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驛道上尋找西南聯大》楊瀟著上海文藝出版社 |單向空間
西南聯大學子吳大昌近百歲時，在書店讀到馮友蘭的文章《論悲觀》，對其觀點深以為然。而1939年，馮友蘭剛為他寫下這篇文章的時候，他正陷入對人生意義的困惑中，讀後並沒覺得豁然貫通。那時他21歲，一切才剛剛開始。可見，人生道理這東西，參悟以後，似乎便成了廢話，參悟之前，又總是不合時宜，局中人聽不懂，也聽不進去。
那麼，我們該如何面對困擾每一代年輕人的問題：人生的意義到底是什麼？作者楊瀟在新書《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驛道上尋找西南聯大》中給出了方案。
書的封面，英文標題To the Finest School I Know直譯為“去往我所知的最好的學校”。最好的學校，固然指西南聯大，但似乎也包含了作者腳下這條西行之路。雖然有關西南聯大的大眾敘事和學術研究早已汗牛充棟，楊瀟卻轉向了另一維度，去探索西南聯大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他們如何抵達昆明。
這本書很厚實，沉甸甸的，由兩條線編織而成：一條是1938年湘黔滇旅行團從長沙前往昆明；一條是2018年作者楊瀟在這條路上的重走。這條路，既是地理意義的公路，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之路。當我們封閉在孤立的小圈子裏，通過一個個手機APP觀看中國大地時，用雙腳丈量這片廣袤的土地就顯得彌足珍貴，意義非凡。
行走過程中，作者看到了山林與江河，水光與鳥鳴，嘗遍了八十年前學子日記裏記載的和偶然遇見的美食。見聞與史料交織，1938年與2018年頻頻切換，造成了蒙太奇的視覺效果，貧窮與富足，動蕩與和平，精神飽滿與委頓迷茫……畫面疊化，形成對比。八十年前湘黔滇旅行團所經之處，如今已面目全非，沉澱在某個角落的歷史被作者喚醒，作者又在歷史的塵埃裏翻找著鮮為人知的記憶，我們追隨作者所見的“是活生生的世界而非景觀”。
獨行在湘黔滇道上，作者將八十年前學子的回憶及當時在路上留下文字的人們構成自己的社群，而這兩代人又共有著同一個更為古老的社群。作者將李霖燦當作黔滇道上的同伴，八十年前，李霖燦在途中又將《徐霞客遊記》視作“無言的朋友”，而作者自己也在同一條路上讀著徐霞客的文字。朱元璋、徐霞客、林則徐、西南聯大的學生與作者，共同將這條路向歷史的更深處拓展。一代一代，迴環往復，道路便這樣傳承下來。
閱讀過程中不難發現，1937年的許多事都是偶然的。聯合大學的成立，長沙到昆明的遷移，遷移中青年人的士氣和熱情……這一切都具有極強的偶然性，由多種因素促成。長沙聯合大學剛開課的時候，沒有課本，沒有參考書，教授們不得不憑著頭腦裏的記憶授課。英國詩人燕卜蓀整段整段背誦《奧賽羅》、喬叟、斯賓塞，其風采令人神往。但燕卜蓀不會背散文，還是有人送了一套《莎士比亞全集》才解決了問題。與之呼應的是，作者這次旅行，和以往作為記者出差最大的不同就在於，沒有什麼是“必須做”的。只有將旅行當成偶然性的堆積，才能“放鬆地走路，放鬆地聊天”。如此敘事帶來的是一種漂流的狀態，不試圖證明什麼，不試圖讓某個人張口，不試圖建立某種邏輯，也不試圖揭示某個真理。當我們接受了這種偶然性，獲得的是非常放鬆的自由感。
在西行路上，作者開始重新理解那些曾經被空泛的口號消耗了的宏大概念。通過雙腳一步一步丈量，空洞的概念得以填充，沉睡的記憶被喚醒，人物豐滿、鮮活起來，歷史變得紋理清晰，可見可感。當下因觸達了歷史的縱深以及對未來的探索而豐盈充沛，我們於是獲得了更豐富的意涵。人需要他者來發現自我，那麼，用身體去觸摸歷史的脈搏，恰恰是為了更真實、更豐富地感受當下時代，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會重新發現一種“壯闊”。
1938年的年輕人和2018年的作者面臨著同樣的問題：什麼才是好的生活？思想和行動是什麼關係？人生的意義又到底為何？
作者在官莊看穆旦紀錄片，回想起青年時代，不禁問：“我把那些日子都花到什麼地方去了？”到了盤縣，他已經想明白：“現在看來只是我們恰巧趕上一個國家上升的曲線，勢比人強，卻讓我們誤以為一切可以持續，遲遲不肯降落，以致浪費了太多的時間。”此時，作者提示我們，不能過度陷入沉思，“思慮並不帶來答案，因為答案很可能躲在行動背後。”
湘黔滇旅行團的年輕人面對棄筆從戎的同學時，內心相信徒步到昆明，繼續讀書同樣是愛國的表現，這個信念最終成為西南聯大精神的奠基石。作者也懷著這樣的信念，他用徒步校準生活的指針，重新確認自我價值。
“尾聲”部分，從敘事到調子都與前面截然不同，乍一看只是材料堆積，實際上是作者精心設計的隱微之筆。就像電影結尾，每個人的去向都在此呈現。從前那明朗、活力四射的生活狀態，在炮火中也沒委頓的精神，臨近“尾聲”時卻儘是飽經滄桑後的淡泊與無力，讀起來令人唏噓。這部分按人物分節，但仍能看出時間脈絡。有的人物多次出場，如趙新那、吳大昌，每次出場的年代都不同，物換星移，世殊時異，人的際遇卻不可同日而語。
書的結尾，年近百歲的吳大昌回想馮友蘭的話：“人生就是，活著就是活著……”這句話豁達通透，卻不免老氣，可能讓年輕人無所適從。寫這本書時作者36歲，青春已近終結，人生卻仍有無限可能。既然身在局中，無法參透人生之奧義，那麼就需要仰賴一種慣性。這慣性並非不假思索地隨波逐流，而是一開始就設定好方向，將身體與精神全部調動起來之後在路上形成的。
作者曾説，人是流動的，人的本質由行動創造而來。所以，面對迷惘，他指向了徒步，這種“方向感明晰、富有節奏的線性前進”，能讓我們用慣性，推開胡思亂想與隨波逐流，打開孤立隔絕的自我，克服迷惘，化解那些小小的存在主義危機。這實際上也從另一個角度應和了馮友蘭的話：“人生問題就是這樣子，你就好好過生活，你在生活裏頭過好生活，就沒有問題。”（阿唐）
