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詩與楚辭

學者們大多認為元散曲嘲諷、否定屈原，是元代楚辭學的一大特色。但在元詩中，元人對屈原既有肯定與同情，也有不贊同。

元詩肯定屈原主要是肯定其忠貞愛國的志行與高潔的人格。元詩對屈原忠貞愛國的肯定隨處可見，如王旭《讀〈離騷〉》“姦骨百年塵共朽，忠名千古日月光”，秦衡《題燕穆之楚江秋曉圖》“愧我無才重吊屈，忠魂千古有誰招”，王沂《題屈原漁父圖》則點出了屈原的“眷眷鄉國心”，刻畫了其至死不忘故國的忠貞形象。在肯定屈原的高潔時，元人則多以香草，特別是以蘭入詩，對其進行稱讚。如丁鶴年《畫蘭》：“湘皋風日美，芳草不勝春。欲採紉為佩，慚非楚藎臣。”此外，揭傒斯《蘭》、鄭元祐《題子昂蘭》、張渥《題明雪窗蘭》、馬臻《移蘭》等都表達了這一主題。元詩也對屈原的遭遇表示同情，如袁桷《挽王尚書四首》（其二）：“楚澤痛靈均”，同情之心躍然紙上。這類作品還有盧亙《和閻子濟韻二首》（之一）、柳貫《題離騷九歌圖》、王冕《明上人畫蘭圖》等。元詩對屈原的不贊同主要是反對其“獨醒”、自沉汨羅。反對其“獨醒”的元詩並不少見，如“一尊正候陶徵士，莫學三閭愛獨醒”（《次韻簡蘇昌齡學士仲銘禪師》）。又如謝應芳《和顧仲瑛金粟冢燕集》：“忍饑自作首陽鬼，獨醒誰念湘江累”，許恕《丁酉午日前陳北莊》：“高咏楚辭茅屋底，汨羅誰吊獨醒魂”。反對其自沉汨羅的士人，自古有之，僅漢代就有賈誼、司馬遷、揚雄、班固等人，但元代詩人表現得尤其直接，喊出了“君莫學屈原，空葬江魚腹”（于立《題醉臥圖》）的話語。

元代詩人對屈原志行及人格的肯定，對其遭遇的同情等，大多歷代有之，並無新意。而對屈原“獨醒”、自沉汨羅的反對，雖不是首發，但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心態。在元代，儒生的地位一落千丈，不僅沒有穩定的入仕之路，還被種種不平的措施壓制。元代科舉時廢時行，曾被廢棄長達七十餘年；恢復之後，又分榜取士，即使中舉，也仍然沒有出頭之日。於是，士人們便認為“歸隱山林”或“飲酒自醉”才是生存之道。在這樣的背景下，元代文人在詩中否定屈原“獨醒”、自沉汨羅也就不足為奇了。

元人對屈原的志行雖有不贊同，但對屈原的作品卻十分喜愛推崇。元代理學家吳澄就曾説，孔孟而下，人們樂傳以屈原為首的數十君子之文。在元詩中，也可見元人對屈原作品的喜愛，元人讀《離騷》的情況，隨處可見，如“一燈深夜讀《離騷》”（周霆震《戲筆》），“晉帖臨成思入石，離騷讀罷擬栽蘭”（劉清叟《寄朱約山》），“柴門盡日無人到，讀罷《離騷》更煮茶”（李源道《暮春即事》）。

元代詩人不僅喜愛讀《離騷》，在創作上也有意學騷。元初詩風承宋末，或承繼四靈、江湖詩派，流於浮淺；或繼承江西詩派，調字酌句，爭奇鬥怪。元人認識到這種流弊之後，主張“宗唐復古”，即古體宗漢魏晉，近體宗唐，以期扭轉風氣，這幾乎是學界公認。但除此之外，也有部分元人認為只有自然而然地表達性情，才能進一步破除元詩模擬、浮淺之風，所以主張由漢魏上溯到風騷，繼承風騷中的“性情之真”與“性情之正”。所謂“性情之真”即“性情流出，自然而然”（吳澄《王實翁詩序》），“性情之正”則是“怨而不怒，哀而不傷”。屈原的作品不僅得“性情之真”，也得“性情之正”。如朱熹所言，屈原的作品雖然辭旨“怨懟激發”，然“皆生於繾綣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是一種自然流出，不能自已的真摯情感。屈原的作品也並不是“怨君”，而是寄寓了其“忠君愛國眷戀不忘之意”，在客觀上可以起到“正人心”的作用，合乎儒家“吟咏性情之正”的詩教理想。元人也看到了這一點，如吳澄雖然認為詩“古祖漢，近宗唐”（《胡助詩序》），但其也認為《詩》《騷》“性情流出，自然而然”，所以他也説“言詩，頌、雅、風、騷尚矣”（《詩府驪珠序》）。如虞集認為屈原的《遠遊》得“性情之正”，其言：“《離騷》出於幽憤之極，而《遠遊》一篇，欲超乎日月之上，與泰初以為鄰。”（《胡師遠詩集序》）此外，趙孟頫也曾在《南山樵吟序》中引黃庭堅之言，強調作詩要“本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

