較多參加了國際美學界的學術會議，這使得他不但有更多機會了解和學習當代國際美學發展動向、吸收新成果，而且也得以在國際上交流自己的研究成果，向世界展示中國特色美學。

彭立勳來到深圳後，在主持社會科學工作和參加文化建設實踐中，發現城市建設和發展中有許多美學問題應該研究，他在國內率先倡導城市美學研究新領域。1992年彭立勳應邀參加在西班牙馬德里舉行的第12屆國際美學學會會議，便向會議提交了他新寫的一篇論文《城市美學的研究對象和範圍》，在專題會議上宣讀後，引起了時任國際美學學會副會長的美國著名環境美學家阿諾德·伯林特教授的關注，並同他進行了學術對話。後來伯林特教授應邀來華講學時又專程到深圳和他進行學術交流，並贈送了自己的環境美學著作。1994年彭立勳應邀參加在加拿大蒙特利爾舉行的第13屆國際經驗美學會議，在會上宣讀了城市環境美學的論文，並被推選為國際經驗美學學會副會長。這篇論文經過擴充以《城市空間環境美與環境藝術的創造》為題在《文藝研究》上發表後，被錢學森發現並將其推薦收入文集《傑出科學家錢學森論城市學與山水城市》。

在長期的學術探索中，彭立勳深深體會到：要堅持走自己的路，選準方向，鍥而不捨，實事求是，努力創新。彭立勳先生的學術人生集中展示了一代傑出學者勤勉治學的精神和不斷超越自我的學術境界。

（作者：任珺，係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藝學專業博士，深圳市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