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揭示的西周王朝經營南國史

如飛如翰，如江如漢——金文揭示的西周王朝經營南國史

【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筆談】

編者按

金文又稱青銅器銘文，是指鑄或刻在青銅器上的文字。商周金文內容豐富，反映了商周王朝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生活等多方面的場景，是研究中國古文字、先秦語言與歷史文化不可或缺的資料。近年來，伴隨商周考古發掘工作的深入開展，許多重要的金文出土，極大地促進了對中國古代文明的研究。本期《語言文字》即將金文與傳世文獻及考古材料相結合，探索西周時代的國家治理與文化奧秘，亦藉以説明金文的珍貴學術價值。

在《詩·大雅·常武》中，“如飛如翰，如江如漢”被用來形容西周王朝軍隊征服南國之勇武。西周時周人所言之“南國”位於王朝領土“南土”之南，大致包括今江蘇、安徽境內之淮河流域，今河南境內淮水以南區域，南陽盆地以南與今湖北北部之漢淮平原。終西週一世，對“南國”區域的經營，一直是西周王朝最重要的政治、軍事與經濟行為，但傳世典籍中有關記載極為稀缺。我們依賴金文並結合考古資料才對這段歷史有了較為深入的了解。

周人早在克商以前即開始經營江漢流域。《毛詩·召南·甘棠》序中講到召公教化于南國的事跡。西周王朝建立之初，漸將漢東與淮水以北大部分區域控制為“南土”，並在邊域上設“侯”。“侯”是西周王朝外服軍事職官，有防衛疆域與開疆拓土的職能。大保玉戈銘文記載了王命令大保(即召公)去省視南國。召公循漢水東行代表王慰問南方的邦君諸侯，宣示王朝對“南土”的統治權。西周早期偏早的伯[圖1]鼎銘文曰：“惟公省徂南國，至於漢，厥至於 。”這裡的“ ”即河南漯河近淮水的胡，王朝在此封有 侯。由南土侯國的位置即可以看出，當時西周王朝“南土”的邊域所在，自西南向東北，較重要的有厲侯(湖北隨州厲山)、曾侯(隨州葉家山一帶)、噩侯(隨州羊子山一帶)、應侯(河南平頂山)、 侯(河南漯河)、蔡侯(河南上蔡)、滕侯(山東滕州)、薛侯(同上)。由以上侯國所在位置連起的南土邊域線至西周晚期亦基本上沒有較大幅度南伸，主要原因當是淮夷的興起對周人南下的鉗制。

2018年，隨州棗樹林第190號墓出土春秋中期偏早的曾公[圖2]镈銘文曰：“王客我于康宮。呼【尹】氏命皇祖建於南土，蔽蔡南門，質應京社，屏于漢東，【南】方無疆，涉徵淮夷，至於繁湯。”皇祖是曾公的先祖，是西周初輔佐文王、武王完成克商大業的南宮適之子或孫輩，“我”在銘文中泛指南宮氏家族。由此文可知，昭王曾命令南宮氏建邦國于南土，其位置要能護衛蔡國與應國，成為拱衛漢東之屏障，並打通前往南方廣闊疆土的通道，要能夠向東涉水(汝水)去征伐淮夷，一直抵達繁湯(今安徽臨泉)。要滿足上述條件的地理位置只能在淮水上游以北，桐柏山脈北端以東。西周王朝應是自此時起，始將南國之淮夷視為重點。並將控制繁陽作為征伐淮夷的一個戰略目標。傳世曾伯[圖3]簠為漢東曾國器，簠銘中曾伯詡其武功，言能驅除淮夷而安治繁陽，從而佔有銅、錫運輸之道的“金道錫行”。曾公[圖2]镈銘文中所雲昭王命南宮氏“涉徵淮夷”也應是為了控制繁陽，打通王朝獲取銅錫的通道。

但繼續讀上舉曾公镈銘可知，昭王在命令南宮氏執行防禦與征伐淮夷使命後不久，又給南宮氏下達了新的任務。镈銘記曰：“昭王南行，豫(預)命于曾，鹹成我事，左右有周。賜之用鉞，用征南方。”“于曾”即“往曾”，“昭王南行”指昭王要南伐荊楚。昭王曾兩次征伐楚，首次在昭王十六年。昭王所以要在南征前，變更先前命南宮氏駐紮淮水上游以北以對抗淮夷的計劃，而命其到今湖北隨州的曾地，並命之為侯，顯然是與南征荊楚的計劃有關。但這一戰略的轉變，很可能是由於淮夷的興起使繁陽所連接的“金道錫行”受阻，昭王希望能改由隨棗走廊南下，另開闢一條通往長江流域礦産資源的道路。近年的考古調查與發掘證實，在長江流域中部今武漢以東與東南，分佈有密集的與青銅冶煉有關的採礦與冶煉遺址。昭王為達到此目的而要伐楚，應該是楚人在此時已威脅到周人南下。