這些詩人不僅在詩學理論上主張人們學騷，也進行了創作，皆有騷體詩傳世。如吳澄有《泗濱四章》《楚歌五闕勸潭士歸鄉》《題蘆雁飛鳴宿食圖》《楚語贈歐陽尚古》等，虞集則有《釣雪操》《思魯琴操》《東山操》《題柯博士九疑秋色圖》等，趙孟頫則有《楊堅州治水歌》一篇。即使不著重學騷的詩人，也在客觀上受到楚騷的影響，如胡應麟《詩藪》説揭傒斯“師李，旁參三謝”，但其也有《桂林歌贈胡秀才》《新安許氏蘭秀軒》《所藏遠山圖》《題陳氏松巢圖》等騷體詩。據學者統計，元代詩人創作了將近340首騷體詩，佔元代騷體作品總數的一半以上。

元代騷體詩對屈原作品進行了模倣。首先在體式上，元代騷體詩主要採用《九歌》的體式，也有一些作品用《離騷》體和《橘頌》體，如陳義高的《望鄉歌寄盧疏齋》交錯使用《離騷》體和《九歌》體，句式較為靈活。除了體式上的運用，有的騷體詩直接在序言明是模擬屈原作品之作，如沈貞在《樂神曲並序》中自言：“樂神曲，擬楚詞九歌而作也。”有的作品雖然沒有説明，但直接引用了屈原作品中的字詞、句子。如陸仁《題文海屋洛神圖》一詩，直接引用了《九歌》中的“折芳馨兮遺所思”“目眇眇兮愁予”兩句。黃玠的《浴蘭之歌嘆往事也》，以及于欽的《巢湖中廟迎神歌》《送神歌》等對《九歌》皆有不同程度的引用和化用。

但元詩學騷，最終只是停留在對體式、字句的模倣上，並沒有深入其內在的精神氣質。元代騷體詩往往也慨嘆社會的不公，宣泄人生失意的痛苦，表達壯志難酬的鬱結。如吳澄的《題蘆雁飛鳴宿食圖》，其詩曰：“敗蘆兮蕭蕭，肅肅兮嗷嗷。警夜兮泬寥，為一飽兮辱泥滓以劬勞。鴻冥冥兮九霄，侶大鵬兮逍遙。”蘆雁為求一飽，忍辱劬勞，但卻始終無法“上九霄、侶大鵬”。吳澄以蘆雁喻人，揭示了有元一代文人空有才華卻無法展示的悲哀。但當元代詩人遇到這種不公的時候，卻沒有像屈原那樣對統治者表達怨憤，更沒有直接批判社會的黑暗，也很少在濁世中堅持自己的理想，以“蘇世獨立，橫而不流”的態度對抗世俗，反而想要逃避到山林中，縱情山水、及時行樂。所以元代出現了大量以隱逸內容為主的騷體詩，如袁桷《岳麓圖辭》、王逢《小山招隱辭》、鄭玉《招隱辭》、傅若金《松澗引》、胡炳文《送鄒雲樵歌》等。這些騷體詩大多吟咏山水，描寫隱逸生活的美好，雖然偶爾也能看到作者對社會的不滿和反抗，但都比較溫和，並無批判當時社會黑暗不公，譴責君王忠奸不辨的鋒芒。

胡應麟《詩藪》點評元詩云：“元之失，過於臨模，臨模之中，又失之太淺。”元詩學騷亦是如此。元詩學騷，本意是破除模擬、膚淺的流弊，但最終卻只是沿襲了屈騷的表達方式而失去了其本質和精神。缺少了深厚的文化含蘊和深沉的悲劇意味的元代騷體詩自然深意不足，明人認為其微不足道也有一定道理。

（作者：陳靜，係中共濟南市委黨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