隨州葉家山墓地出土西周早期偏早的荊子鼎銘文記述荊子作為“多邦伯”的一員在舉行盛大祭典時，兩次受到王的賞賜。荊子可能是先後奉事成王、康王的熊繹，居荊山，自稱“荊子”。1980年陜西扶風出土的生史簋銘文記曰：“召伯令生史，使于楚，伯賜賓。”“伯賜賓”指召伯將楚君贈送使節之禮物賜給生史。由這些器銘可見，在成康之時楚人與周人曾和諧相處。但至昭王時，竟要南征楚人，這顯然是由於楚的勢力鉗制了周人南下。靜方鼎銘文記錄昭王在成周令靜曰：“俾汝司在曾、噩師。”這是昭王在十六年親徵以前安排王朝卿士治理駐屯於今隨州曾、噩兩國的王朝軍隊。但昭王十九年二次南征時，涉漢水時出意外，《史記·周本紀》寫道：“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西周王朝打通隨棗走廊直接攫取長江中游資源的戰略設想亦因南征荊楚失利而放棄。不僅如此，周初在今漢東一帶的封國、布設的軍事駐屯地均發生變動。位於隨州葉家山的曾國墓地下限只到昭王時，西周中、晚期姬姓曾國的蹤跡迄今尚待探尋。

金文材料證實，自昭王時即已循淮水西上，阻斷“金道錫行”的淮夷，在穆王時更直接威脅到成周。穆王早期的錄卣、錄尊銘文記述：“王令曰：淮夷敢伐內國，汝其以成周師氏戍于古[圖4]”，現藏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館的[圖5]甗銘文曰：“師雍父戍在古[圖4]，[圖5]從，師雍父[圖6]使[圖5]使于 侯。”師雍父派[圖5]到今漯河一帶出使 侯，顯然是為了聯防淮夷的事，由此亦可見，淮夷確是沿著淮水溯流而上逼近成周。1975年陜西扶風莊白出土的[圖7]方鼎銘文記王令[圖7]“率虎臣禦淮戎”。“淮戎”即淮夷。同出[圖7]簋銘文記[圖7]率有司、師氏“搏戎 ”，即搏殺淮夷至上文所言在漯河之 。

從金文資料看，自西周中期偏晚至晚期，西周王朝與淮夷一直處於博弈狀態。淮夷是一個包括若干族群(族邦)的大族團，同一時段有服從王朝統治的族群，也會有與王朝處於戰爭狀態的族群。西周晚期厲王之時，西周王朝與淮夷的矛盾進一步爆發。周厲王自製的 鐘銘文曰：“南國服孳敢陷處我土。”“服孳”是對淮夷的一種鄙稱，淮夷攻陷王國內地，於是厲王發動了王朝對淮夷力度最大的一次征伐，有相當多的西周晚期有銘器記載了這一場戰役。這場戰役的重要戰果是攻入了淮夷中心活動區域，即今江蘇境內，淮水與泗水交匯之洪澤湖地區。上引周厲王 鐘還記載曰：“王敦伐其至，撲伐厥都，服孳乃遣間來逆卲王，南夷、東夷俱見二十又六邦。”“遣間”即派中間人説和，可見淮夷雖遭受重創，但並未潰敗。噩侯馭方鼎銘文記厲王在此次攻伐淮夷回師途中路經邳地(今江蘇睢寧北)，噩侯馭方在此慰問王，與王共行射禮與宴飲。西周早期時噩在隨州，至此時噩侯能在今蘇北之邳地會王，則其必是在昭王南征失利，漢東政治格局變化背景下有東遷之舉。但噩侯馭方恭順西周王朝的時日並不長久。禹鼎銘文記述噩侯馭方又“率南淮夷、東夷廣伐南國、東國，至於歴內”，鼎銘竟驚呼：“嗚呼哀哉！用天降大喪于下國。”禹則奉武公之命以武公戎車與徒馭再次配合王朝西六師、殷八師伐馭方，親擒噩侯馭方。此役雖告捷，但西周王朝的軍事實力經長年與淮夷兵戎相見，特別是厲王對淮夷大規模用兵的過程中被嚴重消耗，加速西周王朝走向末世窮途。

禹鼎銘記厲王令禹伐噩侯馭方要“勿遺壽幼”，但2012年在河南南陽東北的夏餉鋪發現有春秋早期的噩國墓地，亦為前所未知。在第19號墓出土壺銘文言“噩侯作孟姬媵壺”，是噩侯為姬姓女子作陪嫁的銅器。這自然就出現兩種可能，一是姞姓噩侯已滅，此時的噩侯已是姬姓，仍沿襲“噩侯”之稱，屬於改封；二是姞姓噩侯家族仍在，只是遷至南陽，此乃為陪嫁自己女兒出嫁的姬姓女做器。相對而言，前者可能性大，當然何者為是，有待新的發現。

《詩·大雅·崧高》咏周宣王封申伯于謝(今河南南陽東南)，“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往近王舅，南土是保”，即要申伯施其法度統理南國諸邦，並希望申國能成為拱衛南土之屏藩。此申國，在西周時亦稱“南申”，近年來多有“南申”銅器出土。1974年陜西武功出土的駒父盨蓋銘，記駒父慰問“南諸侯”，並且向南淮夷徵取其“服”(布帛，或還有人力)，可見西週末年，武力征服與強迫貢納仍是王朝對淮夷的國策。但終西周之世，王朝亦未能在淮夷區域建立治所。上引曾伯[圖3]簠銘文仍言其曾戰勝淮夷而控制繁陽，以打通“金道錫行”的功績。此足可見，直至春秋淮夷仍與周王朝爭奪對金道錫行與對繁陽的控制。

從西周金文、考古發現及典籍所見，西周王朝對南國的經營重心始終緊扣著對多種資源的攫取，亦與南國族群長期處於對立狀態，這也成為消耗王朝精力加速其覆滅的重要因素。由對金文與考古資料的研究，方使這段重要的西周曆史真相逐漸顯現。

(作者：朱鳳瀚，係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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